【學術爭鳴】

侯方良、仝濤相繼於青海瑪多扎陵湖北側尕日唐發現的很可能屬於秦代遺存的石刻文字資料，其真偽引起爭論。《漢書·食貨志上》有關於童蒙教育的記述：“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所謂“書計”，是說基本識字計算能力的培養。而“六甲五方”，顧炎武說：“‘六甲’者，四時六十甲子之類﹔‘五方’者，九州岳瀆列國之名。”（《日知錄》卷二七《漢書注》）也就是說，“六甲”是關於時間的知識，“五方”是關於空間的知識。通常都將這段文字理解為漢代教育史料。然而班固下文說：“此先王制土處民，富而教之之大略也。”周壽昌也說：“此《禮記·內則》之言。”反映的是“古人小學之所有事”（《漢書注校補》卷一七《食貨志第四上》）。我們如果以秦代人涉及“六甲五方”的知識結構為視角，應當有益於對新見秦刻石文字的理解。

新見秦刻石的歷日問題

有關這處秦刻石異議產生的焦點之一，是最初發表時的釋文“廿六年三月己卯”問題。

如劉釗所說，“根據最新的高清照片，可以說‘廿六’是‘卅七’的誤摹已成定讞”。於是，“歷日問題的疑難”“渙然冰釋”。“檢饒尚寬先生編《春秋戰國秦漢朔閏表》，秦始皇三十七年三月朔戊寅，初二日即為己卯，所以五大夫翳在扎陵湖山上刻石的具體時間可以確定為秦始皇三十七年三月己卯日，即公元前210年3月27日。”（劉釗：《再論昆侖石刻》，《光明日報》2025年6月30日08版）

其實，仝濤起初採用的就是饒歷。但是有的古歷法研究專家以為“饒歷是有問題的”。如饒尚寬“推算並採用了‘年中置閏’的歷譜”，“至少目前看來，是缺乏史料根據的。”（曲安京：《“廿六年三月己卯”與〈顓頊歷〉不符》，《光明日報》2025年6月30日08版）也就是說，“歷日問題的疑難”，現在也許還不能說已經“渙然冰釋”。

不過，“歷日問題”的解決固然可以使得我們能夠完整准確地理解石刻文字內容，但“歷日問題”的存在，卻並不能簡單地作為判定偽刻的証據。

就我們對秦漢石刻資料的知識而言，文字標記出現時間錯誤，其實並不罕見。如《隸釋》卷一《益州太守高眹修周公禮殿記》開篇就寫道：“漢初平五年倉龍甲戌旻天季月修舊筑周公禮殿。”洪適指出：“獻帝初平五年正月朔已改元興平矣，此碑書九月事尚用‘初平’者，天下方亂，道路擁隔，置郵到蜀稽晚也。”類似例証又有《隸續》卷三《建平郫縣碑》：“建平五年六月郫五官掾范功平史石工[~符號~]徒要本長廿五丈賈二萬五千。”洪適說：“建平者，哀帝之紀年，其五年已改為元壽矣，此雲‘建平五年六月’者，與《周公禮殿碑》相類，殆蜀道未知改元爾。”（〔宋〕洪適撰：《隸釋 隸續》，中華書局據洪氏晦木齋刊本1985年11月影印版，第17頁，第305頁）這是年代的錯誤。日期的錯誤，嚴肅的歷史文獻有時也難以避免。吳玉貴著《資治通鑒疑年錄》於前人已經發現的《通鑒》紀時之誤而外，又揭示出《資治通鑒》在紀事時間，特別是干支紀日方面的錯誤近900條。我們當然不能據此以為《資治通鑒》是偽書。吳著討論“錯誤原因”列出8種情形，其中“因歷法不同而誤”和“因一時疏忽而誤”兩種（吳玉貴著：《資治通鑒疑年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7月版，第17頁至第18頁，第20頁至第21頁），對於石刻發現紀日文字“錯誤”的理解可以參考。

秦代的交通禮俗

秦出土文獻所見選擇時日吉凶的數術書《日書》中，多有涉及交通文化的內容。比如，表現“行歸宜忌”的文字不僅數量可觀，覆蓋面大，其禁忌方式也備極繁密。睡虎地《日書》甲種可見有關遷徙禁忌的內容，如：“正月五月九月，北徙大吉，東北少吉，……”（五九正壹），向其他方向遷徙則多有不利。遷徙也是一種交通行為。《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秦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211年），有人於華陰平舒道持璧遮使者，預言“今年祖龍死”，“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於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遷北河榆中三萬家。拜爵一級。”卜問遷徙之吉凶的方式如果與睡虎地《日書》屬同一系統，時在秋季，而北河榆中地當咸陽正北，其卜問結果當與簡“五九正壹”一致。由此可以推知“遷北河榆中三萬家”，其時當在九月。

秦始皇作為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游蹤甚廣的帝王，其政治實踐特別重視“巡行郡縣以示強，威服海內”（《史記·秦始皇本紀》）。《史記》記載他平生凡8次出巡。其具體行期，則隻有一例見於司馬遷的記載，即《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這是秦始皇最后一次出巡。“十月癸丑”這個日子，在睡虎地秦簡《日書》中屬於秦人建除系統的“秦除”和“稷辰”中，皆未見與“行”有關的文字，而在可能屬於楚人建除系統的“除”中則正當“交日”。而“交日，利以實事。鑿井，吉。以祭門行、行水，吉”（四正貳），是利於出行的。“祭門行”儀式的意義，或即“告將行也”（《儀禮·聘禮》，鄭玄注），“行水”則說水路交通。秦始皇此次巡行先抵江漢平原，“十一月，行至雲夢”，很可能因此而據楚數術書擇日。

另一方面，“秦除”“稷辰”雖未言“行吉”，但“十月癸丑”亦不是行忌日。屬於秦人建除系統的“秦除”和“稷辰”中，均未見“行吉”日。據此或許可以推想，秦人有可能是將“不可行”日之外的其他的日子都視作“利以行”“行有得”或“行吉”之日看待的。這樣，秦人的建除中雖不著明“行吉”之日，而事實上的“行吉”日卻遠較“楚人建除”為多。可見，事實確如李學勤所指出的，“楚、秦的建除雖有差別”，但“又有一定的淵源關系”（李學勤：《睡虎地秦簡〈日書〉與楚、秦社會》，《江漢考古》1985年4期）。另一方面，當時佔日之學流派紛雜，即所謂“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而“齊、楚、秦、趙為日者，各有俗所用”（《史記·太史公自序》），重要的交通活動，大約需要事先綜合考慮不同建除系統的出行宜忌。

秦發現刻石文字言“採藥昆侖”，言“三月己卯車到此”，言“前□可□百五十裡”，則“三月己卯”是一個與“行”有關的日子。我們在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禹須臾”題下看到這樣的文字：“戊申、戊寅、己酉、己卯、丙戌、丙辰、丁亥、丁巳、庚子、庚午、辛丑、辛未，旦以行有二喜。”（一〇一背）可知在這套數術系統中，“己卯”日是有利於“行”的。

秦代的“徼外”交通

質疑“採藥昆侖”刻石真實性的學者，多指出石刻發現地點超出了秦帝國的疆域，即秦長城的西端“臨洮”。而《史記·秦始皇本紀》說“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地……西至臨洮、羌中”。明確說到“羌中”。張守節《正義》：“《括地志》雲：‘臨洮郡即今洮州，亦古西羌之地，在京西千五百五十一裡羌中。從臨洮西南芳州扶鬆府以西，並古諸羌地也。’”郭濤這樣的判斷值得重視：“秦始皇遣使‘採藥昆侖’在長城徼外的路線可以視為‘羌中道’的組成部分，隻不過比河湟道和婼羌道位置更要偏南，海拔更高，人員的流動也更少，因此鮮為人知。”（郭濤：《從交通地理角度看“昆侖石刻”》，《光明日報》2025年7月16日08版）米小強指出，《漢書·五行志》：“史記秦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見於臨洮”，“是歲始皇初並六國，反喜以為瑞，銷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象之。”內地秦人與“徼外”“夷狄”的交往，更早則有伯樂、九方堙為秦穆公“求馬”，“得馬”“沙丘”的故事。而后人多以“沙丘”對應敦煌“渥流”，理解其地在西北邊（王子今：《論伯樂、九方堙為秦穆公“求馬”》，《重慶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2期）。而烏氏倮與“戎王”的交易，也可能遠通“徼外”（晉文：《官商烏氏倮與正史記載最早絲路貿易》，《光明日報》2017年3月27日14版）。劉瑞列舉秦封泥中所見“西方謁者”“西方中謁”“西中謁府”諸例，以為“秦設有司負責‘西方’賓客，表明了秦與其統治區域以西之間的交往有相當規模”（劉瑞：《新見秦五大夫翳刻石初探》，《光明日報》2025年8月6日08版），論據是有說服力的。

秦軍滅楚之后，“因南征百越之君”，事在滅燕、滅齊之前（《史記·白起王翦列傳》）。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地……南至北向戶”。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琅琊刻石亦宣稱“皇帝之土”“南盡北戶”。而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方才“為桂林、象郡、南海”（《史記·秦始皇本紀》）。南海置郡之前，秦“南攻百越”，“深入越”，“秦禍”“南挂於越”，“行十余年”（《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或說秦人“與越雜處十三歲”（《史記·南越列傳》），都是在“徼外”活動。而徐巿船隊海上遠航，也突出體現了秦人對超出秦帝國疆域之遠方的進取精神。

秦代的東西軸線

日本秦漢史研究學者鶴間和幸著文《關於始皇帝遣使“採藥昆侖”石刻的發現》附圖“利用衛星影像繪制的秦代南北、東西軸線”。所謂“南北軸線”以同樣位於“東西軸線”上的“周洛陽城”為中心，北則“太原”，南則“荊州”。其“東西軸線”連接了這樣幾個地點：“黃河源石刻（扎陵湖）”——“秦西門（汧水）”——“秦咸陽”——“函谷關”——“周洛陽城”——“秦東門（朐縣）”。論者寫道，據“專攻衛星影像分析的惠多谷先生”繪制的“秦代的東西軸線”，“‘採藥昆侖’石刻向東與始皇帝陵、洛陽城、秦東門（江蘇省連雲港）精准地呈現一字排列，堪稱令人驚嘆的奇觀”。（《光明日報》2025年7月28日08版）

應當指出，惠多谷繪制的“秦代的東西軸線”，其實中國考古學者早在考察“通過西漢都城長安中軸線延伸”的“超長南北向建筑基線”時，已經向學界提示。1995年，秦建明、張在明、楊政在《文物》第3期刊發文章《陝西發現以漢長安城為中心的南北向超長建筑基線》，明確表示：“可以繪出一幅秦漢時期地理坐標圖，這幅圖的坐標點為長安城（或咸陽），其縱軸上方指向朔方郡，下方指向漢中郡，其橫軸東方指向上朐秦東門（應為“朐東門”——作者注）。這個坐標系與今經緯坐標相較，軸北端偏西約1°，軸東端偏北約1°，軸南端偏東約30'。其縱軸較直，與橫軸又相垂直，與今日子午卯酉坐標系有1°左右的逆時針偏轉。這一現象很難僅以巧合揣度。”研究者推測，“秦漢時代在掌握長距離方位測量技術的基礎之上，可能已初步具備了建立大面積地理坐標的能力。”所附“基線與秦東門”圖，標示了以“秦咸陽”為交點與“縱軸”垂直的“橫軸”，東達“秦朐縣”。

如果確實存在這種“大面積地理坐標”，在作者提示的天齊祠、漢長陵、漢長安城中軸線等地標因素尚未出現時，秦咸陽北面沿子午嶺修筑的直道與秦咸陽南面重要路段沿直河而行的子午道，其設計和施工或許與這種方向意識及空間觀念有一定關聯（王子今：《秦直道的歷史文化觀照》，《人文雜志》2005年5期）。鶴間和幸、惠多谷提供的“秦代的東西軸線”，向西延伸到“黃河源石刻（扎陵湖）”，並且指出“‘採藥昆侖’石刻向東與始皇帝陵、洛陽城、秦東門（江蘇省連雲港）精准地呈現一字排列”稱之為“令人驚嘆的奇觀”。這樣的意見，也許可以為我們理解“‘採藥昆侖’石刻”發現的意義，提供某種啟示。

還應當指出，在秦建明等稱作“橫軸”，鶴間和幸稱作“秦代的東西軸線”上，測知“秦咸陽”東距黃海岸邊的“秦東門”約1000公裡，西距“‘採藥昆侖’石刻”約1037.5公裡。而在高速路普遍開通以前的公路營運線路裡程，咸陽至瑪多1560公裡，咸陽至連雲港1052公裡（《全國公路營運線路裡程示意圖》〔第二版〕，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6月版）。而甘青交通，特別是高原道路建設稍顯滯后，也是可以理解的。

這樣的裡程數據，也可以幫助我們認識連雲港和扎陵湖與咸陽“精准地呈現一字排列”的一東一西兩個地點空間方位的大致對應關系。而秦始皇時代“採藥昆侖”的可能性，也可以由此大略推知。（王子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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