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創作是個體性、集體性與社會性的統一，需要在一定的文化生態中展開。中國地理空間遼闊，在不同地域生成的文學，會受到當地自然環境、風俗習慣、人文風貌的影響，從而具有地域特色。不同的時代與不同的文體，地域性又各有不同。作為詞史的第二個高峰，清詞亦具有突出的地域性。清代詞風發生、演變的過程中，本土地理與異地地理產生了重要影響。

一

本土地理，系指作家籍貫地與生活地之自然、人文環境。清人況周頤《蕙風詞話》曾從地域的角度，論述宋金詞之不同：“宋詞深致能入骨，如清真、夢窗是。金詞清勁能樹骨，如蕭閑、遯庵是。南人得江山之秀，北人以冰霜為清。”況周頤就宏觀的南北分野論詞，著眼的即是自然地理對詞體的影響。況氏提及“江山”“冰霜”，重在地貌、氣候，除此之外物產等地理元素也值得關注。比如清代嶺南詞雅健之風為人稱道，這種風貌由多種因素促成，其中嶺南植物尤其是木棉花的特殊美感頗為重要。木棉枝干高大，花朵如杯，望之似火，號為英雄之花，是嶺南文化與嶺南精神的絕佳象征。這種浩然剛正之美，又積澱於粵人的審美心理中，從而影響了嶺南文學，促成了嶺南詞中的雅健之氣。嶺南詞中許多高昂之作，正是因詠寫木棉而起，這不是偶然。試讀黃丹書《滿江紅·木棉花》上闋：“焰焰燒空，誰栽遍、水村山郭。人道是、祝融行處，牙旗參錯。赤羽一行搖白日，彤雲萬朵扶青崿。笑紛紛、桃杏斗春妍，都纖弱。”其格調與一般的詠花之作大不相同。風物影響了審美，審美影響了文學，這是典型的自然地理對清詞熏染之案例，並不僅僅是題材問題。

在人文方面，某地域之文化傳統與藝術氛圍對文學有所滲透，詞人潛意識中會趨於認同本土的詞學傳統。清初浙西詞派朱彝尊等推重宋人姜夔、張炎，提倡醇雅，從詞史的演變看是為了矯正明詞綺靡之風。不過，宋詞有多種風貌，可矯正詞壇陋習者並不僅姜張一體，朱彝尊的審美主張實與本土詞學傳統有關聯。在宋代詞壇，姜、張一派詞人與浙江有密切關系。朱彝尊《魚計庄詞序》曾說：“在昔鄱陽姜石帚、張東澤，弁陽周草窗，西秦張玉田，咸非浙產，然言浙詞者必稱焉。”其中姜夔及張輯雖非浙人，然常居浙地，多有流風遺存。周密、張炎祖籍雖非浙江，但先人早已遷浙，其實可以視為浙人。可見朱彝尊之所以推重姜張，離不開地域詞學傳統的影響。

自然與人文對清詞常有疊加影響。比如浙西詞派之發展，除了人文原因，與地理環境也有關系。清人薛時雨《梅裡詞輯序》雲：“浙西多詞家，而盛於嘉禾。其地本水鄉，煙波渺彌，極魚蟹菱藕之饒，而城南鴛鴦湖澄瑩如鏡，尤佔其勝。水澤之氣，靈秀鐘焉，故詞人往往杰出……夫竹垞、秋錦、耒邊為詞苑大宗，尚矣。乃其同裡諸彥，亦各能以幽微窈眇之思，空靈婉約之旨，沿浙西詞派，流為嗣響。豈獨淵源有自，抑亦其風土使然歟？”嘉禾即浙江嘉興，朱彝尊（號竹垞）之故裡。在薛氏看來，此地之“風土”影響了朱彝尊的審美心理，是其弘揚姜、張詞風的內在原因。同時，“風土”也塑造了此地詞人相近的藝術傾向，故而文學主張較為接近。浙西詞派在初期多為本土詞家，其發展壯大正與“風土”相關。

二

異地地理，指作家籍貫地與生活地之外的自然、人文環境。對於絕大部分文學家來說，或長或短都會有流動之經歷。地域流動帶來了創作空間的轉換，詞人離開本土，充滿新鮮感、陌生感的地理環境會影響其審美情趣，從而導致詞作題材、風格的新變。

就清詞而言，北人南下、南人北上、南北內部以及東西部間詞人的流動，皆不乏其例。由於清代詞人中南人佔絕大部分，因此南人北上引起的詞風變化最需注意。以清初為例，當時崇尚辛棄疾者眾多，雄壯詞風盛行一時。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詞人需要借“稼軒體”一抒憤懣之情，這為學界熟知。但除此之外，地理因素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對此則少為人提及。若考察創作主體和創作空間，我們就會發現，不少南方詞人詞風本較婉約，而一旦北上則趨於陽剛，發生明顯轉變。其中游歷西北、東北者尤多。前者如曹溶，曾任山西按察副使，其《永遇樂·雁門關》上闋雲：“眼底秋山，舊來風雨，橫槊之處。壁冷沙雞，巢空海燕，各是酸心具。老兵散后，關門自啟，脈脈晚愁穿去。一書生、霜花踏遍，酒腸澀時誰訴。”格調沉雄。至於東北，其為流放之所，故詞人多因流放至此。如丁澎曾被流放至遼寧尚陽堡，其《賀新郎·塞上》下闋雲：“羊裘坐冷千山雪。射雕兒、紅翎欲墮，馬蹄初熱。斜亸紫貂雙纖手，搊罷銀箏淒絕。彈不盡、英雄淚血。莽莽晴天方過雁，漫掀髯、又見冰花裂。渾河水，助悲咽。”即與其纖柔之作迥然不同。南方詞人進入北方生態環境之中，其創作常會融入厚重雄渾的因子，這種情況屢見不鮮。

更需注意的是，清詞中的異地地理，不僅僅限於中國本土，還應包括域外。晚清時隨著中外文化交流的頻繁，有詞人曾遠赴異邦，其創作空間更為擴大。如潘飛聲曾居德國柏林，詞中對德國風景、古跡、風土人情多有描寫，這在清詞史上頗為少見。題材的更新也帶來風格的變化，潘詞本以艷麗為主調，后以“瑰奇”聞名於世，正根於此。可見影響清詞者除了中土文化，還有海外風情。

三

以上是就本土與異地地理分而論之。在清詞的嬗變歷程中，當然不會非此即彼，隻產生單一影響，而往往是兩者皆有。如朱彝尊詞向以“清空”聞名，上文曾論及其創作與故鄉浙江自然、人文環境之關系。不過朱詞也有高亢沉雄之制，此類作品創作於游歷北方之時，地點有山西雁門關、北京居庸關、河北燕台等，不難看出異地地理的影響。再如甘肅詞人吳鎮，嚴迪昌《清詞史》謂其詞帶有“北方人特有的豪健爽利”，指出其詞之北方風味。清人楊芳燦所作詞跋又雲其詞有“白石之清疏”，其實吳鎮未必刻意學習姜夔。若結合創作空間，其清俊秀美之作以寫湘地風光之《西江月·襄樊道中作》《畫堂春·清明舟次辰溪作》等為佳，其清疏之風與宦游湖南倒有內在關系。

由此來看，作家之創作常常受到本土與異地地理的雙重影響，呈現出二者並存的狀態。至於何者影響更大、更為深遠，應該說大多數情況下前者為基礎，后者為變調。比如對於朱彝尊來說，本土的影響顯然更多。不過，變調不意味著不重要，對有些詞人來說，異地地理的影響反更加值得關注。比如屈大均，其《騷屑》一集詞風多樣，深沉淒涼者有，香柔婉麗者亦有，都不乏佳作，南國風味頗為濃郁。然而其中最為人稱道者，還是其雄渾勁健之作。此種風格之形成，正與其曾多年游歷秦、隴等地，來往於蒼茫寥遠之邊關絕塞有關。其作於西北的作品往往呈現出大開大合之勢，如“大黃河、萬裡卷沙來，沙高與城平”（《八聲甘州·榆林鎮吊諸忠烈》），又如“雪壓天低，雲隨山斷，咫尺長城無影”（《蘇武慢》），大筆勾勒，詞境極為遼遠。屈氏返粵之后此類風格即不多見，而以婉約為主，但其詞壇地位之奠定，恰因塞外之作。因此本土與異地地理的雙重性，又因詞人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表現與內涵。

概言之，地理環境與清代詞風的生成有密切關系。其中既有自然因素，又有人文因素﹔既有本土因素，又有異地因素。對此我們應根據研究對象的不同情況，既作靜態考察，又作動態分析。由此出發，努力揭示出地理環境如何轉化為文學創作的內在動力，發掘出清詞風貌中的地域因素，由此深化對清詞的認知。但需要注意的是，不能將地理與清詞簡單、生硬地連在一起，要避免地理決定論。畢竟文學現象極為復雜，往往是時代、地理與個體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作者：范鬆義，系重慶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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