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困在於早慮，不窮在於早豫

【光明論壇·溫故】

近日，《求是》雜志發表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文章《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文章強調：“從憂患意識把握新發展理念。‘不困在於早慮，不窮在於早豫。’隨著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和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調整，我國發展面臨的內外部風險空前上升，必須增強憂患意識、堅持底線思維，隨時准備應對更加復雜困難的局面。”

“不困在於早慮，不窮在於早豫”，語出西漢劉向《說苑·談叢》。意思是說，要想不陷入困境，就須提前謀劃﹔要想不至於絕境，就須事先預防。究其所本，這句話又源於《荀子·大略》所說的“先事慮事，先患慮患。先事慮事謂之接（通‘捷’），接則事優成﹔先患慮患謂之豫，豫則禍不生。事至而后慮者謂之后，后則事不舉。患至而后慮者謂之困，困則禍不可御”。簡言之，其所表達的乃是防患於未然的憂患意識。憂患意識是中華民族的重要精神特征，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思想內涵。

就歷史而言，中華人文精神的覺醒發生在殷周之際，其原動力就是憂患意識。作為中華元典之首的《周易》便是這一時期憂患意識的產物。“《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周易·系辭下》）《周易》開篇乾卦之九三爻雲：“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君子整天剛健奮勉，振作不已，到了夜晚仍心懷憂懼，如同危險就在身邊，不敢懈怠，從而得以免遭災禍。乾卦《象傳》又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自強不息的精神背后蘊含的正是深沉的憂患意識。既濟卦《象傳》說：“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既濟是說事情已成，功業已定。當此之時，並非高枕無憂了，危機仍然存在，因此君子要謀慮可能發生的禍患而預先做好防備。可以說，《周易》通篇都充溢著濃郁的憂患意識。這種憂患意識，直接為孔孟及后世之儒者所繼承和發揚。孔子雲：“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論語·衛靈公》）又雲：“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周易·系辭傳下》）《左傳》襄公十一年載：“《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孟子更是發出“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深切告誡。正是這種發軔於殷周之際、大成於孔孟的憂患意識，激發了中華民族剛健自強的精神氣概，使得中華文明綿延不絕、歷久彌新。

從思想上看，憂患意識產生於人的主體意識的覺醒。在歷史的實踐中，人的理性思維能力不斷提升，逐步認識到人世的吉凶禍福並非取決於天命鬼神的意志，而多是人自我作為的結果。所謂“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尚書·君陳》），說的就是祈福於鬼神不如修省自我之德行的意思。當人的意志屈從於天命鬼神的時候，對於世事與人生的變化隻有無盡的恐懼，談不上有何憂患意識。須知，憂患意識是一種理性的主體精神。這種主體精神在實踐中，首先表現為一種責任感。人必須在認識到自我對事情的好壞成敗負有責任時，才能產生憂患意識。由主體精神和責任感所引發的憂患意識，進一步便彰顯為大有為的擔當精神。兩千多年來，從孔子的“當仁，不讓於師”，孟子的“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再到顧炎武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所反映的都是深懷憂患意識的中國古代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的擔當精神。

憂患意識在強調主體當下的責任感和擔當精神的同時，又引發主體自覺地對未來的可能性進行預判，體現為一種前瞻性思維。《周易·系辭下》雲：“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其所說的“幾”就是事物將要變化的前兆，它既可能是好的苗頭，也可能是壞的苗頭，往往是危機與良機兼而有之。能適時准確地把握住它，就能將禍患消弭於無形，就能將事業培植廣大。“見幾而作”，就是憂患意識之下滋生的實踐智慧。清代思想家魏源說：“人不憂患，則智慧不成。”（《默觚·治篇二》）所以，憂患意識所具有的前瞻性特點，使人在覺察到危險潛存的同時，也能看到機遇的萌生。適時通變，消除危機，把握機遇，就是憂患意識所蘊含的大智慧。

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建設、改革的實踐中，始終懷有強烈的憂患意識，創造性地繼承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智慧。在新時代條件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前進的道路不可能一帆風順，越是前景光明，越是要增強憂患意識，做到居安思危。”增強憂患意識，是我黨治國理政的重大原則，是基於對黨、國家、人民事業的責任和擔當而產生的政治自覺和實踐智慧。從憂患意識把握新發展理念，是提升新發展理念下安全意識、風險意識和戰略意識的根本要求，也將為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提供必要的思想准備和規劃指導。（作者：張克賓，系山東大學易學與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