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華棟：新聞結束的地方是文學出發的地方

每到一個地方，我都覺得那個地方就是我的故鄉，我有了更多寫作的自由，有更多的“在地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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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籍河南，出生新疆﹔中學練了6年武術，又被武漢大學中文系破格錄取﹔當過報紙記者和文學期刊主編，但一直不是個“專職作家”——邱華棟身上有很多奇妙的點，用現在流行的話來說是個“斜杠”人士，唯一不變的，是他一直在寫作。近來出版的《十俠》寫的是俠客，《北京傳》寫他生活了30年的北京，兜兜轉轉，都與他的體驗有關。

邱華棟有一個特別的能力，隨時能接受採訪，挂了電話，又能續上接電話前的寫作。他說：“新聞結束的地方，是文學出發的地方。”

中青報·中青網：寫北京這座城市的書很多，如果要為《北京傳》寫一句“廣告語”，你會怎麼寫？

邱華棟：我曾開玩笑地說過一句話，叫“一書在手，北京不愁”，當然這話有點大。但這本書對理解北京城市空間的變化、3000年的城市格局，還是有幫助的。

中青報·中青網：你寫的北京，和一個土生土長的北京人寫的，最大的區別是什麼？

邱華棟：是我們感受的時間段和空間感不一樣。從城市記憶來講，他們可能對二環內的老北京記憶多一些，而現在北京的概念變化很大，既有老北京，也有新北京，還有京津冀一體化、雄安新區，等等，我寫的空間要大多了。

我在北京生活30年，算是一個“新的老北京”，而北京仍在生長。每一代人都應該去熱愛你生活的空間和城市，寫下你的觀察和記憶。

中青報·中青網：作家一般喜歡寫兩個地方，一個是現在生活的地方，一個是故鄉，你出生在新疆昌吉州，寫這兩個地方的情感會有什麼不同？

邱華棟：我最近寫了一篇創作談《沒有“故鄉”的人》。很多作家都有一個文學的故鄉，他們書寫故鄉，像莫言寫高密，賈平凹寫商洛，我突然發現，我沒有文學意義上的故鄉。我的父母是河南人，我作為移民的后代，生在了新疆。

后來，我去武漢念書，來到北京工作。每到一個地方，我都覺得那個地方就是我的故鄉，我有了更多寫作的自由，有更多的“在地感”。比如北京，是我生活的地方，是我此刻正在經歷的生活，可能比我出生在哪兒更重要。這是我和那些前輩作家的很大的區別。

中青報·中青網：現在很多年輕人都離開故鄉，到大城市求學、工作、定居。你當時從武漢大學畢業后來到北京，面臨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邱華棟：對年輕人來講，北京這樣的大城市最讓人向往的肯定是自我價值的實現，大城市的魅力在於有各種機會，特別適合人干事業。我當時大學畢業也有去南方的機會，選擇北京，是它作為首都和文化中心的地位吸引了我。我特別喜歡文學，一開始並不在文學單位工作，后來去了報社，一干十幾年，也是為了靠近文學。

困難當然很大，文學寫作的群體是一個金字塔結構，隻有寫得非常好才能“出道”，隻有最好的作者，才能擁有最好的掌聲。好在我一直是一個文學愛好者的心態，我十幾歲就喜歡文學，一直按照自己的計劃和想象來寫作，來適應。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沒有網絡，文學刊物是作家成長的陣地﹔現在網絡文學興起，作家可以在網上寫連載，有了新的文學生產的方式。我覺得對年輕人來說，肯定要找到適合自己的空間，設立一些目標——比如我，我時常想到自己是一個獨特的生命，所經歷的時間和空間是我今后不可能重復的經驗，我就要書寫一種“與生命共時空”的文字才會有時間和歷史意義。

中青報·中青網：怎麼理解“與生命共時空”？

邱華棟：我寫過不少涉及北京的小說，五六部長篇，100多個中短篇，很多寫的是當下的新事，是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城市的生活、年輕人的狀態，等等。這是我寫作很重要的一個特點。當然不是新聞，是把它變成審美化的文學。

比如，我當記者的時候，有一次採訪，看到某天發生了給高樓擦玻璃的“蜘蛛人”出事故掉下來摔死的新聞。這個發在報紙上，可能就是個幾百字的消息，但我寫完新聞之后，心裡其實是很難過的。我想到有這樣的一個年輕人，來大城市尋找他生活的空間，結果摔死了。晚上回家后，我就寫了一個短篇小說《蜘蛛人》。小說裡，銀色的蜘蛛人飛躍在城市的上空，從一棟高樓飛向另一棟，后來他還遇到了一個女蜘蛛人，他們在高空相遇、相愛，有了小蜘蛛人，他們寧願生活在高空，再也不願意下到地面……

這樣的小說具有幻想色彩，就是用文學的審美來處理新聞事件，把當下的經驗變成意象的、詩意的小說，是一種帶有后現代色彩的城市文學。

中青報·中青網：喜歡寫當下、對社會的敏感性，這是不是與你十幾年的新聞工作者經歷有關？

邱華棟：絕對是這樣。我有幸經歷了紙媒的興盛期，在報社工作，關心社會上正在發生的事情。敏銳、責任感、正義感，這些東西是新聞從業者的基本素質，我就把這種能力轉變成文學。

我說過一句話，新聞結束的地方是文學出發的地方。很多社會事件，寫成新聞幾句話就講完了，但文學可以仔細思考，思考人性的復雜性、事件背后的復雜性。所以，我的寫作很多與新聞有關，但讀者可能看不出來。

中青報·中青網：你去觀察、去寫作，會有什麼特別的寫作習慣嗎？

邱華棟：我的寫作習慣就是一點兒都不嬌氣。有的作家會有一些怪癖，比如德國詩人席勒要聞著爛蘋果的味道寫，海明威要站著寫……上世紀90年代我一個人蹲單身宿舍，晚上回家很郁悶，就跑到三裡屯剛涌現出來的那些酒吧，一個人也不認識，點個喝的，身邊人來來往往，吵吵鬧鬧，對我沒什麼影響，拿一沓紙，手寫，一晚上能寫好幾千字。

我覺得這是在報社訓練的，在有限時間內盡量提高生產效率。你也知道報社那種辦公室，大通間，領導說下午6點前要給5000字，你就趕緊坐下寫，還不時有人經過，來跟你說個話，照樣准時交稿。后來我就養成了習慣，在家裡寫作，手機響了，說完話做完事，情緒很快調整，放下手機馬上能寫。

現代人的時間被切得很碎，在這種情況下，人很容易消耗自己，刷刷微信幾個小時就過去了，所以恰恰是利用零碎時間，才能把事情完成。我都是利用零碎時間寫作，稱之為“碎片連綴法”。每年會有一個整體的寫作想法，比如要寫一部30萬字的長篇，我就算一算有多少零碎時間，下班回家、雙休日、出差……用一種碎片的方式把它完成，最后拼成一個整體。

中青報·中青網：你有過專職寫作的階段嗎？

邱華棟：我一直是業余寫作，正因如此，反而對自己有一種壓力，最近的寫作計劃怎麼還沒有完成。我當然喜歡職業寫作，但我覺得人生沒有預先安排的事，你不能設計你的人生。要順勢而為，不要擰著。比如，有的人如果一定要辭職寫作，有時候可能把生活弄糟，而且也可能寫不出來了。

我做過《人民文學》的副主編、魯迅文學院的常務副院長，現在是作協的書記處書記，工作一直和文學有關，客觀上也會促進自身對文學的理解，自然而然就到現在這個狀態。也許隻有退休后，才能變成一個真正的職業作家……

其實作家沒有退休這種說法，可以一直寫自身對生命的觀察，既觀察他人，也觀察自我的成長和時代的變化，然后以某種審美的方式記錄，或者變形，這對作家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

中青報·中青網：你從16歲開始發表作品，18歲出版小說，年少成名，會有壓力嗎，擔心自己有一天寫不出來？

邱華棟：一直沒有什麼壓力，因為寫作對我來說是一個愛好，文學本身是一個自我修養的過程，喜歡，就會變得放鬆。寫作首先面對的是自我的心靈，其次才是寫出來的作品有多大的文學價值、社會意義——這需要別人去評判。

我上高中的時候，覺得書上那些大師寫得真好，我什麼時候才能寫得和他們一樣好。我媽就說，“大狗小狗都要叫，大狗叫大狗的，小狗叫小狗的，你怕什麼”。所以，我就覺得寫作這事兒，面對自己的內心，就挺好。

中青報·中青網：現在90后作家也慢慢成長起來了，以你的觀察，這一代青年作家有什麼共性嗎？

邱華棟：他們的共性就是非常有個性。我經常注意搜集一些青年作家的書，發現他們確實已經是另外一代人了，給小說起的名字都不一樣，比如鄭執有個小說叫《仙症》，一開始我都看不懂題目什麼意思。這說明他們已經有一種新的審美表達，文學是人的心靈的一種外化構造。

中青報·中青網：對年輕人來說，有太多比寫作有趣的事情，你當時有遇到過誘惑嗎？

邱華棟：當然有很多誘惑，這是正常的。文學是一個藝術領域，我不主張人人都去寫作，不需要那麼多作家。但文學又是很多東西的根本，比如影視藝術，文學的記錄功能和審美價值也一直存在。所以，文學不會死掉，作為語言藝術，它存在於我們的空氣之中，是一個大而無用、又有大用的東西。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最好還是有一點文學修養，因為總是會接觸。

我不是躲在書齋裡的人，我的其他興趣也挺多的。我練過武術，也一度喜歡極限運動，我採訪過一些登山的人，特別羨慕他們在全世界登山﹔我也關注潛水，只是浮在表面下不去……我覺得年輕人多一些嘗試挺好的，人生是一個向死而生的過程，不可逆，所以要嘗試新的活法，也許能爆發自身的潛力。

中青報·中青網：你最近有什麼新愛好嗎？

邱華棟：我會喜歡研究某一方面的一個小問題。比如，我還想把《北京傳》寫得更“厚”一些，我會搜集資料，關於北京的植物、北京的下水道……自己的興趣和工作是同一件事，挺愉快的。

中青報·中青網：最后，對年輕人有什麼作為“過來人”的建議嗎？

邱華棟：我覺得人年輕時候應該去做一些相對困難的事情，不能讓自己過得太舒服。比如讀書，把一本很難的書啃下來，也許在將來會對你非常有用。我小學五年級讀《紅樓夢》的原著，會看不懂，還是去看。如果年輕時候不去挑戰自己，一味嗨，嗨完了就什麼都沒有了。也許這是老生常談，但這就是我真切的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