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清明》是宋詩嗎

“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這首傳為晚唐杜牧所作的七絕《清明》，是當下中國知名度最高的節日詩之一。每當一年一度的清明時節來臨，就會在互聯網上出現長長短短的熱文。在大眾傳播中，《清明》一直被理解為專門歌詠“清明節”的詩作。比如《千家詩》就說是“此清明遇雨而作也”。再如在唐代文獻研究方面成就極大的陳尚君教授，也在《南方人物周刊》2020年第9期的採訪中認為：此詩寫於宋代，並非出自杜牧。原因有二：第一，杜牧文集及《全唐詩》中均沒有收入此詩﹔第二，唐人重視寒食節而宋人更重視清明節。

被誤讀的杜牧《清明》

先說一個被長期誤讀的問題：杜牧《清明》是專寫“清明節”的詩篇，是“宋人更重視清明節”的文學呈現。事實並非如此。此詩雖然以“清明”為題，但全詩首句是“清明時節雨紛紛”，按照詩題命名的一種慣例，詩題《清明》可能是由首句的前二字“清明”摘錄而成，這是中國詩歌肇始於《詩經》的一種傳統，例如李商隱的一些詩篇包括極其著名的《錦瑟》就是這樣命名的。這是其一。其二，“清明時節”的范圍是一段時間而非特指清明節當天。杜甫《春夜喜雨》的“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和《江南逢李龜年》的“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兩詩的“時節”，均非特指某天某夜。杜牧的“清明時節”或“杏花時節”（詳后），與杜甫的用法完全一致。其三，作者隻寫天空中的“雨紛紛”，而不是節日路上的“人紛紛”。如果“路上行人”很多，隻要問一問迎面而來的其中一部分人，就完全能夠知道前方哪裡有酒家有村落了。“欲斷魂”，就是冷雨紛紛，囧況已久，“快要沒命了”。打聽酒家，就是打聽避雨之地，投宿之所。張籍《成都曲》：“萬裡橋邊多酒家，游人愛向誰家宿？”南唐李中《離家》：“投宿匆忙近酒家。”正因為無人可問，行人才會請教大路旁細雨中牛背上的牧童。可以想見，那一天淒風冷雨，詩人首次行經此地，對周邊環境極為陌生，才會“欲斷魂”而“問酒家”。“牧童遙指”也說明“杏花村”與問答地點距離較遠，雨中的初來者難以發現遠處的村庄。需要追問的是：“杏花村”是村名還是村景？這決定“杏花村”是本來就有還是因詩附會。依照常理，牧童針對“酒家何處有”的回答，不會是杏花盛開的雨中村景而應該是當地准確無誤的唯一村名：前方有個“杏花村”，村裡就有“酒家”。

據此，將杜牧《清明》理解為專詠“清明節”甚至是掃墓歸途或見人掃墓而傷感的詩篇，都是學術史以及接受史上一個長期未曾覺察的極大誤會。這個誤會，不僅影響正確理解杜牧《清明》的詩旨、詩藝及其作於唐代的事實，而且影響對唐宋時代寒食、清明風俗的正確認知。所謂“宋人更加重視清明節”的一個主要內容，就是宋人將清明節與祭祀活動結合得比唐代更為緊密。最著名的詩作，莫過於南宋高翥的《清明日對酒》：“南北山頭多墓田，清明祭掃各紛然。紙灰飛作白蝴蝶，淚血染成紅杜鵑。日落狐狸眠塚上，夜歸兒女笑燈前。人生有酒須當醉，一滴何曾到九泉？”但這個理由並不能說明杜牧《清明》是宋詩：既然“南北山頭多墓田，清明祭掃各紛然”，外出祭掃的行人，就不會只是零星出現，而是所在多有。可是祭祀活動的痕跡，詩中卻分毫未見，可以肯定不是南宋城鄉居民進行祭祀活動的清明節。因為清明節的前一天，白天全國禁火，隻有到了清明啟用新火之后，才可能出現“紙灰飛作白蝴蝶”的祭祀場景。也許正是《清明》詩與清明節全無關聯，《錦繡萬花谷》的編者，才會一方面將《清明》稱為“唐詩”，一方面又將《清明》的詩題改作《杏花村》。當然，厘清杜牧《清明》的原始情景與清明節的關系，並不影響現代讀者繼續將《清明》當作節日詩來理解和使用，畢竟“清明節”當天也包含在“清明時節”之中。

被誤解的唐代“清明”

接下來的問題是，唐人是否不夠重視清明節呢？答案可能不是這樣，因為唐人是兩節並重。唐明皇李隆基《初入秦川路逢寒食》即說：“可憐寒食與清明，光輝並在長安道。”有時則是更加重視清明，因為寒食隻能享用冷飲冷食，而清明可以熱飲熱食，使人各個方面更加舒坦愉悅歡快。韋應物《清明日憶諸弟》就說：“冷食方多病，開襟一忻然。”后人之所以形成唐代更加重視寒食的印象，那是因為兩節相連而寒食在前，一切節日活動包括祭祀活動，都從寒食開始。王泠然《寒食篇》雲：“秋貴重陽冬貴臘，不如寒食在春前。……縱使遨游今日罷，明朝尚自有清明。”意思是寒食與清明一玩就是兩天，不少年份連帶上巳就是三天，遠勝重陽與臘日的單日休閑。寒食白天禁火，王建《寒食行》因此說：“寒食家家出古城，老人看屋少年行。……三日無火燒紙錢，紙錢那得到黃泉？”古人認為紙錢必須經過燃燒，才會被逝者收取。這個“三日”特指“三月三日”，亦即與寒食節重疊的上巳節。甚至民間制作新火，或皇帝頒賜新火，都是從寒食夜開始的。中唐韓翃為皇帝所熟知的通天之作《寒食日即事》，可以看作是漢唐一以貫之的賜火傳統：“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煙散入五侯家。”清明因為有火而更加熱鬧，更加受到從帝王到平民的普遍熱愛。張說《奉和聖制寒食作應制》寫道：“從來禁火日，會接清明朝。……皇情愛嘉節，傳宴與簫韶。”表明皇帝更為喜愛重新用火的清明節，因而大開筵席，宴賞重臣，演奏古樂。正常情況下，這樣的活動幾乎年年舉行，所以張說還有類似的詩篇，如《奉和聖制初入秦川路寒食應制》的“今歲隨宜過寒食，明年陪宴作清明”，《清明日詔宴寧王山池賦得飛字》的“今日清明宴，佳境惜芳菲”。孟浩然寫於長安的《清明即事》曾對此頗有不平：“帝裡重清明，人心自愁思。”顧況之子顧非熊的《長安清明言懷》也說：“明時帝裡遇清明，還逐游人出禁城。九陌芳菲鶯自囀，萬家車馬雨初晴。”京城如此，民間亦然。即使是經過安史之亂，地方上的清明節，依然盛況如前。杜甫《清明》說：“著處繁花務是日，長沙千人萬人出。”某些年份，三月三日上巳節因與寒食節或清明節重疊，形成節上加節的雙倍熱鬧。王維《寒食城東即事》的“清明兼上巳”，就是清明與上巳同為一天。李穆的《三月三日寒食從劉八丈使君登遷仁樓眺望》，則是上巳與寒食重疊：“花柳清明節，親賓上巳筵。”詩人將重疊的雙節“三月三日寒食”，提前並入次日的第三個節日清明節，稱作“花柳清明節”。因為清明兼有自然節氣和人文節日的雙重特性，所以唐代詩人尤其是晚唐五代詩人，往往像李穆那樣，將寒食、清明和上巳相連或偶有重疊的那段時間，統稱為“清明”或“清明時節”。又因為寒食與上巳只是民俗節日，所以從未出現“寒食時節”或“上巳時節”的說法。皮日休的《登第后寒食杏園有宴……》就是這樣：“雨洗清明萬象鮮，滿城車馬簇紅筵。”詩題是“寒食”，詩句卻是“清明”。溫庭筠《禁火日》同樣如此：“駘蕩清明日……春鬢杏花紅。”或者將這段時間寫作“近清明”。溫庭筠《寒食前有懷》：“春寒寂歷近清明。”詩題明明是“寒食前”，時間上更靠近寒食，但詩句卻是“近清明”。清明節多出現在農歷三月，二月次之，四月極少見，因此唐詩中又有“清明二月天”的說法。既然唐人將“寒食”歸並到“清明”，且以“清明”作為這段時間的指代，這一現象，顯然與“唐人重視寒食節而宋人更重視清明節”的說法不盡吻合。

被化用的杜牧《清明》

一旦“清明”指代以清明為中心的一段時間，“清明時節”的說法就會應運而生，成為晚唐五代具有時代特征的一個時間概念。除了杜牧《清明》的“清明時節”之外，來鵬、李中、蘇癿、魏承班、楊徽之（入宋前）的相關作品都出現了“清明時節”。類似結構則有張籍、司空圖、張泌的“時節近清明”、王建的“清明好時節”、韋庄的“時節正是清明”、毛熙震的“楊柳杏花時節”等等。中晚唐特別是晚唐五代宛如一個以“清明時節”“杏花時節”“雨”“杏花”“梨花”（此處不論）為時尚表達的文學季節。溫庭筠是小杜牧10歲的詩人和詞人，如果說杜牧的多數名作，溫庭筠能夠讀到，應該問題不大。溫詞《菩薩蠻》其十一，是較早將“清明雨”“杏花”“時節”寫入詞中的著名作品：“南園滿地堆輕絮，愁聞一霎清明雨。雨后卻斜陽，杏花零落香。無言勻睡臉，枕上屏山掩。時節欲黃昏，無憀獨倚門。”南唐馮延巳的《蝶戀花》緊隨溫詞之后：“滿眼游絲兼落絮，紅杏開時，一霎清明雨。”高度類似杜牧《清明》片段的詞作，就是北宋詞人宋祁《錦纏道》的下闋：“向郊原踏青，恣歌攜手。醉醺醺、尚尋芳酒。問牧童、遙指孤村，道杏花深處，那裡人家有。”薛礪若《宋詞通論》說最后三句化用杜牧《清明》的句意。這就產生一個問題：是先有杜牧詩還是先有宋祁詞？按杜牧卒年至宋祁生年，大約150年之久，確實相距太遠。陳尚君先生稱杜牧《清明》是“唐詩中最有名的偽詩”：“這首詩收於南宋中期兩種類書：《合璧事類》和《錦繡萬花谷》，但都沒說是杜牧所作。最早將其作為杜牧的詩，現在能看到的是《分門簒類唐宋時賢千家詩選》（日本所藏宋刻善本）。從宋末開始，《千家詩》及其他一些詩集都收了此詩，附會給杜牧，又出現在以后各代小學的讀本中。”（同前引）徐辰先生則在《杜牧真的寫過“清明時節雨紛紛”嗎？》的網文中指出，《錦繡萬花谷》所收《清明》，題作《杏花村》，無作者，僅說明“出唐詩”。

如果僅僅從文獻角度看，《清明》確實來路不明。但是，如果換個角度觀察，就會發現另有傳承路徑與空間：《錦繡萬花谷》不會無緣無故稱《清明》（《杏花村》）為“唐詩”，來路不明並不直接等於或者完全等於其詩不真，而宋祁詞又與《清明》詩部分同構，這一點就和宋詞常常化用唐詩的創作習慣高度吻合了。宋祁自己就在《鷓鴣天》中多處引入唐詩：“畫轂雕鞍狹路逢，一聲腸斷繡帘中。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金作屋，玉為籠。車如流水馬游龍。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幾萬重。”“身無……心有”一聯，見於李商隱的《無題二首》。“車如流水馬游龍”，化用盛唐蘇颋《夜宴安樂公主新宅》的“車如流水馬如龍”﹔又見於南唐李煜的《憶江南》：“多少恨，昨夜夢魂中。還似舊時游上苑，車如流水馬如龍。花月正春風。”只是將“馬如龍”變為“馬游龍”（眾多的馬隊變成了在水裡游動的蛟龍）。“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幾萬重。”化用李商隱《無題》的“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一萬重”，由“一萬重”變成“幾萬重”。稍改唐詩之后，再加倍著重表達情緒，正是宋祁這首詞的特點。《錦纏道》的“醉醺醺、尚尋芳酒”也是加倍表達的方式。相比之下，杜牧只是急切盼望有一個休憩寄宿之地外加解乏之酒而已。如果否認這是對《清明》詩的化用，將難以解釋宋祁《鷓鴣天》詞與唐詩的關系。“醉醺醺”之語唐詩多有，杜牧也在《並州道中》說過一次。蘇颋詩、義山詩、李煜詞，以及杜牧含有“醉醺醺”的詩都是全篇俱在，所以宋祁所見的《清明》，不會僅僅是詞中化用的后兩句。《清明》詩全篇以“雨紛紛”為基調，一氣呵成，遠比宋祁詞的化用流暢自然，完全不像是好事者將宋祁詞縱游兼縱酒的片段擴充而成。

此外，宋祁大史學家的資歷也值得重視，他歷官龍圖閣學士、史館撰修、知制誥。與歐陽修等合修《新唐書》，是《新唐書》的首要作者，歷時十余年，有條件接觸和飽覽皇家圖書館的全部文獻，不排除當年他曾見過杜牧的《清明》原詩而在創作時加以化用的可能。以上論述表明：《清明》並非專詠清明節，《錦繡萬花谷》稱《清明》為“唐詩”，宋祁詞多處化用唐詩包括化用《清明》后二句，“清明時節”的時間概念出現並貫穿於晚唐五代，這些証據均不支持“杜牧《清明》宋詩說”。不僅如此，劉學鍇先生在《唐詩選注評鑒》中，舉出宋初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九十昇州所記：“杏花村在（江寧）縣理西，相傳為杜牧之沽酒處。”“可証此前已有杜牧沽酒於杏花村之傳說，則此詩傳為杜牧作在五代時或五代前即已如此。”這個說法在沒有出現顛覆性証據之前是可以信從的，因為民間傳說隻有流傳一段時間之后，才有可能進入文人著作。如果“杜牧沽酒於杏花村”的傳說產生在“五代前”，就與前文討論“清明時節”這一時間概念的出現時間互為映照並相得益彰了，也和杜牧《寓言》的“杏花時節在江南”、《遣懷》的“落托江南載酒行”、《泊秦淮》的“夜泊秦淮近酒家”、《江南春》的“水村山郭酒旗風”、《閑題》的“借問春風何處好”、《村行》的“蓑唱牧牛兒”等等，若有呼應了。

大數據時代的文獻檢索優勢，可能也會將考察的目光帶入認識的死角：以為相關文獻已經盡收囊中，相信個人掌握的是全息世界，在這個全息世界裡沒有被發現的，一定屬於偽造。但存世文獻僅僅是原生文獻的一部分。隨著文獻主人的離世或其他原因，有的文獻不幸滅失，有的藏匿不出，有的分散、游走、變形、寄居在后起文獻的叢林之中，有的如韋庄《秦婦吟》、敦煌詞等則因某種機遇而重見天日。判定一首詩的時代身份，不僅需要顧及直接引用關系、整體呈現關系，也要重視共生關系、化用關系。以唐詩而言，唐人創作的唐詩多於唐集所收的唐詩，唐集所收的唐詩又多於今人所見的唐詩。原因很簡單，不少零散的唐詩和一些唐集失傳了。如果僅僅根據傳世的文獻信息來判定整體原生文獻的缺失部分，然后聚焦一點不及其余，有時難免風險太高。那些認為《清明》是宋詩的論述，一概不提宋祁之詞和樂史之記，不能不說是“杜牧《清明》宋詩說”的最大遺憾。 （作者：羅漫，系中南民族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