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余年共放流700多萬尾 人工放流能救中華鱘嗎？

已經連續第4年了，科研機構還是沒有監測到中華鱘的自然產卵。

沒有卵，也就沒有可能孕育新生命。

中國水產科學研究院長江水產研究所研究員、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物種生存委員會鱘魚專家組成員危起偉在接受科技日報記者採訪時，確認了這個壞消息。自然繁殖中斷，成為中華鱘這一古老物種面臨的最大困境。

“情況不樂觀。”他嘆了口氣，“有可能，中華鱘就這麼走了。”

“自然種群已嚴重衰退，生存狀況十分瀕危”“古老的鱘魚似乎卷入了滅絕旋渦”“中華鱘的野生種群走到了瀕臨滅絕的邊緣”……翻看近幾年刊載的論文會發現，來自不同科研單位的作者，在描述中華鱘現狀時，都帶著一些慨嘆和悲情。

但好在，保護的窗口期還沒有關閉。

今年4月中旬，一萬尾子二代中華鱘，從湖北宜昌濱江公園胭脂園放歸長江。這是中國長江三峽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三峽集團)30多年來的第64次中華鱘人工放流。

人工繁育的中華鱘后代，背負來自人類無言的期待——期待它們能補充中華鱘野外種群，給中華鱘帶來新的希望。

自然繁殖中斷，危險的信號

2020年的秋季監測無功而返。實際上，從2017年到2020年，連續多年，那綠豆大小的卵，再沒有出現過。

中華鱘，1989年就被列為國家一級重點保護動物，目前已極度瀕危。

這是一種海河洄游性魚類，身軀龐大。在長江生活了上億年，它們形成了一套適應長江環境的產卵繁殖機制。

中華鱘在長江上游出生，在海洋中度過生命的大部分時光。但繁殖啟動的信號來臨時，它們就會像被什麼指引著一般，准確地找到長江口，溯河洄游三千公裡，回到他們的出生之地，抵達長江上游的金沙江(宜賓—屏山)河段產卵繁殖。

后來，葛洲壩水利樞紐阻斷了中華鱘的洄游繁殖通道。為保護中華鱘，1982年，經水利部批准成立了中華鱘研究所。它是我國首個因大型水利工程興建而設立的珍稀魚類科研機構。

中華鱘研究所姜偉博士告訴記者，中華鱘是一個旗艦物種，它有強烈的指示意義。其種群的資源量水平、野外種群的狀態，是長江和海洋流域健康狀況的系統性體現。“如果要選擇一個能夠代表長江生態系統的種類，那就是中華鱘。”

保護大魚，難﹔保護生活史如此復雜的大魚，更難。姜偉說，當初做中華鱘保護工作，就做好了打持久戰的准備，這絕非朝夕之功。

如今每年秋季，多家科研單位會在葛洲壩下中華鱘產卵場開展監測調查。

中華鱘是少有的秋季繁殖的魚類。中華鱘卵，黑色，綠豆大小，黏性很強。它們會“藏匿”在礫石表面或縫隙內，這或許是中華鱘父母為孩子躲避敵害選擇的一種策略。

危起偉告訴記者，監測方式主要有四種：水聲學探測，用來探明調查區域內中華鱘親本數量﹔江底採卵，用河流底層網採集樣品直接觀測﹔水下視頻觀測，由船舶搭載高清攝像頭在江底逡巡﹔還有一種傳統的方式——解剖食卵魚。

2020年的秋季監測無功而返。實際上，從2017年到2020年，連續多年，那綠豆大小的卵，再沒有出現過。

這確實是個危險的信號。

很難知道中華鱘的確切數量。科研人員一般通過對產卵場江段的監測，來推斷種群的情況。

危起偉告訴記者這樣一組數據：上世紀70年代，每年洄游到長江的中華鱘繁殖群體數量達2000余尾。上世紀80年代葛洲壩截流后不久，每年到達葛洲壩下產卵場的中華鱘繁殖親魚數量持續下降：2009—2012年間，下降至100余尾，2013年以后進一步下降至100尾以下，2017—2019年洄游群體的數量僅有約20尾。

如果畫成圖，你會看到一條隨時間陡然下跌的曲線。

危起偉分析了中華鱘種群下降至此的原因：葛洲壩的修建，阻隔了中華鱘的洄游通道，它們喪失了曾經分布在葛洲壩上游的產卵場。長江上多個水電工程蓄水運行形成的滯溫效應，使得中華鱘繁殖季節水溫升高，進一步壓縮了它們自然繁殖的時間窗口。再加上捕撈、航運和污染等多重因素，中華鱘的生存環境急劇惡化。

全人工繁殖技術已突破，人工增殖放流存爭議

人工繁育中華鱘的最終目的，還是讓它們回到長江，讓它們補充野外種群。30多年來共放流中華鱘700萬尾以上，但中華鱘資源增殖“收效甚微”。

危起偉團隊曾在2020年初發表了關於白鱘滅絕的論文。那是一種體型更大但公眾認知度更低的生活在長江裡的鱘魚。

根據他們的推算，白鱘在2005年到2010年時已經滅絕，只是那時人類對此並未察覺。白鱘的命運提示人們，一旦錯過了保護的關鍵時間節點，就真的來不及了。

好在，和白鱘不同，中華鱘還保留有人工繁育的種群。

位於湖北宜昌的中華鱘研究所如今隸屬於三峽集團，是唯一持續進行中華鱘增殖放流的機構。

成立近40年，中華鱘研究所在中華鱘人工繁育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進展。

2009年突破的全人工繁殖，是一個裡程碑式的進步。它意味著，繁育中華鱘，不再需要從野外捕撈野生親體。那些野生親體的后代，是子一代中華鱘﹔在全人工環境下長大的中華鱘的后代，則是子二代中華鱘，也是現在三峽集團放流的主要對象。

中華鱘研究所還為極端情況儲備了單性繁殖技術。如今，野生中華鱘種群的性別比已經失衡。如果未來有一天，隻剩下雌性個體，就算它再找不到雄性伴侶，人們仍可人工誘導激活中華鱘卵子，產出后代。

科研人員在技術上做了一系列准備。若一切無可挽回，后人至少依然能見到中華鱘。

但人工繁育中華鱘的最終目的，還是讓它們回到長江，讓它們補充野外種群。

據統計，包括中華鱘研究所在內的多個機構，30多年來共放流中華鱘700萬尾以上。

有關注長江生態的專家向記者感慨：“700多萬尾啊，放流了這麼多，但效果呢？”

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教授黃真理也在論文中直言，中華鱘資源增殖“收效甚微”。

質疑聲一直存在：放流真的有用嗎？放流的中華鱘去哪了？

2014年以后，中華鱘研究所開展了中華鱘放流標記追蹤工作。2019年的監測數據顯示， 73%的放流中華鱘，在放流后能夠到達出海口。

姜偉觀察到，很多淡水魚被放流后，會向長江上游游動。但中華鱘的目的地則非常清晰——去下游，去海洋。這也意味著，人工養殖並沒有磨滅掉中華鱘的本能。中華鱘需要10年甚至15年才會性成熟。那麼，它們有沒有遵循本能，曾回到過長江產卵？

這一點確實難以說清。姜偉說，2009年之后，對野生中華鱘的科研捕撈已被禁止。時間太長，中華鱘身上的一些短期標記就遺失了﹔能長時間維持的標記，又必須打撈后才能確認。

“在能力和設施允許的范圍內，我們做了大量保護類的基礎工作。可能每個人分析問題的角度不一樣。但是魚類保護的兩個大方向，就是‘就地保護’和‘遷地保護’，我們一直按照野生水生生物保護的思路和框架在推進這一工作。”姜偉說。

就地保護，顧名思義，指的是保護棲息地，保護產卵場。而遷地保護中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做人工保種、人工繁育。

“可能推進的效果在旁人看來沒這麼明顯，后面也確實還有問題亟待解決。”姜偉坦率地說，“但我們要做下去，要行動。邊做，邊看還有什麼要改善的。”並不怕有爭議。科學問題，一邊爭論，一邊驗証，一邊求索。中華鱘保護本身是個系統工程。“最重要的是，我們要持續地形成研究保護的合力，一起為這件事努力。”

好在，在“長江大保護”的總體戰略下，從2020年起，長江進入了十年禁漁期。“禁漁之后，我們對放流后中華鱘的存活比例還是很有信心的。”姜偉強調。

放流要更科學，保護進程要跟滅絕速度賽跑

過去的放流，不是沒用，而是放得不夠多、不夠規范。應該制定完善的中華鱘增殖放流和資源修復計劃。

十年禁漁期，是一個難得的窗口期。危起偉深知，必須抓住這個機遇。

記者問他：“如今中華鱘面臨重重困境，在那麼多救魚措施中，您最想講的是什麼？”

危起偉沒怎麼猶豫，直言：“還是放流。”在他看來，過去的放流，不是沒用，而是放得不夠多、不夠規范。黃真理也指出，過去對放流效果的研究重視不夠，對提高幼魚放流的存活率研究不夠，相關基礎研究成果嚴重缺乏，放流具有盲目性。

危起偉對放流進行過詳細分析。過去30多年，共放流了700余萬尾中華鱘。但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放流的是還沒有開口攝食的小魚。這些魚太容易死亡，其實是不適宜人工放流的規格。30多年，真正“有效”的放流群體，其實是137.21萬尾已經越過了死亡高峰期的稚魚和幼魚。

這樣算下來，每年中華鱘放流量實際平均不到4萬尾，較國外同類放流規格數量上差了十倍甚至百倍。

一個可以用來借鑒的例子是，從1961年到1991年蘇聯解體之前，蘇聯在伏爾加河等河流放流人工繁殖的三大主要鱘魚(俄羅斯鱘、閃光鱘和歐洲鰉子代)，每年放流數量都在百萬尾至千萬尾數量級。后來，他們在恢復這些魚類自然繁殖方面取得了成功。

危起偉計算道，根據現在中華鱘需要補充的數量倒推，一年要放流的中華鱘量應達到300萬尾。“那就是千萬元以上的資金投入。”

資金怎麼來，放流怎麼更科學，都是棘手的問題。

危起偉認為，應該制定完善的中華鱘增殖放流和資源修復計劃，比如，針對現有保種資源的資源共享與繁育利用計劃，基於保種群體的遺傳管理和科學繁育搭配計劃，人工增殖放流中華鱘的野化訓練計劃，增殖放流規格、規模和地點的科學規劃和放流效果監測評估計劃……而且，還要建立增殖放流保障機制，解決中華鱘增殖放流中的經費需求和運行管理問題。

其實，原國家農業部已經出台了《中華鱘拯救行動計劃(2015—2030年)》。但危起偉表示，至今很多設想還無法真正實施。

“中華鱘已經處於困境，它需要人真正關心，真正投入。” 危起偉手指叩著桌子，近乎急切地說道，“白鱀豚滅絕了，白鱘也滅絕了。不能等啊，中華鱘會老、會死，再過十年，它們就被熬死了。”

如果真的喪失了野外種群，中華鱘的人工種群也會退化。

保護的進程，必須跟滅絕的速度賽跑，要行動。行動，才能給中華鱘的命運，拼出一個轉機。

中華鱘不會說話，用下降的數量，做求救的信號。守護它的人，得為它發聲。

“研究了一輩子鱘魚，要是沒有了，還能過得安生嗎？這個魚，要在我這裡保下來﹔保下來，以后才有機會！”危起偉強調，中華鱘拯救行動計劃要落地，尤其要搶救性保護培育好已有的3000余尾中華鱘子一代，充分發揮其繁殖效能，實施規模化增殖放流。“唯有這樣，中華鱘自然種群在10—15年后才可能恢復！”

此外，中華鱘綜合保護措施的實施，還包括近海捕撈控制與生境修復，為長江及近海水生物保護和恢復創造條件。

救魚，是沉甸甸的責任，也關乎沉甸甸的情感。

說到情感，這位一直神情凝重的專家，臉上終於有了笑意。

“不光是我對它有感情，很多人都對它有感情。”危起偉的聲音輕柔了下來，“這個魚，你看它可以看得忘記吃飯。你就覺得其他外國的鱘魚就是沒有它漂亮。它又漂亮，又威武。”

保護的進程，必須跟滅絕的速度賽跑。行動，才能給中華鱘的命運，拼出一個轉機。中華鱘不會說話，用下降的數量，做求救的信號。守護它的人，得為它發聲。（張蓋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