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考古領路人 紀念中國考古誕生一百年及《李濟傳》讀后

　　《李濟傳》 岱峻 著 商務印書館 圖片選自《李濟傳》

　　1931年安陽洹上村，李濟與考古組同仁工余游憩。前排周英學，右起董作賓、□□□、李濟、梁思永。李前珍提供 圖片選自《李濟傳》

　　一九二九年秋，李濟在安陽殷墟第三次發掘現場獲得唯一的一片彩陶片。李光謨提供 圖片選自《李濟傳》

　　【讀書者說】

　　1.走過百年的中國現代考古學

　　中國現代考古學已經走過了整整百年曲折而輝煌的歷程。從1921年安特生等在河南澠池仰韶村挖下第一鏟，發現和磨光石器共存的彩陶，並命名仰韶文化算起，經過山西夏縣西陰村、北京西郊周口店、河南安陽殷墟、山東歷城城子崖、黑龍江齊齊哈爾昂昂溪、陝西寶雞斗雞台、河北易縣燕下都等，以及新中國成立以來全國各地各類考古發掘和發現，到近日央視直播的三星堆祭祀坑的再次發掘和轟動性發現，我們可以看到，不僅中國考古的發掘、研究和文物保護等技術手段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百年來的中國考古更是對我們重新認識和評價中國歷史及其世界地位，作出了不可替代的、實實在在的貢獻。一個個考古發現，既向世人敞開了古代世界的秘密，也展示著中華文明的燦爛成就，中華民族的悠久歷史和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家國一體的形成與發展過程，述說著中華民族與其他人類族群交流互動、文明互鑒、取長補短的心路歷程。

　　值此中國考古誕生百年之際，我們反思學科歷史，審視時代課題，結合民族復興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試圖以中國材料、科學方法、世界眼光、系統理論構建具有中國風格、中國特色、中國氣派的考古學中國學派時，更需要深切緬懷那些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前賢，包括一些一度因為種種原因被塵封而漸漸淡出學科記憶的早期開拓者，比如曾經譽為中國考古學之父的李濟。從他們的探索和經歷中汲取歷史養料，拿出具有世界眼光的貫通古今、合璧中西的中國考古發現與研究的新范例，考古學的中國學派才能當之無愧地屹立世界學術之林。

　　2.首次進行科學發掘的中國考古學家

　　如果說瑞典人安特生1921年發掘河南省澠池縣仰韶村是中國考古學誕生的標志，那麼李濟（1896-1979）則是首次進行科學發掘的中國考古學家，是中國考古學真正的開創者。

　　1925年-1926年，留美歸來的李濟和跟隨安特生發掘仰韶村的袁復禮一起，在清華國學研究院和美國弗利爾美術館資助下，調查並發掘了山西夏縣西陰村，這是國人自己主持的第一次科學的考古發掘，不僅再次發現與仰韶村相似的史前彩陶等遺存，還發現有人工切割痕跡的半個蠶繭，並將其帶到美國弗利爾博物館進行了科學鑒定和確定。這一發現，讓仰韶文化在華夏腹心地帶的存在得以確認，也讓很多人聯想到中國作為絲綢之國的悠久歷史，以及黃帝之妻嫘祖養蠶緙絲制衣的古老傳說。

　　自1929年起，作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組長，李濟一直主導河南安陽殷墟考古發掘，直到抗日戰爭爆發而終止，不僅出土大量引起各界關注的甲骨及其刻辭，揭示了甲骨文的奧秘，還發現了大量建筑遺跡、墓葬、車馬坑、陪葬坑，以及青銅器、玉器、陶器、骨器等遺物，進一步証明殷墟乃商朝末代王都所在。用李濟自己的話說，殷墟發掘是“希望能把中國有文字記錄歷史的最早一段與那國際間甚注意的中國史前文化連貫起來，做一次河道工程師所稱的‘合龍’工作”。殷墟發掘與發現被認為是可以與特洛伊發掘坐實荷馬史詩相媲美的世界級重大考古發現，產生了巨大影響，李濟本人也受英國、瑞典等國邀請前往講學、交流，並被授予英國皇家學會榮譽會員的頭銜。

　　1930年，在殷墟發掘受阻的間隙，李濟又見縫插針策劃發掘了由學生吳金鼎提供重要線索的山東歷城城子崖遺址，確定並命名了以不同於仰韶彩陶的黑陶為主要特征的史前時代——龍山文化。1931年，剛剛留美回國，專攻考古學的梁思永一同參加了城子崖的發掘，並在殷墟發掘中，於洹河南岸高樓庄村北高崗上辨認出仰韶—龍山—殷墟遺存自下而上相互疊壓的地層關系，即考古學史上著名的后崗三疊層，確定了它們從早到晚的時間序列。至此，中國自甲骨文記錄上溯到史前的歷史框架——仰韶、龍山和殷墟大致上貫通了。加上周口店北京猿人遺址等，可以說在中國這塊地方，從舊石器時代以來一直有人類繁衍生息，歷史相對連續，文化自成系列，已得到考古實証。

　　3.培養考古人才，奠定中國考古學的框架和基礎

　　通過這幾次科學發掘和資料整理，李濟、袁復禮、董作賓、梁思永等人逐步確立了中國考古發掘中劃探方、分層次、設坐標的發掘和記錄原則，對出土文物分類整理和分析的研究方法，資料公布發表的體例，以及中央與地方合作、文物后續處理與保存制度等，奠定了早期中國科學考古學的框架和基礎。同時，他們還著意培養了大批專門的考古人才：除了常年在殷墟發掘的“考古十兄弟”——尹煥章、李景聃、石璋如、劉燿（尹達）、祁延霈、王湘、胡厚宣、李光宇、高去尋、潘愨，還包括留學歸國的吳金鼎、曾昭燏、夏鼐等，也在不同階段受到李濟不同方式的精心指導或栽培。

　　李濟的得意門生、哈佛大學考古教授張光直曾說，李濟的考古工作和研究在以下幾個方面產生了特別深遠的影響：堅持使用第一手科學取得的經驗材料﹔主張考古遺物的分類應以可定量的、有形的東西為基礎，從文化人類學的觀點出發對考古資料做解釋﹔不把對中國問題研究的視野局限於中國的范圍。

　　因此，李濟被公認為是中國考古學之父。其實，李濟一生始終是一個純粹的學者，一個跟著興趣、材料和責任使命，隨著家國命運起伏，顛沛流離卻堅定愛國而又絕非民族主義者的具有世界眼光的學者。李濟是1918年由清華選派、庚款資助的赴美留學生。在前兩年的留學時間裡，他在克拉克大學拿到心理學學士、社會學碩士的學位，后三年隨興趣轉入了哈佛大學人類學專業，以《中國民族的形成》的論文拿到了博士學位。盡管沒有普羅米修斯的盜火之志，但是李濟早早就立定了走科學救國之路的決心。1920年李濟轉向人類學時曾經寫下了他的求學志向：“想把中國人的腦袋量清楚，來與世界人類的腦袋比較一下，尋出他所屬的人種在天演路上的階級出來。要是有機會，我還想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波斯去刨墳掘墓、斷碑尋古跡，找些人家不要的古董來尋繹中國人的原始出來。”

　　李濟學成之后即啟程歸國。他在各地的發掘，往往一邊與盜墓賊、劫匪等短兵相接，一邊與社會誤解、文化侵略等周旋。但這絲毫沒有挫傷李濟的志向。他認為，中國的人類學家不僅要使科學去歐洲化，還要使自己的思想去民族化，尤其在那些“自我”因素起了很大作用的帶人文特性的科學工作中。所以說，中國的人類學課題不僅僅是些純粹的技術問題，除了諸如考古調查、體質測量、民族志與語言學調查這些技術性工作外，中國人類學家最迫切的任務是超越自身的民族界限。

　　李濟的這些看法和做法在20世紀30年代是振聾發聵的。從立志要量清楚中國人的腦袋，到為尋中國人的根脈而深入到田野中去“動手動腳找東西”，李濟一直堅守客觀的科學態度。無論是做體質人類學測量，還是從事考古發掘與研究，他希望做的是一種實証性的具有世界眼光的人類學和上古史。因此，他堅持從科學發掘中獲取第一手資料，在中國歷史脈絡和世界視野中進行研究，尋求不偏不倚的結論。

　　4.撰寫中國上古史，為文明古國尋根招魂

　　在最輝煌而艱難的殷墟發掘之后，李濟就告別了考古的田野舞台，被炮火追逐著，不斷地押運著文物資料搬搬搬……抗戰期間，史語所連同天民所獲得的寶貴資料曾經先后在長沙、桂林、昆明、李庄等處落腳。在最艱難的環境下，李濟兩個心愛的女兒因為缺醫少藥先后患病夭折。抗日戰爭勝利后，大家本以為從此可以安定下來，踏踏實實繼續工作了，但很快內戰烽煙再起，一貫在“搬家”中負責押運文物資料的李濟最后還是押運這批資料到了台灣。之后，李濟就隻能是一個沒有田野的考古學大師了。李濟唯一的兒子李光謨因為“想看一個新社會是怎樣建立起來的”，從台灣返回並最終留在了大陸，從此父子海峽相隔。

　　蝸居台島期間，李濟婉拒了美國高校的聘請，依然堅守著那批輾轉至台的寶貴材料，以整理、刊布和研究殷墟的考古材料為要務，並受傅斯年委托，創辦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培養學生，傳續薪火。他確實培養了一批如張光直、許倬雲、李亦園那樣的世界級學者。

　　可以說，在那個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的年代，在各種救國壯舉中，李濟是腳踏實地的科學救國者，他像魯迅一樣希望能改變中國人的頭腦和觀念。他不僅發掘和研究古物，內心一直念念不忘尋中國人之始源，探中國民族之形成，寫中國上古史，為文明古國尋根招魂，傳薪續命。這和另一考古學大師蘇秉琦的選擇幾乎如出一轍。比李濟晚生13年的蘇秉琦自作主張，將家人確定學習理工繼承家傳實業的高考選擇，改為學習歷史從事考古，希圖救治國人的靈魂。蘇秉琦在晚年梳理全國各地自舊石器時代至秦漢考古的發現，提出區系類型理論和中國文明起源的滿天星斗說，因對“超百萬年的根系，上萬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古國和兩千年中華一統實體”進行了集大成式總結而卓成一家。兩人的不同之處是，在國共決戰、南渡北歸的抉擇時刻，蘇秉琦自覺地選擇了留在大陸這片可以繼續考古的沃土，李濟幾乎是別無選擇地選擇押運文物駛向寶島台灣。

　　5.現代考古學，掀開大地史書新的一頁

　　正是由於有李濟、夏鼐、蘇秉琦等一批前賢的執著堅守和努力開拓，以田野為主要手段的現代考古學終於從數千年的舊史學傳統中破殼而出，地層學和類型學掀開大地史書新的一頁。從此，中國人的歷史不再僅僅是神話傳說、文獻記載，而是求之於科學發現的材料並逐步得以實証。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成立，李濟等篳路藍縷開創的中國考古得以薪火相傳。但是因為特殊的兩岸關系，學界一度曾刻意去李濟化，因此，盡管他所做的那些工作和研究，創立的那些原則和方法，包括考古人不收藏文物、系統全面發表資料、有一份資料說一份話等原則，仍在有意無意中被傳承著，但這位中國考古學之父、曾經的中國考古奠基者和領路人，卻漸漸被塵封於歷史的塵埃中。不僅在社會上，即便是在考古圈裡，人們也已經很少知道李濟。改革開放后，隨著兩岸關系逐步解凍、轉暖，一系列關於早期中國考古資料重新被發掘和傳播，包括岱峻先生的《李濟傳》，才使得這個“消失”的中國考古奠基者又漸漸回到人們的視野中。

　　在當年新史學疑古與信古的爭論中，李濟等毫不猶豫地選擇走向田野，以科學的理論方法去探古。今天的中國考古，依然需要不斷強化其科學的根基和立論的基礎，堅定不移地用更加完善的理論方法，豐富系統的多重材料，實事求是地探古釋古，把我們這塊土地、我們這個民族、我們的文化何以在此、何以如此，及其與整體的人類文明的關系實實在在地說清楚。作為自定居農耕文明誕生以來最為連續的文明古國和文化遺產大國，中國考古既要揭示中國人及其文化發展道路的獨特性，更要追尋其和整個人類及其文明的共通性，為認識人類文化與文明演進的普遍規律，以及未來的可持續發展策略提供鏡鑒。直立人從非洲老家走到歐亞大陸這個最遠端，現代人南北兩路抵達東亞這塊沃土，各類不同的遠古人類，他們如何在這塊土地上融合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華民族？如何陶土冶金，並從石器時代中孕育出寄托自己獨特世界觀和人生修養理念的玉器文化、生態思想與天下觀念？如何馴化動植物，從穴居採獵一步步走向農耕村落，又走向城鎮和國家，形成五千年連綿不斷的華夏文明？揭示如許謎團，舍考古誰為？

　　6.構建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中國考古學

　　中國考古既面臨豐富的出土文物和環境材料，也有眾多的文獻記載、系統的神話傳說、獨特的價值系統，尤其是我們的血脈、文化、生活至今仍活生生地延續著——這些是中國考古的優勢。李濟等先賢在殷墟等地的發掘和研究，不僅將文獻信史延伸到了商代，更佐証了兩千多年來以司馬遷等為代表的中國古史體系的可信性，以及二重証據法的重要性。今天我們看歷史，既要繼承早年史語所業已開創的考古發掘、歷史文獻、民族體質和風俗習慣這樣的多重資料的田野求索傳統，更要包括基因、碳十四、同位素等分子原子層面的各種手段、信息，乃至經典、新考古學及后新考古學的一切理論方法成就。中國人、文化和文明之所以能有今天，與其海納百川和融合創新的文化品格息息相關。考古學的目標不僅要揭示那個客觀存在的中國和人類歷史的演化過程，最后還要落實到傳承創新，以及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和可持續發展的生態文明的文化適應策略上。作為面向一個關聯古今的文明的考古學，中國考古學應該成為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文化遺產時代的考古標本，不僅是面向歷史的科學考古，也應在包括面向現實與未來的公共考古和后過程考古方面，走出一條具有示范意義的自己的路來。

　　今天我們紀念中國考古學一百年，站在一部更加完整、系統、科學的中華民族史的基礎上，重提民族復興，重新認識和定位中國考古學，重新思考中華民族和中國文明在人類歷史的地位和貢獻，首先應該還原一個完整的中國考古學探索史，應該在李濟等前輩奠定的基礎上追求一個更具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更加科學、理性、系統、立體的考古學。　　（作者：曹兵武，系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研究館員、國家社科基金特別委托項目“符合國情的文物保護利用之路研究”首席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