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學與心學的交會 論明代陽明學人的詩風

　　《明儒學案》

　　《明詩綜》

　　作為明代思想史上的重要群體，陽明學人在詩學領域亦有成就。尤值得注意的是，對於陽明學人而言，詩學與心學之交會是一個客觀的存在，也深刻地影響到他們的詩歌創作，並以不同的風格面相顯現出來。

　　性靈持守與曠達之度

　　王陽明以“心即理”“心外無物”“致良知”為論學宗旨，強調“七情順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傳習錄》下），這確實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晚明文士對個性自覺的追求。如王學左派之“泰州學派”，對自然人性的提倡最為用力，以為“良知之傳，工夫簡易，不犯做手，而樂乎天然率性之妙”（王襞《上昭陽太師李石翁書》）。以如此持守介入詩歌創作，產生以性靈為歸的審美效應也是自然之事。

　　羅汝芳是“泰州學派”早期的重要代表，“其學出於顏鈞，承姚江之末流，而極於泛濫，故其說放誕自如，敢為高論”（《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七八），在詩學方面有性靈自得的要求，對潘孝子“所為文詞，俱信筆發揮，每佔心得”（《純孝冊序》）的大力推許，即可見其一斑﹔與之相應，其詩每見曠達之色，陶望齡稱其學“盡超物偽，獨游乎天”，又說“先生之趣於詩，詩之內也，詩不必盡傳，而意為猶遠”，為“詩人之詩”（《明德詩集敘》），實即著眼於此。晚出於羅汝芳的焦竑，亦為“泰州學派”中人，其論詩亦重性靈，以為“詩非他，人之性靈之所寄也”（《雅娛閣集序》），其詩則如耿定向《評白下楊、焦兩生詩》所雲“淳也雅而淡，竑乎簡而狂……各各有自得，我心亦已降”，同樣有率性自然的風神，若論其因緣，則又與其“學道者當盡掃古人之芻狗，從自己胸中辟取一片乾坤，方成真受用”（《支談上》）的心學思想密切相關。而“泰州學派”的后勁陶望齡，曾與焦竑、袁宗道一起講論性命之學，於羅汝芳之學又最為傾心，為學以“求自得於心”（陶崇道《大司成文簡公傳》）為宗旨，受此影響，其所為詩則又有朱彝尊所謂“芸夫蕘豎面具”（《靜志居詩話》卷一六）之表征。

　　當然，“龍場悟道”之后的王陽明，同樣留下了不少良知超然的性靈詩，其中既有“空靈悠閑”的形態，又有“幽默戲謔”的風格，既顯示“突出的主觀色彩”，又表現“爽朗的格調與豪邁的氣勢”（左東嶺《龍場悟道與王陽明詩歌體貌的轉變》）。要之，在陽明學人那裡已然形成了一條詩學與心學會通的創作路徑，而在性靈意識的支配下，曠達率真又成為他們詩歌創作的重要特點，他們在性靈思潮聳動的晚明詩壇所發揮的作用可以想見。

　　教化意圖與頭巾之氣

　　從詩學層面講，所謂“頭巾氣”，亦即借詩闡述義理，有不求聲律、用語不合雅正規范而趨於俗的特點。中國古典詩歌史上的“頭巾氣”由來已久，自理學成為官方顯學后，又更見其聲勢，邵雍則成其典型，其“《擊壤集》又是一種詩，竟可作語錄讀，然猶未免‘頭巾氣’”（陸世儀《思辨錄輯要》卷五）。

　　大致而言，詩有“頭巾氣”風習的形成與重道輕文的文化傳統大有干系。陽明學求本心於良知，亦以道自重，推崇學問的教化功用，道仍為其推闡之要旨。以此為基礎認識詩歌，自難免形成道重於詩的偏向，從而在創作上顯現“頭巾氣”。在這一點上，耿定向可作典型。作為陽明后學中的重要一員，耿氏論學以“不容己”為宗，強調“心即道”（《明儒學案》卷三五），與持“童心說”的李贄意見扞格，故周柳堂有“天台重名教，卓吾識真機”（《明儒學案》）卷三五）之論。循之，其論詩以道為本，不回避時下頗受沖擊的頭巾說，稱邵雍《飲酒篇》“蓋所雲酒中得道者”（《誦陶邵詩感賦並序》），稱陶淵明詩“含德之至，非深於道者未易契其底也”（《題陶靖節集》），認為“深於詩者，風雲月露孰非道體哉”（《與胡廬山書》），這反映到創作上便是論道之語頻現。在其詩集中，像《夜坐訂學載賦贈》“大道浩無朕，何處覓真機？本心不容己，天根自秉彝。本心不容昧，天則那能違”這樣的作品在在皆是，猶如講學之語，填塞性命道德內容，理氣濃烈，詞意直露，韻致幾失。

　　不過即便是持論通達的王陽明，其講論心學后所為詩，因融含道義亦在一定程度上顯現理性化的特點，故王世貞對他有“暮年如武士削發，從談玄理，傖語錯出，君子譏之”（《明詩評》卷四）之論，陳子龍亦有“文成才情振拔，少年頗擅風雅，自講學后多作學究語，遂不堪多錄”（《明詩綜》卷三二）之嘆。有陽明后學身份的王慎中、唐順之等本色派詩人，雖道藝並重，但又更傾向於道的宣揚。如王慎中以“閨詠巷謠”與《雅》《頌》相比，認為“其大小雖殊，本於學術而足以發揮乎道德，其意未嘗異也”（《曾南豐文粹序》），緣於此，於其詩即便其友唐順之亦有“頭巾氣”之訾（李開先《遵岩王參政傳》）﹔於其詩學影響，王世貞則有“歸田以后，恃才信筆，極其粗野。一時后進靡識，翕然相師，遂成二豎之病，重起萬障之魔”（《明詩評》卷三）之譏，以復古立場發論，未免偏激，卻也客觀地反映了陽明學人詩帶“頭巾氣”的現實。朱衡《東岱山房詩錄序》以“語心指性”概括這一詩壇現象，不無道理。

　　中庸識見與中和之美

　　需要指出的是，曠達之度與頭巾之氣並非陽明學人詩歌風格的全部，對中和之美的追求同樣是他們的詩學旨趣。在此，可以聯系他們的中庸觀並以“江右王門”為例予以申述。

　　作為“陽明之道賴以不墜”（《明儒學案》卷一六）的“江右王門”，其特點在於繼承了王陽明“心之本體”的認識和“致良知”的追求，他們對中庸的討論同樣用心，這樣的理念亦滲入具體的詩歌創作中，並以雅正溫厚之貌顯現出來。例如，歐陽德以“中”釋“和”，又以道為終極追求，稱“夫隱顯動靜，通貫一理，特所從名言之異耳。故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其名二，其實一獨知也”，兩相貫通，方為“天下之達道”（《寄聶雙江》）。其詩文受中庸觀之影響也深，徐南金《歐陽野南先生文集序》“先生乃於矻然不拔之中，有調劑變和之用，卒之事行，而人心以安。至於文章，雖未嘗見其屬意雕琢，然粹雅勁健，發明理奧，沖然足為大雅之遺音”，即據之立論。又如師事歐陽德的羅洪先，其析“致良知”，尤重“中和”所發揮的作用，稱“‘良知’良字，乃是發而中節之和，其所以為良者，要非思為可及，所謂不慮而知，正提出本來頭面也”（《與尹道輿》）。對明中葉以來的復古思潮，羅氏多有聲討，其論詩反對唯以古人格調是尚，每以大雅置論，以“沉實敦厚”（《跋周氏卷》）為目標，求中和之質，其詩既見雅正音形，又不失藝術興味，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即以“達夫遠師擊壤，近仿白沙、定山，然爽氣尚存，未隨晨霧”置評。胡直的中庸觀與其師羅洪先相仿佛，以為“未發之中，中也，發而中節之和，亦中也”（《明中上》）。他又借此論詩，以“詩之作，義取含蓄溫厚，足以感人”（《唐詩律選序》）為鵠的，關聯道德與審美而不偏於一端，這亦於其詩中見出，曠驥以“往往洗澶漫而澤醇雅，則一斑有余彩，寸臠有深味”論其詩，正是聯系其“聖道不偏於內，不偏於外，其為學也，遺內而荃蹄”（《太虛軒稿序》）的中庸觀展開的。可見中庸持守確實在一定程度使江右陽明學人有了“道與藝合”的意識，其詩亦因此顯現中和之美。而作為陽明學人的重要群體，江右陽明學人詩的風格表現又從一個側面表明涵容中庸基因是陽明學人詩的重要特征。

　　總之，陽明學人詩風格多樣，既有曠達之度，又有頭巾之氣，亦見中和之美，顯示出深厚的心性義理之維。更重要的是，陽明學人並非單純的學術群體，他們與復古派、性靈詩潮、詩歌的理性化以及詩壇的雅正風向均有聯系，是推動晚明詩歌多樣化發展的重要力量。討論陽明學人之詩，對晚明詩壇生態的考察不無裨益。（作者：溫世亮，系汕頭大學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