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東唐詩之路：一條詩歌型的文化線路

天姥閣 馬駿攝/光明圖片

浙東唐詩之路線路 奚雪鬆制圖

沃洲天姥水雲間 吳新潮攝/光明圖片

【守望家園】

■這是一條以唐詩為紐帶的文化線路

■這是一個自然與人文相互融合的獨特整體

■這是一種歷史與當代跨越時空的資源集合

隨著中國的絲綢之路進入《世界遺產名錄》，文化線路這個概念逐漸在中國普及。自1987年歐洲首次提出文化線路概念開始，阿曼的乳香之路、以色列內蓋夫沙漠的香料之路等商貿和交通路線，西班牙聖地亞哥和日本紀伊山的朝聖之路等文化線路型遺產紛紛進入世遺名錄。2008年，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文化線路科學委員會（CIIC）發布《文化線路憲章》。這一綱領性文件對茶馬古道、古蜀道、唐蕃古道、紅軍長征線路等一批中國的文化線路，在認定、保護、管理與可持續利用方面指明了方向。除上述商貿、交通和主題事件類文化線路之外，中華五千多年的文明史還孕育出了一種特殊類型——以詩歌作為紐帶的文化線路，浙東唐詩之路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以唐詩為紐帶的文化線路

浙東唐詩之路是以唐代詩人在浙東運河西段、曹娥江、剡溪沿線的水陸交通行跡為依托，在浙東一湖（鏡湖）、兩盆（剡中盆地和沃州盆地）、三山（會稽山、四明山、天台山）區域內形成的一個以詩歌為紐帶，將豐富多樣的單個自然和文化資源串接在一起的獨特整體。451位唐代詩人相繼到過浙東，佔《全唐詩》收載詩人總數的五分之一，留下了1500多首詩歌。其中被《唐才子傳》收載的有173人，佔唐才子總數的62％。這一獨特的文化現象使得浙東唐詩之路成為山水旅居之路、詩歌創作之路、思想傳播之路和文化融合之路，詩路所涉及的區域成為中國山水詩的發祥地、佛教中國化時期的中心地、道教文化的發源地、中國書法藝術的聖地和士族文化的薈萃地，在中國文化史上舉足輕重。

從產生背景看，唐代浙東地區水陸交通便利、社會經濟繁榮、自然山水秀麗，人文歷史深厚。歷代詩人均有明確的水陸交通作為行進線路，縱覽沿線名山大川等自然風景及璀璨多元的人文風景。傳頌至今的詩歌不僅是歷代詩人“詩以壯景”，展現秀美山川和深厚人文﹔而且是“詩以詠志”，體現其情感、理想、體悟及其所處時代背景的重要寫照。詩仙李白公元742年寫下《夢游天姥吟留別》，先用“天台四萬八千丈，對此欲倒東南傾”寫景﹔后用“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詠志。他於公元756年再經游詩路時創作的《經亂后將避地剡中留贈崔宣城》，開篇時用“中原走豺虎，烈火焚宗廟……王城皆蕩覆，世路成奔峭”等詩句反映了安史之亂致洛陽、長安淪陷時的時勢﹔隨后用“我垂北溟翼，且學南山豹”表達了自己欲拯救百姓於水火的抱負，卻在當時看不到實現途徑的苦痛。詩聖杜甫在《壯游》中亦採用了同樣的手法，先寫景：“越女天下白，鑒湖五月涼。剡溪蘊秀異，欲罷不能忘”，繼而又用“忤下考功第，獨辭京尹堂。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抒情。各歷史時期不同詩人才子創作的詩歌，都賦予了詩歌之路與其他類型文化線路所不同的“情景交融”交互特征。

自然與人文相互融合的獨特整體

從整體特征看，詩路把多樣的自然和人文資源以“詩歌”為紐帶串接在了一起。浙東的江河山川、名勝古剎、風土人情屢屢出現在詩人們的筆下：會稽山、四明山、天台山、天姥山等名山，千佛岩、穿岩十九峰、石梁飛瀑等奇峰，曹娥江、鑒湖、剡溪、浣紗溪、若耶溪等河湖水系，國清寺、高明寺、華頂寺等天台宗佛寺，普濟禪寺等普陀山觀音道場寺廟，雪竇寺等雪竇山彌勒佛道場寺廟，新昌大佛寺、天童等佛教東傳寺廟，赤城山洞、括蒼山洞、委羽山洞等道教的三大洞天、八小洞天與十五處福地，剡紙、茶葉、鱸魚、莼菜等風物特產，越劇、紹劇、甬劇、木雕、青瓷等民俗技藝……詩路形成了一個自然與人文相互融合的獨特整體。它為浙東地區秀美的山水殊勝、多元的文化交融和多樣的民間生活提供了重要歷史見証，煥發出與其他類型文化線路不同的“詩情畫意”的藝術特征。

同時，詩歌文化線路還展現出一種獨特的動態導引作用。源於六朝士族名士塑造的傳統、風氣和文化生活方式，極大地影響著唐代詩人。他們在此地對前人的憑吊、緬懷和追思，以及對前人名篇名作創作地的追尋，使得魏晉風韻的士人文化精神在詩路沿線區域得以積澱和傳承。如東晉孫綽《游天台山賦》傳播四方，開中國山水詩之先河，也使天台山名揚宇內，成為具有極高知名度與吸引力的文化名山。南朝謝靈運採用日臻成熟的五言詩體，在越中創作並形成了我國最早的山水詩派。他創作的《過始寧墅》《登池上樓》《初去郡》等，以細膩的筆觸與幽遠的意境讓本地的山水美景與其詩歌一同名滿天下。晉永和九年（公元353年），王羲之與孫綽、謝安等41位名士修禊蘭亭，雅集酒會，題寫《蘭亭集序》，使山水景觀融入文人情趣，讓書法、詩詞與雅會均聲名遠播。再加上謝安東山再起、王子猷雪夜訪戴、任公子南岩釣鰲、劉阮遇仙、王母天姥、十八高僧、十八名士、司馬悔橋等人文逸事，讓追慕魏晉風度與名士風流、尋訪名山勝跡、謀求仙道佛隱成為一種社會風尚，引導著唐代的文人墨客“以詩為憑”不斷地探尋和追索前人的行跡與文脈。比如，李白在天台山高歌“天台鄰四明，華頂高百越。門標赤城霞，樓棲滄島月。”（《天台曉望》）是對東晉孫綽《天台山賦》的唱和﹔“腳著謝公屐，身登青雲梯”（《夢游天姥吟留別》）是向其偶像謝靈運的致敬。白居易游玩東山時，深為謝安的風雅所傾倒，在《題謝公東山障子》中寫道：“唯有風流謝安石，拂衣攜妓入東山”，借“東山再起”典故抒發自己的情感。孟浩然上天台山是向道士學習修煉長生術，服食求仙﹔賈島上天台山是因欽慕禪宗智者大師。可見，每個時代的新創作又與之前的詩人、詩作和典故等疊加在一起，產生了更大的“虹吸效應”，使得浙東的山水殊勝、人文歷史、風物民俗等獲得了更為廣泛的社會認同，詩路的影響亦因此源遠流長。這種因文學詩詞的“積厚流光”而產生的文化疊合與虹吸效應，正是詩歌之路與其他類型文化線路所不同的特征。

歷史與當代跨越時空的資源集合

2019年浙江省人民政府提出：“以詩（詩詞曲賦）串文”“以路（水系古道）串帶”分別繪就浙東唐詩之路、大運河詩路、錢塘江詩路、甌江山水詩路“四條詩路”。在四條詩路中，“打造唐詩之路黃金旅游帶”成為浙江“全域旅游推進工程”重點內容和“大花園建設十大標志性工程”之首。

一方面，在浙東地區這樣一個呈線形或帶狀區域內，唐詩之路通過文學詩詞在藝術性、文化性、思想性和傳播性等方面的作用，與本區域內豐富多元的自然與人文資源持續疊加、融合與延展，形成了遺產族群。在生態文明時代背景下，可以充分發揮其重要的教育和游憩價值，形成與浙東唐詩之路相關的各種教育、交流與對話機會，促進各類人群對於浙東地區自然山水與歷史人文的系統認知。

另一方面，浙東唐詩之路位於浙東高密度人口地區，縱貫南北，沿線自然風光秀美、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豐富，因而這條文化線路也是涵蓋20個市縣的唐詩主題黃金旅游線。以唐詩為紐帶，浙東唐詩之路可將杭州、紹興、臨海等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西興鎮、鄞江鎮、慈城鎮、前童鎮等國家級歷史文化名鎮，嵊州華堂村、新昌班竹村、天台張思村等國家級歷史文化名村，會稽山、天姥山、天台山、四明山等文化名山，以及豐富多樣的自然與人文資源串“珠”成“鏈”，在很大程度上帶動沿線區域文化旅游的協同發展。同時，通過“以詩為脈”挖掘和培育歷史經典、文化創意、休閑康養、非遺體驗、特色物產等產業，也能極大地促進沿線城鎮與村庄文化旅游經濟的一體化和高質量發展，從而提升沿線人民群眾生活品質，實現詩路沿線區域、城鄉之間的均衡發展。 （作者：奚雪鬆，系中國農業大學副教授﹔張光明，系浙江工業職業技術學院建筑工程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