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剎海裡的“金絲套”

　　鋸齒形狀的大金絲胡同 王彬攝

　　什剎海銀錠橋 王彬攝

　　柳蔭街曾是玉河故道。王彬攝

　　恭親王府獅子院 王彬攝

　　什剎海是北京歷史文化保護街區，也是著名的旅游風景區。此處水天相映，楊柳依依，在小橋流水間環繞著老北京的市井風韻。

　　金絲套地區則是什剎海的核心區，是指前海北沿、后海南沿、柳蔭街與前海西街之間的區域，包含前海北沿、后海南沿、東口袋胡同、東煤廠胡同、西煤廠胡同、大翔鳳胡同、小翔鳳胡同、大金絲胡同、小金絲胡同、前井胡同、后小井胡同、氈子胡同、北官房胡同、南官房胡同、柳蔭街與前海西街。其中的前海西街分東西與南北兩個段落。東西段落的東端與前海北沿相連，西端與柳蔭街相接，前海西街的這個段落是金絲套地區的西南邊緣。前海西街的南北段落，其北是氈子胡同，其南是地安門西大街，這個段落則不在金絲套地區的范圍之內。

　　前海北沿的南部是前海，后海南沿的北部是后海，柳蔭街與前海西街位於金絲套地區的西部與南部，原是玉河故道，因此金絲套地區在歷史上曾是一座被綠波縈繞的島嶼，具有獨特的自然環境與豐富的人文景觀，是北京胡同中的精華。

　　歷史中的玉河故跡

　　在北京的歷史文化保護街區中，什剎海地區以水著稱。西海、后海、前海從西北到東南迤邐而下。歷史上這裡曾經有一條小河，因為是流進皇城裡面去的，故稱御河，諧音玉河，又因為河道彎曲，在民間稱月牙河。

　　玉河不是自然形成的河流，而是為了保証和穩定皇城內三海的水量與水位，於明代中期開挖的人工河。

　　玉河的起點是德勝門橋的東側，從西海流出經過今天的東明胡同、羊房胡同東段，向東南流淌，至恭王府的西南角轉折向東，經過套河流進北海，多余的河水才流進前海，由此形成了一個獨特的水流現象。我們知道，中國的地理環境是西北高聳，東南低窪，河流基本是從西北向東南流動，但是，在這裡，什剎海中的前海與后海由於玉河的緣故，使得水流不是從后海流向前海，從西北向東南，而是從東南的前海向西北的后海流淌，從而形成了“什剎海，水倒流”的特殊現象。

　　歷史上，玉河兩側多植蔥蘢的碧柳，住在這裡的居民便將“樹”的種類與“河”的形狀聯系起來，把羊房胡同東口一帶稱為“楊柳灣”。明代茶陵詩派的領袖人物李東陽曾經在附近居住，創作了不少詩歌，吟哦這裡的風光，其中有一首這樣寫道：

　　沙崩樹根出，細路縈如棧。

　　垂柳隔疏帘，人家住西岸。

　　暗綠色的水波沖圮了堤岸，柳樹的根部裸露出來。岸邊的道路纖細曲折，宛如懸架於峭壁的棧道。微風中柳枝搖曳，仿佛翠綠的珠帘。面對這樣的景色，詩人不禁欣然陶醉了。

　　為了便於玉河兩側居民往來，在玉河上修建了許多橋梁。北端是李廣橋，即今之羊房胡同東口一帶﹔其南是兩座無名小橋，一座位於西口袋胡同東口，一座位於大、小新開胡同東口﹔再南是清水橋，拐到東向是板橋﹔再東是三座橋﹔最東是響閘，總計六橋一閘。其中，李廣橋與三座橋是石拱橋，前者高峣，后者微拱，其余四橋均是平橋。李廣橋是明代弘治年間巨珰李廣所建，故以此為名。明代的這個李廣由於善於符箓禱祀，而受到弘治皇帝的寵信。后來，李廣得罪了弘治，弘治派人抄了他的家，搜出進賄給他的賬簿，上載受饋“黃白米各千百石”。弘治看了大吃一驚，問身邊的內侍道：“廣食幾何？乃受米如許！”內侍對他擺擺手說：“此隱語耳。黃者金，白者銀耳！”李廣敗事以后，他所建造並以其名為稱的橋梁也受到非議，認為其人不好，橋亦蒙上羞恥。但是當時持這種議論的人物，沒有絲毫的行政權，隻能停留在筆尖之上的討伐而已。到了清代反而出現了以李廣為名稱的三條道路。一條是橋東的李廣橋東街，即今天的后海南沿﹔一條是李廣橋西街，即今柳蔭街西側的道路﹔還有一條是李廣橋南街，位於后海南沿之南，今柳蔭街的東側。

　　李廣橋之外，引人注目的是三座橋。三座橋位於今三座橋胡同北端。為什麼稱“三座橋”？難道是三座並列的橋梁嗎？當然不是。我認為其實是“第三座橋”的簡稱。玉河之上的六橋，從方位上看，可以分為兩組。從李廣橋到新開路胡同東口的無名橋，基本處在南北直線上，是第一組﹔從清水橋、平橋，到三座橋處在從西北到東南的拐角上，可以算是第二組。如果從清水橋算起，三座橋正好處於“第三”的位置。

　　三座橋之東是響閘。響閘位於南關房胡同的南口，玉河經過響閘進入前海外側的套河。玉河的水位高於套河，水流跌落發出聲響，響閘之稱也就由此而來。響閘與三座橋一帶，頗有江南水鄉的味道，是許多北居南人的吟詠對象。康熙年間，從南方到北京做官的施閏章寫過一首《集響閘》的詩：

　　片雨城頭送夕陽，

　　池旁樓館受風涼。

　　潺潺流水管弦思，

　　裊裊浮雲荇藻香。

　　近浦雕欄齊系馬，

　　入筵雪鲙施烹魴。

　　登臨莫引江湖興，

　　楊柳河橋似故鄉。

　　詩中述及“池”與“浦”，當是指前海，而附近樓館、雕欄、河橋與楊柳，則與江南無異，自然難免惹起詩人的故鄉之思。

　　1952年，新中國成立不久，為了方便居民出行，把玉河改為暗河，並在上面修筑道路，稱李廣橋南街，以其位於李廣橋南側之故。1964年北京市進行地名整頓，當時領導此項工作的副市長吳晗認為以李廣（不是漢代的飛將軍李廣）的名字作為街道之稱不妥而下令更改。經過反復推敲，越明年，乃改為今名。柳蔭街西側是鬆樹街，當時西城區地名辦公室的同志提議可以和那裡道路相呼應而稱柳林街。但是，豐台區已有柳林街，因此北京市地名辦公室沒有批准。西城區地名辦公室的同志反復推敲后，乃定今名上報。柳蔭街這個名稱相對李東陽筆下的楊柳灣，算是又折回到了歷史原點。

　　大金絲與小金絲胡同溯往

　　金絲套地區有兩條胡同。寬的叫大金絲，窄的叫小金絲。大金絲胡同均寬3米，小金絲胡同均寬2米。大金絲是一條南北偏斜、東西走向的胡同，東端北起銀錠橋胡同，西端南折至南官房胡同，全長249米，北側門牌1-39號，南側門牌2-20號。小金絲南北曲折走向，北端是北官房胡同，南端與大金絲胡同相通，全長108米，西側門牌1-31號，東側門牌2-8號。在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京城全圖中，這兩條胡同統稱金銀色絛胡同。民國以后，“絛”諧音為“套”，分拆為大金絲套與小金絲套胡同。1965年將“套”字省略。

　　為什麼叫這個名字？這要從劉若愚說起。明代末年有一個叫劉若愚的內監，依附權閹魏忠賢，魏失勢后他也受到牽連，在徹查高攀龍等七人被誣致死案時被處以斬監候，也就是死緩，后來得到赦免。在縲紲中劉若愚寫了一本有關明廷內官衙署的書：《酌中志》。劉若愚說，明代的內府設有內織染局，也設有織染所。內織染局是內府二十四衙門之一，織染所則不在其列。內織染局負責“染造御用及宮內應用緞匹絹帛之類”，織染所則“執掌內承運庫所用色絹”。

　　內織染局為內廷服務，織染所則不僅為內廷而且為外廷服務。劉若愚說，織染所的衙門在“三座橋北”，因此有人認為今天的大小金絲胡同就是明代織染所的故地。

　　是否如此，是需要進一步討論的。因為，同樣是在三座橋北的小新開胡同內有一座尼僧廟，叫通明庵，歷史上稱真武廟，據廟中的碑文記載：

　　景泰三年春正月，朝廷敕有司於都城內相地建名曰織染所，以需上用。既而命司設監左少監來公富以蒞其事。期年之間，事集而政（下殘）北極真武廟於所內西邊，蓋將以祝壽延景，貺於無窮也。不日訖工，而殿庭門廡，侖焉奐焉。（下殘）以古檜，又置斗室，擇士之處於奉神者，供洒掃香火之（下殘）籍真武之神，掌握樞機，斡運洪化，覆而為雲，澤而為雨，鼓之（下殘）拯災愈疾，其神之貺於天下不淺□矣。成化十年甲午（下殘）奉命繼其任，公事畢，敬謁拜廟宇，周歷遍纜，喟然為（下殘）楊公旺曰：昔之李公若是好善之，誠用心之（下殘）盍假名筆，識其顛末，庶來公雖逝泉壤，（下殘）來公創始之仁，而又重韋公不沒人善（下殘）成化十年夏五朔旦禮部尚書郎（下殘），中書舍人東吳魏佑記並書篆，（下殘）監工內使沈明、李海（下殘）

　　景泰三年，即公元1452年，在這一年的春天，任命司設監左少監來富到織染所主事。來富故世以后，織染所換了新的主官。19年以后，成化十年（1474年）建造了真武廟，“殿庭門廡，侖焉奐焉”，位於“所內西邊”。依照明朝內府慣例，真武廟應是織染所內官的辦公地點。因此可以推斷，織染所不是位於大、小金絲，而是位於其西側的小新開胡同裡。如今的通明庵，雖然已經改為民居，但建筑尚在院落完整，是難得的明代內府機構的實例，應該予以妥善保存，而碑文的拓本則保存在國家圖書館的善本部裡。

　　之所以如此斷定，是因為在明實錄中還有這樣一條史料：

　　景泰三年，正月庚子，改廢鐵廠為織染所。

　　今之小新開胡同的南邊有一條小巷稱銅鐵廠胡同，很可能便是從廢鐵廠演變而來，從而為織染所的正確位置提供了又一個佐証。

　　既然如此，位於小新開東面的大、小金絲胡同又因何得名呢？

　　“海邊”的胡同形態

　　北京城的道路系統，由南北走向、東西走向的大街與纖細的小巷組成。這些小巷，北京人習慣地稱為胡同。幾千條胡同大都排列在南北大街兩側，基本為東西走向，從而為追求坐北朝南的四合院提供理想的朝向保証。

　　但是，地理環境不同，道路包括胡同也不得不改變走向。金絲套地區的西北是后海，東南是前海，后海從西北向東南，前海則從東北向西南偏斜，受這兩片水域的影響，這裡的胡同也基本採取偏斜姿態。舉凡東西走向的胡同，一類向西南偏斜，一類向東南偏斜。前者典型的是北官房胡同﹔后者典型的是大金絲胡同。由於東西走向的胡同歪斜，連接它們的南北走向的胡同也不得不隨地賦形，而採取或傾斜，或彎曲，甚或曲折的形態，諸如小金絲胡同、后小井胡同、氈子胡同等。

　　胡同既然是偏斜的，如何保証四合院的理想朝向呢？

　　上面談到，北官房胡同從西北向東南，而大金絲胡同則從東北向西南偏斜，都不是東西朝向。但是，在大金絲胡同，那裡的四合院不僅院門、房屋，甚至圍牆仍然保持了正南正北的朝向。原因就在於，坐北朝南的四合院與傾斜的胡同之間設立了45度夾角，從而使院落與胡同之間保持了一種鋸齒形狀，宛如河道碼頭。當然，由於胡同的偏斜程度不同，並不是所有的四合院都可以與胡同保持這種45度的關系。南官房胡同以南的前海北沿由於角度過於偏斜，不僅胡同是斜的，院落是斜的，就是院子裡的房屋也是斜的，從而與前海的傾斜角度保持了一致。

　　胡同與四合院之間的這種45度夾角關系，是北京四合院追求正南正北朝向的極端體現，這在北京其他地區是難以見到的，屬於金絲套地區的發明創造，是一種特殊而又充滿趣味的建筑文化現象。

　　胡同與四合院的鋸齒形狀，難免使人聯想一種叫“絛”的織物。絛，通常叫作絛子，是用絲線或者棉線編織的帶子，有圓形與扁平兩種形狀。扁平的往往有鋸齒形狀的花邊。回顧大金絲胡同在乾隆時期的名字“金銀色絛”，這二者是應該有某種關聯的。換言之，胡同之稱源於胡同的形狀，並不折射更多歷史含義。

　　舊時王謝堂前燕

　　金絲套地區有兩處王府，一處公府。兩處王府，一是恭王府，一是羅王府﹔公府是兆惠府。

　　恭王府在前海西街17號，前身是和珅府。和珅是乾隆皇帝的寵臣，做到了文華殿大學士，官居一品而位極人臣。前些年，由於以他為題材的電視劇的熱播，和珅成了明星人物。在電視劇中，和珅被刻畫成一個貪婪、顢頇、可笑的奸臣，然而，真實情況卻是，和珅頗有才干，不僅通曉滿語、漢語、還懂蒙古語與西部少數民族語言，作詩也頗有幾分辭藻。他在被嘉慶皇帝關在天牢時，曾經寫過兩首五律而被檢舉，說他擅書《悔詩》——此時作詩也是不允許的。詩的確充滿了悔意，表達了一種無奈而又悲涼的心緒。其一曰：

　　夜月明如水，嗟予困已深。

　　一生原是夢，卅載枉勞神。

　　屋暗難挨曉，牆高不見春。

　　星辰和冷月，縲紲泣孤臣。

　　其二曰：

　　今夕是何夕，元宵又一春。

　　可憐此月夜，分外照愁人。

　　對景傷前事，懷才誤此身。

　　余生料無幾，空負九重恩。

　　和珅被處死以后，嘉慶皇帝把和珅的府第賜給他的兄弟慶郡王永璘，和珅府便改稱慶王府。永璘后又被加封為親王，但不是世襲罔替的鐵帽子王，他的后裔沒有資格繼續住在這裡。咸豐二年（1852年），咸豐皇帝的兄弟恭親王奕分府，於當年四月遷入，慶王府於是又改稱恭王府。

　　恭親王府前部是府邸，后部是花園，是北京保存最好的王府。由於府內的花園與《紅樓夢》中的大觀園有相近之處，因此有一派紅學家認為這裡便是《紅樓夢》中的榮國府。

　　恭王府的東側是羅王府，位於氈子房胡同7號。羅王府也稱阿拉善王府。阿拉善是賀蘭山的音轉，元太祖的兄弟哈布圖哈薩爾的后裔厄魯特部居住於此。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清廷將其時的首領和羅裡按照內蒙古四十九旗之例編制為旗，名為阿拉善厄魯特旗，封和羅裡為扎薩克多羅貝勒。和羅裡故世以后，他的第三個兒子阿寶襲爵。

　　阿寶幼居北京，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娶和碩格格（郡主），授和碩額駙。后來，阿寶又率兵會同西安將軍至巴裡坤進攻准噶爾，接連打了許多勝仗，受到皇帝的喜愛。雍正元年（1723年），由貝勒晉封為多羅郡王。阿寶死后，次子羅卜桑多爾濟襲扎薩克多羅貝勒。乾隆十二年（1747年）羅卜桑多爾濟娶多羅公主，授多羅額駙，后以軍功晉和碩親王，簡稱羅王。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詔諭“世襲罔替”。

　　恭王府與羅王府之間有一條小巷，稱為府夾道。這條夾道與《紅樓夢》中榮、寧二府之間“有一小巷界斷不通”的地理位置十分吻合，從而引起紅學家的無限遐思。新中國成立后，羅王府作為公安部宿舍。20世紀50年代，在府夾道蓋樓。府夾道的消失令紅學家們惋惜不已。

　　羅王府的西北，前井胡同3號、5號、7號是清代“武毅謀勇”一等公兆惠的府第。兆惠，字和甫，烏雅氏，滿洲正黃旗人，官至協辦大學士。

　　兆惠是維護祖國統一的英雄，他先參加了平定天山北部叛亂的戰爭，后又任西路兵團總司令平定了天山南部的叛亂，使天山南北大約190萬平方公裡的土地，重新回歸祖國，取名新疆，意謂重新歸復的疆土。

　　囿於歷史原因，我們過去很少宣傳這個人物，說到阻止新疆從祖國分裂出去的隻知道有左宗棠，而不知道有兆惠，這是十分不應該的。兆惠故后，葬於今之科薈路北側，尚存墓前石碑與兩座華表。為了舉辦2008年北京奧運會，有關部門在2004年開始對奧林匹克體育公園進行規劃時，我建言應將奧林匹克體育公園內部及其周圍的歷史遺跡進行保護，其中便包括兆惠的墓地。

　　這樣一位維護祖國統一的英雄居住在什剎海畔的金絲套地區，自然是可以引以為驕傲的。但多年來我們卻認識不夠，以至他的故居零落不堪，這是無論如何不應該的。

　　這些人物，無論是有功於祖國的英雄，還是被釘在恥辱柱上的奸佞，都已經化為歷史的暗影，屬於舊時王謝，而受到或褒或貶的評述，從而引起后世的無盡思索。這種思索，對於不過二十余公頃土地的金絲套地區而言，自然是厚重萬分，而值得我們異常珍惜。如果進而把我們的思索與珍惜轉化為現實的動力，從而把金絲套地區推向世界，作為北京人的一種居住環境的特殊文化，難道不是一件大大的好事？（作者：王彬，系魯迅文學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