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星照耀中國》的永恆魅力（品味紅色經典（13））

　　一本書的影響力到底有多大？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和他的《紅星照耀中國》（中譯本又名《西行漫記》）因其增加世界人民對中國和中國革命的了解而聞名於世，並被歷史銘記。直到今天，這部著作仍然是人們了解現代中國的必讀書。

　　“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辭，解釋中國革命的原因和目的”

　　1928年，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來到上海。在中國，他結識了宋慶齡和魯迅。1936年6月，斯諾和喬治·海德姆（即馬海德）一起沖破重重封鎖，以“拿一個外國人的腦袋去冒險”的勇氣，經西安抵達陝北，冒著炮火硝煙進入陝北蘇區，成為第一個到“紅色中國”採訪的西方新聞記者。“中國共產黨人究竟是什麼樣的人”“中國的蘇維埃是怎樣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軍事和政治前景如何”……帶著這些疑團，斯諾來到陝北蘇區。

　　7月初，斯諾在白家坪見到了周恩來同志，周恩來同志親自為他擬定了一份為期92天的考察蘇區日程表。7月中旬，毛澤東同志在保安縣（今志丹縣）會見斯諾。隨后，斯諾前往陝北蘇區紅軍前線部隊採訪，採訪了彭德懷、徐海東等諸多紅軍將領和普通士兵、農民。10月初，斯諾回到保安，隨后與毛澤東同志進行了10多天的談話。10月底，斯諾回到北平盔甲廠胡同13號的家中，結束了歷時近4個月的“教育兼閱歷，入學兼旅游”的採訪，開始了《紅星照耀中國》的寫作。

　　在《紅星照耀中國》中，斯諾實事求是地記錄了他在陝北蘇區的所見所聞，不偏不倚又恰如其分地描述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紅軍將領、士兵、農民、牧民、工人、共青團員和少先隊員的戰斗、學習和生活。《紅星照耀中國》的核心內容是第四篇《一個共產黨員的由來》（即《毛澤東自傳》）和第五篇《長征》。這份毛澤東同志唯一親自修改的自傳，以第一人稱口述，讀來真實生動，自然親切，又撼人心魄。斯諾說：“毛澤東生平的歷史是整整一代人的一個豐富的橫斷面，是要了解中國國內動向的原委的一個重要指南。”對於長征，斯諾認為：“這次大規模的轉移是歷史上最盛大的武裝巡回宣傳”“總有一天有人會把這部激動人心的遠征史詩全部寫下來”。

　　紅軍嚴明的紀律給斯諾留下了深刻而難忘的回憶，他花了相當篇幅記錄護衛他的“紅軍旅伴”的精彩故事：“我們走過山上的一叢野杏樹時，他們忽然四散開來去摘野杏，個個裝滿了口袋，總是有人給我帶回來一把。臨走時他們好像一陣大風卷過一般又排列成行，趕緊上路，把耽誤了的時間補回來。但是在我們走過私人果園時，卻沒有人去碰一碰裡面的果子，我們在村子裡吃的糧食和蔬菜也是照價付錢的。”

　　4個月的採訪，斯諾懂得了紅軍的優越性在於統帥部完全有能力訓練麾下的人才，鍛造其政治信念、軍事紀律和制勝意志，“是戰斗中相信自己是為一定目的而作戰的唯一一方”，而且紅軍“有一樣東西是白軍沒法效仿的，就是他們的‘革命覺悟’，那是他們維系斗志的主要支柱”。在預旺縣紅軍前線，斯諾聆聽了一堂紅軍的“政治課”，並對在場62名紅軍戰士的成長作了分析。“紅小鬼”們的精神面貌和戰斗精神令斯諾極為欽佩，他充滿感慨地寫道：“他們耐心、勤勞、聰明、努力學習，因此看到他們，就會使你感到中國不是沒有希望的，就會感到任何國家有了青少年就不會沒有希望。在少年先鋒隊員身上寄托著中國的將來”。

　　在“紅色中國”的日日夜夜，斯諾大開眼界，徹底改變了他在“國統區”對中國的認知，消除了心中的疑惑。他誠懇地寫道：“我錯了。中國農民不是消極的，中國農民不是膽小鬼。隻要有方法，有組織，有領導，有可行的綱領，有希望——而且有武器，他們是會斗爭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証明了這一點。”后來，他在中譯本《西行漫記》序言中說：“從字面上講起來，這本書是我寫的，這是真的。可是從最實際主義的意義來講，這些故事卻是中國革命青年們所創造的，所寫下的……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辭，解釋中國革命的原因和目的……從這些對話裡面，讀者可以約略窺知使他們成為不可征服的那種精神，那種力量，那種欲望，那種熱情——凡是這些，斷不是一個作家所能創造出來的。這些是人類歷史本身的豐富而燦爛的精華。”

　　樹立了非虛構寫作的光輝典范，“標志著西方了解中國的新紀元”

　　20世紀30年代，《紅星照耀中國》不同中文譯本出版后，吸引了成千上萬的熱血青年，從四面八方千裡迢迢奔赴心中的革命聖地——延安。1941年，斯諾在《為亞洲而戰》中講述了這樣的故事：“戰爭開始以后，我每走到一處地方，哪怕是最料不到的地方，總有那肋下夾著一本《西行漫記》的青年，問我怎樣去進延安的學校。”1944年，他在《紅星照耀中國》再版序言中自豪地說：“就我所知，寫有關中國情況的外文書而對當前中國年輕一代的政治思想有相當大的影響的，這部書可以說是唯一的一部。”

　　紅星照耀了中國，也照耀了世界。斯諾通過《紅星照耀中國》向全世界展現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革命根據地的真實情況，展示了中國的光明和希望，給全世界人民帶來反法西斯斗爭的信心和力量。他對“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發現和描述，與哥倫布對美洲的發現一樣，是震驚世界的成就”，“標志著西方了解中國的新紀元”。

　　隨著這本書在西方的暢銷，世界上掀起了一股聲援中國抗日、與中國共產黨人接觸的新浪潮，眾多仁人志士和國際主義者，在它的召喚下紛紛效仿斯諾來到中國，他們當中既有獻身中國革命的加拿大醫生白求恩、印度醫生柯棣華，還有記者、編輯、作家、教授和外交官，如海倫·斯諾、史沫特萊、愛潑斯坦和索爾茲伯裡，等等，他們當中有許多人一輩子留在了中國。

　　斯諾堅持真理，以坦率的國際主義精神和堅持說真話的品格，使他的作品如同火種，給人以溫暖以光明，照亮了世界，經受了時間和歷史的檢驗。美國作家索爾茲伯裡說，《紅星照耀中國》改變了美國乃至世界報告文學的寫作標准，樹立了非虛構寫作的光輝典范。80多年來，《紅星照耀中國》被譯成中、法、德、俄、西、意、葡、日、蒙、荷、瑞典等數十種語言出版，成為政治學家、歷史學家、作家和廣大讀者愛不釋手的經典讀物。

　　《紅星照耀中國》也改變了斯諾的人生。一個本想在中國隻待6個星期的美國青年，后來成為在中國生活了13年的優秀記者。斯諾深深愛上了中國，與毛澤東、周恩來、宋慶齡、魯迅等建立了深厚的友誼。1972年2月15日，就在尼克鬆開啟訪問中國“破冰之旅”前夕，斯諾在瑞士日內瓦郊區埃辛斯村逝世。尼克鬆曾向病中的斯諾致意，對斯諾“長期杰出的生涯”表示敬佩。臨終前，斯諾留下遺言：“我熱愛中國。”遵照斯諾的遺願，他的一部分骨灰安葬在他曾經執教的燕京大學校園內（今北京大學未名湖畔）。毛澤東主席發去唁電：“斯諾先生是中國人民的朋友。他一生為增進中美兩國人民之間的相互了解和友誼進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他將永遠活在中國人民心中。”　（作者為解放軍出版社副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