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開封漫游記：蘇軾歐陽修租房住，皇帝也逛茶肆酒樓

當我們回看過去，“歷史創造”不再是唯一的視角，“地理創造”成了幫助我們審視過去的一個新幫手。宋朝的開封，給了民眾進入都城的權利，並在空間建設上，首次把都城當成了“人民的城市”，而不全是“皇帝的城市”——如同在北方的秦漢都城長安和洛陽那樣。

根據戈夫曼的擬劇理論：空間對人的行為具有制約和誘導作用，空間在人之上，為人的行為立法。以此為基調，我們或許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有了什麼樣的空間，才有了什麼樣的社會生活。

后梁、后晉、后漢，都定都開封。但由於政權更迭太快，前幾個王朝還沒來得及進行都城建設。951年，周世宗郭威即位，而舊開封城，城垣毀壞，街衢擁擠。5年后，天下初定，郭威決定“將便公私，須廣都邑”。

《哈佛中國史·儒家統治的時代·宋的轉型》一書的作者迪特·庫恩說：“在規劃設計裡，土地如何使用是朝廷及其官僚機構首先要考慮的問題，但與早期的王朝不一樣的是，此后所有的城市定居者，包括官員、商人、貿易者、工匠、手藝人，都能在城裡自由定居，在他們買得起的地方建造房屋。”

一千年前的開封，“成為一個多功能的城市中心，很可能在19世紀以前都沒有被世界上其他城市超越”。著名漢學家伊懋可說：“這個時候的中國是世界上城市化水平最高的社會。”

放開封閉的“開封”

事實上，趙宋也像李唐一樣，繼承了前朝的政治、文化和經濟遺產。都城的由“封”到“開”，成為名符其實的“開封”，肇始於北周。北周當政者面臨著這樣的問題：由於內城空間狹窄，不得不向外擴張。但此擴張不像東晉的建康城，是為了皇城的壯觀，讓皇家更有面子，而是城市發展遇到了巨大的空間問題：內城屋宇交連、街道狹窄，夏間暑熱難擋、經常多發火災。

因此，周世宗在顯德二年（955）四月，下了一道詔書，說明擴建外城的目的，一方面是為了解決軍營和官署的用地不足問題，更重要的是，著重於解決原有“坊市”中“邸店有限”，即解決外來工商戶所需邸店不足和租費猛漲的問題。

開封城是建立在舊城基礎上的都城，由於都城的人口吸附效應，大量的屯駐軍以及朝廷衙署的存在，城市空間被分配殆盡，用於企業經營的場所不足，企業租賃房屋的費用上漲，企業和朝廷從業人員缺乏足夠的居住空間。

周世宗在擴建外城以后，立即疏通開封對外的水道交通。為了便於接待大量客商運輸貨品進入新擴建的外城，同時支持客商需要的“邸店”建設，允許民眾自由建造房屋。

詔書上說，“其標內，俟縣官（指政府）分畫（劃）街衢、倉場、營廨之外，聽民隨便筑室”。

為了繁榮市場，周世宗還鼓勵官員出資建設房屋，開設“邸店”或者租賃。著名的《清明上河圖》所畫市井繁華，就是在這一政策下產生的。

汴水疏通后，亦只是一條水路而已，大將周景威很有商業眼光，於臨汴風光尤佳處，建樓十三間，“世宗嘉之，手詔獎諭”。

周景威所建的十三間房子，成為汴水邊的標志性建筑“十三樓”。自此，開封官民開始在汴水邊興建房屋，沿水一帶漸漸繁華起來。各類營業場所鱗次櫛比，多為城市居民日常生活所需的零售商鋪。長街迤邐，約有5公裡，坊巷院落難以計數。

開封城的空間正義：歐陽修38歲還租房住

北周的開封，首次把空間貨幣化，即人們可以自由在都城買賣房屋。房屋價格的高低，完全取決於地段、用途和商業上的盈利能力，與今天的交換原則基本相似。至宋，這個制度未變。

哪裡人多，哪裡的商品好賣，哪裡的房屋價格就高，成了新的城市規則——按照馬克思主義地理學的說法，宋朝的開封，其空間構建完全取決於生產關系——生產方式——社會內部的勞動分工。城市的空間性，第一次得到了完美的闡釋。

與一切空間權力都在皇家和世家大族手裡的秦漢不同，朱熹曾說：“且如祖宗朝，雖宰執亦是賃屋。”說明北宋在空間面前不分貴賤，達成了某種程度的空間正義。所謂的空間正義，意味著在空間佔有方面，人們的權利是平等的——除了皇帝（宗室也同樣如此，他們共同居住在皇帝分配給的院落裡，所居院落大小基本相同，生活水准也基本一樣，並接受大宗正司的嚴格管束）。

北宋時的開封，並不為官員提供公有住房，隻開具薪水，一應開支都是自己應付。因此，盡管儒家知識分子與其他社會階層相比，在許多方面擁有特權，但在空間佔有方面，基本平等。不管你是什麼來頭，知名度多高，在空間面前，與普通人回到同一起跑線。

蘇東坡21歲與弟弟蘇轍跟著父親蘇洵到開封趕考，父子三人一塊兒租住在太平興國寺的澡堂子裡，整整住了一年才搬走。歐陽修24歲中進士，在開封賃屋而居，38歲升至“知諫院兼判登聞鼓院”，仍然賃屋而居。

北宋時的開封，人們在空間面前具有平等性，基本杜絕了特權階層通過非正義程序造成的不平等﹔而通過擴大外城，鼓勵居民自建，也最大程度地矯正由市場導致的不平等。

都城裡的新空間：勾欄瓦舍、酒樓、茶肆

坊市制在北宋開始崩潰，形成了臨街開店的商業街市。北宋時期的開封城，商業繁盛，據元豐八年（1085）的記載，當時加入行會組織的“諸色行戶”，共有6400多戶。隨著商業的繁榮，各類新的公共空間也不斷生產出來。

最突出的是“勾欄瓦舍”，做為一種新的商業業態，成為滿足城市中下層百姓需求的娛樂空間。瓦舍是綜合娛樂城，勾欄是劇院。

“勾欄瓦舍”的出現，表明宋朝的開封已經允許民間建設自己的“公共娛樂空間”。隨著“勾欄”裡的表演水平越來越高，漸漸出現了明星式的藝人，連皇室成員也成為這裡的觀眾。

某位皇室公主，日日勾連於此，連夫婿生病，也不在床邊照顧。但由此可見，城市娛樂空間的出現，改變了嚴格的階級分隔，身份地位懸殊的人們，也可以在共同的空間裡一起相處，共同享受。

開封娛樂空間的擴展，不是偶發的，而是城市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結果。城市裡的民眾對城市有更多的空間渴望，娛樂空間是情緒排泄的重要出口。“勾欄瓦舍”的出現，滿足了城市居民對情感活動與精神娛樂的需要，也極大地豐富了都城的空間結構形態。

在開封，另一個新的空間形態是酒樓。

秦漢期間，入夜宵禁已為成規，違反此例者，將被治罪。這樣的城市生態，不可能生長出適宜夜間活動的娛樂空間，比如酒樓。《宋會要輯稿·食貨》記載，宋太祖趙匡胤於乾德三年（965）下令開封府：“京城夜市至三鼓己未，不得禁止。”此令一出，夜市自此蓬勃發展，至宋徽宗政和、宣和年間尤盛。

開寶七年（974）正月十四日，宋太祖巡幸大相國寺，返回途中，少駐酒戶孫守彬樓，然后又至白礬樓觀雜戲。北宋僧人文瑩，在其筆記《湘山野錄》裡記載：日本使者來宋朝貢，真宗大喜，要求日本國建一個“神光寺”，來護佑國家，因此需要給“神光寺”寫一個寺記，遍尋大學士張君房不見，原來此公正在白礬樓飲酒作樂。

北宋酒樓的高度，竟然可以超出皇宮，比如豐樂樓的內西樓，后來不得不“禁人登眺以第一層下視禁中”。這意味著，從樓上可以看到大內的人物景色。代表世俗社會的酒樓能高出皇宮，在其他朝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兒，表明皇家權力在空間管理方面，已經開始鬆動。

開封城的另一個新空間，是茶肆。

北宋的茶葉已經像米和鹽一樣，成為民眾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東西，為普通人服務的茶肆開始大量出現，成為都城新的娛樂空間和消費空間。像酒樓一樣，皇帝也經常進入茶肆喝茶，貴族、大臣和詩人們也經常流連於此。

勾欄瓦舍、酒樓、茶肆，是宋代產生的新的都城空間。在宋代，商業經濟、娛樂文化與政治之間，表現出相互融合的態勢，“都城中心由單純的政治功能性質向與城市生活組織密切聯系、輻射范圍更為廣泛、功能更加多樣化的復合性中心發展”（《北宋東京公共娛樂空間形態分析》，李瑞）。

與上一個統一王朝——唐代相比，空間的平等性首次明顯地展現在世人面前。文彥博說“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趙普說“天下物，道理最大”。皇室不再是都城空間的惟一生產者和掌握者，開放、多元的空間，成為開封的活力之源。（孫曉飛  作者為歷史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