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圖藏《八大家文抄自怡集》的文術觀

“唐宋八大家”是中國古代散文之經典作家，其定名成於明人茅坤選編之《唐宋八大家文鈔》（以下簡稱茅《鈔》）。萬歷七年，茅《鈔》在杭州刊行，此后家弦戶誦，漸重於世。茅《鈔》的流播助推了選評唐宋八大家文章的風氣，各種同類型選本前后涌溢。這些選本在編選旨趣、選文好尚以及文道觀念上雖有所區別，然其討論，大抵不出道與文兩大范疇。上海圖書館所藏鄭邠輯《八大家文抄自怡集》（以下簡稱鄭《集》），是明人批選八大家選本中體量最小的一部，卻提出了八大家評選的一個重要維度：術。“術”之范疇，並非屬於儒家道統，鄭邠以此揭示與強調唐宋八大家文章的經世致用之功，凸顯文章濟世這一觀點，值得重視。

鄭《集》僅見於上海圖書館，為孤本，由鄭邠親手抄錄，是名副其實的“文抄”，因此具備可貴的文獻價值。抄凡四冊，不分卷。鄭《集》選評唐宋八大家文僅93篇，與動輒數十卷乃至上百卷的唐宋八大家選本相比，堪稱粹中選粹。書首有署“崇禎四年辛未七月七日鄭邠書”的《八大家文抄自怡集小序》，文后矜“鄭邠”“芥菴”朱印﹔有署“靜遠齋孟遷氏又題”的《后序》，文后矜“子輿”“靜遠齋”朱印。正文有朱筆圈點、夾批，並附有少量題下評及眉批﹔文后有朱、墨雙色評語。輯者鄭邠（？—1646），常州武進人，曾任昌化學訓。隆武二年三月，清兵陷金華，東閣大學士朱大典“合門縱火焚死”（《明季南略》卷十），時鄭邠館於朱大典家，並同殉難。是集顯示了明末文章觀念之變。

傳統的文章選本或重於道，或重於文，或二者兼重，而鄭邠對文道關系、對文章的批評有著獨到的見解。他提出文、道、術三個維度的考量，尤其推挹於術。文道關系是中國古代文論中的一個核心議題。八大家之首的韓愈，提出修辭明道的觀念﹔柳宗元也說，“聖人之言，期以明道”（《報崔黯秀才論為文書》）。后世的文章理論大多集中於道與文這兩個范疇。北宋理學家周敦頤明確提出“文以載道”（《通書·文辭》），這個觀點影響深遠。茅坤在《唐宋八大家文鈔總序》中提出：“孔子之所謂其旨遠，即不詭於道也﹔其辭文，即道之燦然若象緯者之曲而布也。”也體現了“文道合一”的觀念，而其后之“文特以道相盛衰”，則完全確定了文與道的統一關系。茅坤的觀點代表了唐宋派古文家的文道觀念，強調“文道合一”“文道非二”。鄭氏在《小序》中明確提出：“八家之於文，直寄焉耳。其文之無關道術者，又直文之寄焉者耳，不存焉可也。”鄭邠以為，文章要有關“道術”，文之可貴在其為“精神心術”之寄托。與“文道合一”的觀念相比，鄭邠在理論上顯然有所拓展，將“術”引入了文章批評的范疇。為了進一步申明其說，鄭邠在《后序》中又指出：“八家之所以言者，一以明道，一以經世。后之人而苟能為明道之言、經世之言也，則不必八家之言而后以為言也。”與明道同等重要的是經世﹔而若能明道又經世，其他的文章家亦具有重要意義。“六經，聖人明道之書，而亦無非用世之書也。”文章的“用世”之功，在鄭邠看來即等同於“明道”，二者同等重要。這樣一來，鄭邠對文章的批評標准就突破了文與道的二維論，推衍到文、道、術三個維度，強調文章既要“有補於世教”（《晉文公問守原議》文后朱評），更要以經世致用為其旨歸。對“術”的推崇，本屬於法家的思想體系。法家將“術”與儒家推崇的仁義道德所屬的人心主觀范疇相對照，寧取更為客觀的法術。“釋法術而心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輪﹔廢尺寸而差短長，王爾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守規矩尺寸，則萬不失矣。”（《韓非子》卷八）因為道與術有一重主觀一重客觀的區別，所以儒家和法家彼此攻訐，互不相融。鄭邠道術兼重，有調和二家的意味。

以選文而論，鄭《集》傾向於收入那些有補世用的文章。鄭邠所選柳文僅五篇，為《封建論》《桐葉封弟辨》《晉文公問守原議》《咸宜》（另有《答韋中立論師道書》節選），對比茅坤選柳文書啟記傳、論議辨雜文及碑銘誄表共131篇，所選柳文數量極為精簡。一般編選者所熱衷的柳宗元山水游記及序與論也未編入。值得注意的是，鄭邠另選了一篇茅坤以及其他八大家選本較少關注的《咸宜》。這幾篇柳文，論封建之大勢、論君王治理與臣子事君之道，內容集中在經濟之道術。而鄭邠選小蘇之文，更能顯示其去取之道。鄭邠選颍濱文八篇：《三國論》、《唐論》、《君術》（兩篇）、《臣事》（三篇）以及《民政》。颍濱文數量所以超過了柳州文，在於颍濱所論，就是御天下之術。如《君術》二：“將求御天下之術，必先明於天下之情，不先明於天下之情，則與無術何異？”颍濱重視的是御天下之術，甚至他以為“術者，所謂道也。得其道而以智加焉，是故謂之術。古之聖人惟其知天下之情，而以術制之也”（《君術》一）。颍濱和鄭邠一樣，將“術”推到極高的地位，可與“道”並列。

鄭《集》評點豐富，指向明確，尤可見其對“術”的推尚。重道、重文的八大家選本，於評點之時側重指示文章對道統之承繼及其本身的審美特質。觀鄭《集》之點評則異乎是，其品評多從文章的經世之功展開，重在言術。比如，對蘇洵的《易論》篇，茅《鈔》批雲：“文有煙波”，“謂聖人所以‘用其機權以持天下之心’，過矣”。鄭邠則謂：“聖人治天下之法，莫大於禮。老蘇諸經論皆以為維禮之窮，雖不盡作經本意，然其議論自足持世。”二者持論根本有別，前者本乎聖人之道，兼及文採﹔后者則著眼於聖人治天下之法，意在論術。又如批點蘇洵的《諫論上》，茅坤雲：“千古絕調。荊川謂：‘此等文字摹荀卿’，良是。”鄭邠則提出：“有龍、比之心者，多不暇為蘇、張之術，則亦經行其直而已。”前者重在講評文章本身，后者則專事討論老泉文中之“術”。道統、辭採之外，專一在文章的世用之功上用力，是鄭《集》評點有別於其他八大家選本的一個顯著標志。評蘇轍《君術（二）》：“前數說君子之情，后數說小人之情，情得而后可用馭之之術，奸雄之不可不駕馭也，甚於君子。故此書誠為君術之要也。”評點蘇洵《審敵》：“戰之一說蘇家父子皆然。至於備戰之術，不若兩兒之乘之工也。”是皆以“術”作為評騭文章的出發點，與重文、重道之八大家選本明顯不同。

明末社會危機重重，思想界和文化界開始反思空疏的道學。明清易代給士人帶來巨大的思想沖擊，以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傅山等為代表的知識群體將故國陸沉、神州板蕩歸因於其時“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亭林文集》卷三）的空疏學風，強調學以經世，力倡文章要“有益於天下，有益於將來”（《日知錄》卷十八）。由此，標舉學貴實效、期於經世致用的實學思潮開始佔據主流。鄭邠歷經動亂，國破家亡的深切體會與思考，化為強烈的經世意識與深切的現實關懷，於批選唐宋八大家文中，在文與道之外突出文與術的結合，透露了明末虛學向清初實學轉型的信息。（作者：張海沙，系暨南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