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光盤”了我的菜 辭別了壓歲的“舊”紅包

　　漢語和稀泥三件寶：大過年的，來都來了，他還是個孩子。

　　有這麼一件事兒，能同時集齊這三件法寶，那就是給壓歲錢。

　　我總覺得，在中國的春節習俗裡，壓歲錢和餃子、鞭炮一樣理所當然。然而今年，我被這事兒困住了，自陷“稀泥”，實在沒攪和明白。

　　距除夕還有兩天時，表姐就行動了。

　　她給我發信息，試探性地商量：今年別互相給孩子壓歲錢了，“換來換去沒啥意思”。我直接表示了拒絕。壓歲錢是給孩子的，“誰跟你換啦”。

　　表姐沒死心，她在家人群裡提議：除夕夜，大家發一發拼手氣群紅包，搶著熱鬧，代替壓歲錢。長姐威武，我含淚發送“支持”。

　　“但你還是你，有我一喊就心顫的名字。”這是余秀華寫給愛人的語句。

　　而壓歲錢於我，就是這個咒語。一念，小時候過年的場景便轟隆隆地重建。姥姥個兒小，牙齒卻又大又白，全笑出來，給我們一人一個大紅包。二姨從成都回來，箱子裡裝著現金。我偷看過，除夕早上她關著門“唰唰”數錢，往信封裡塞，場面過於震撼。春晚雖熱鬧，孩子們卻沒啥興趣，窩成一團。我略帶夸張地抱怨錢要上繳老媽，表妹則一如既往地大方，“沒事兒，用我的買炮”。

　　在古老的傳說中，有個怪物，就是“鬼鬼祟祟”的那個“祟”，愛在除夕夜騷擾孩子。人們無意間發現，錢幣的金光可以驅走祟，就把錢壓在孩子枕下。后來“祟”化為“歲”，驅鬼成了祝福，壓歲錢的附著物包括禮節、面子、人情世故——紅紙之內，內涵遠比鈔票豐富。但小孩子哪管這些，揣到兜裡就好。

　　年，有人說中國人過了三四千個，從“元日”到“春節”，名字變過，項目變過，但它內在的小宇宙永恆熾烈，能讓數億人停工、遷徙、消費、突然改變生活方式。這件大事，慶賀的從來都是新替代舊，盡管春聯的紅是“舊”的，團聚的方式是“舊”的，世界卻不是今天才突然更新。

　　老舍先生曾說：以前，人們過年是托神鬼的庇佑，現在是大家勞動終歲，應當快樂過年。他的“現在”，與我們的“現在”相去又是數十年。年飯還是一大桌，但擁有1億肥胖人口的中國人胃口沒那麼好了。我姥姥有六個兒女，奶奶有四個，而我爸媽就我一個。祖輩過世后，小家庭不再“向心”凝聚，各過各的年，轟轟烈烈、人頭攢動的場面轉移到公共商業場所。現在高鐵快、航班多，想看爸媽，周末回家——春節長假好不容易喘口氣，不少年輕人早就選擇旅行過年了。以家庭為基礎的春節堡壘開始擁有越來越鬆散、自由的外牆。

　　在我小時候，每一份壓歲錢都擁有一個樣貌獨特的信封，時令生肖是基本款，還有繡了花的、鑲了水晶的、串聯了電路會唱恭喜發財的……長輩還會一筆一劃地寫上我們的名字和祝福語。

　　這幾年，回家過年的孩子總也湊不齊了，我們升級成了“長輩”，電子轉賬大面積取代了那些信封。在電子紅包裡填上數額時，我總有種類似付房租、交電費的幻滅感。額度大致是固定的，沒啥驚喜，也沒啥忐忑。恰如表姐所說，“你轉給我，我轉給你”。

　　她心思細密，又考慮到，一大家子人，她孩子多，我孩子少，給來給去，總有壓力。父輩步入晚年，有的生活寬裕，有的手頭吃緊，但壓歲錢“紅線”在，與其硬著頭皮給，干脆都別給。

　　對於給壓歲錢，我確實沒有感到特別的壓力，給孩子，是種“慣性”，也是份惦念。作為獨生子女一代，我們對一起長大的表親、堂親格外親近。盡管長大后，大家江南江北、國內國外，后代也隻能通過照片、視頻相見，但情意總也割舍不掉。在我看來，表姐想了這麼多，惦記這個，操心那個，這樣的情感聯結，其價值早已超越紅包本身。

　　對絕大多數中國人來說，庚子鼠年的主體記憶分外沉重。年的頭，武漢“封城”﹔年的尾，我結束石家庄新冠肺炎疫情報道回京，隔離到除夕當天。疫情防控常態化，中國人接受倡議，就地過年。我出完長差，回家“補償”，做七天年飯，有雞有魚，給同樣留京過年的家人貼膘。

　　年輕人真的響應表姐號召，熱鬧搶了紅包，沒有大肆轉賬。然而姨媽、舅舅依然發來“整數”，再敲一段給我女兒的專屬祝福。

　　我都收了。想象著，他們戴著老花鏡，用“手寫輸入法”逐字逐句鄭重地寫，我不忍不收。那是我們遠在天邊時，他們緊緊攥在手心裡、舍不得放開的牽挂。好朋友的母親托她給我女兒發來紅包，我也收了，我知道，阿姨想著我們，錢不重要。

　　假期中，要好的同事帶孩子來我家聚會。我來不及置辦禮物，就給孩子多封了幾張粉紅色的“紙片”。沒想到，同事攜夫人瘋狂笑我一番，堅決拒收。“讓陋習在咱們這一代絕了吧！”他們表示。小朋友渾然不知我們在討論什麼，紅包被老爸一把抽走也毫不在意，早就跑進屋瘋玩兒了。

　　那天的聚會，大家“光盤”了我准備的菜，孩子們玩兒得戀戀不舍。

　　好像，這一切更加重要。（秦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