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女眼中的張元濟

《水流雲在》書影 資料圖片

張元濟（1867—1959） 資料圖片

張元濟先生（1867—1959），一生歷經了兩個世紀的風雨，走過了92載漫漫長路。

在常人眼裡，他是我國近現代出版事業的先驅。他主持商務印書館近60年之久，把這個最初的印書小作坊，發展成為中國近代最具影響力的出版企業。

他是1898年戊戌變法的參與者，受到光緒皇帝召見，並奏請實行新政，呈上“痛除本病統籌全局以救危亡折”等為變法建言。變法失敗后，張元濟被清廷“革職永不敘用”，遂攜家眷由北京南下至上海，投身教育文化事業。此后，為近代中國的社會轉型作出了杰出貢獻。

在家人眼裡，張元濟是怎樣的人？他的日常作息和生活情態是怎樣的？他的喜怒哀樂又是什麼？張瓏，張元濟的嫡孫女。在其近期出版的自述《水流雲在》中，講述了自己從小在張元濟身邊生活20余年的往事。

一個溫暖冬日的下午，我們來到張瓏位於北京的住所，聽她述說那些記憶深處關於祖父的故事。

望之儼然的祖父

“隻要看見他，永遠在那裡忙碌，不是工作，就是出去辦事，是一個一天到晚忙得不得了的人。”這是張瓏對祖父張元濟最深的印象。

她說：“祖父不僅工作很忙，還是一個急脾氣的人。他做事情從不拖沓，今日事就今日做，不拖拉，不懶散。就這樣，我們家人也都養成這種習慣，沒有人懶懶散散的，讀書的讀書，干活的干活，都是抓緊時間在做事情。”

“祖父在家都是很嚴肅的，但是他很慈愛。雖然，他的事業做得很大，外頭認識人也很多，但是他是一個非常謙和的人，從來沒有見過他盛氣凌人、自以為是的樣子。這對我們在為人處世方面，都是一種潛移默化的教育。”張瓏說。

1929—1935年，正值社會動蕩戰火紛飛的年代，張元濟曾七上廬山避暑。

根據張元濟之子張樹年先生回憶，雖說張元濟是去度假的，其實大部分時間都在小書房裡伏案工作，埋頭編校《百衲本二十四史》。張元濟還常常邀請一些朋友上廬山，參與討論校勘《百衲本二十四史》。

在《百衲本二十四史》問世之前，《武英殿本二十四史》是清、民兩代研究中國歷史最為流行的版本。但《武英殿本二十四史》在史實、校勘和校刻等方面錯訛甚多，三百年來使得史學研究出現了許多混亂。

對此，張元濟懷著“續古代文化之命，續民族文化之命”的強烈使命感，以不惜一切代價拯救優秀文化古籍的遠見和氣魄，萌生重校正史之願。

他耗費巨資廣搜各史的宋元善本，採用當時最先進的攝影制版技術，歷經十八載寒暑，方大功告成。《百衲本二十四史》，三千卷字字心血，幾乎耗盡了他的全部心血。

嗜書如命的文人

“數百年舊家無非積德，第一件好事還是讀書。”張元濟生前非常喜歡這副對聯，朴素簡單，卻是至理名言。

在張元濟家裡，書無所不在。

張瓏自幼得以沐浴在書香世家之中，她說：“在大客廳、小客廳、小書房、樓梯廳、樓上祖父的工作室、臥室裡，無處不是書，似乎無書就不成其為家了。”

“明朝洪武年間，張氏有一支開始定居在浙江海鹽，那就是海鹽張氏的始遷祖張留生。從始遷祖開始，到了我這一輩是第23代。”張瓏說：“張氏家族藏書的鼎盛時期，是在晚明到清代乾隆、嘉慶時期，先輩中雖然有幾位入朝為官，但基本上都是讀書、教書、藏書、刻書和著書立說的飽學之士。”

張瓏介紹，位於上海極司非而路的張家老宅，是一棟很大的宅院，與大客廳隔著一道拉門的是一間朝南的小客廳，拉開門可以相通。在兩廳之間的柚木拉門上刻著張元濟親筆書寫的傳世家訓：

吾家張氏，世業耕讀﹔

願我子孫，善守勿替﹔

匪學何立，匪書何習﹔

繼之以勤，聖賢可及。

這個家訓是張家十二世祖大白公張奇齡留下的，意在勉勵后代勤奮讀書，修身養性。這種精神代代相傳，賡續著張氏家族世代書香的傳統。

1937年，日寇入侵，大敵當前，然而當局日益腐敗，有些國人賣國求榮、喪失民族氣節。張元濟針對時弊編寫了一本通俗小冊子《中華民族的人格》，介紹公孫杵臼、程嬰、伍尚等十余位春秋戰國時期的英雄豪杰，歌頌中華民族有著高尚人格的志士仁人。

張元濟還給蔣介石送去一本《中華民族的人格》，附信道：“國難日深，復興民族必先提高人格……”

張元濟也給張瓏送了一冊《中華民族的人格》，封面上還親筆寫的“瓏孫閱”幾個字。遺憾的是，“這本書現已無存。1955年肅反期間，李瑞驊（張瓏的丈夫，一位早期歸國工程師）被審查，抄家時該書被拿走，始終沒有還回來。”張瓏說。

一襲長衫一雙布鞋，加之嗜古籍如命，張元濟給人的印象是一個典型的舊學家和老紳士。其實他不但富於新思想，而且能實踐新道德，用他自己的話說，是“生平宗旨以喜新厭舊為事”。

“在他那裡，新與舊，中與西，不是對立的，而是渾然一體的。”學者周武如是評價。

張瓏的回憶也印証了這一點：“祖父作為清代的翰林、清廷的官員，學英文在當時是十分罕見的新鮮事，給同時代的學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開啟民智的出版家

戊戌變法失敗后，張元濟先在上海交通大學的前身南洋公學擔任校長，1901年初入股商務印書館，次年正式加入。

張元濟放棄了在南洋公學的顯赫地位，來到一家弄堂印刷小所，跟小業主夏瑞芳合作。這樣的轉變，時人多有猜測和不解。

其實，這是基於張元濟一個重要思想的轉變：從培養一批英才轉向對國民的普及教育。

20世紀初，中國有四萬萬同胞，但是真正受到教育的人很少。張元濟認為與學校相比，出版業在推進國民普及教育方面有更大空間和作為。他對夏瑞芳說：“吾輩當以扶助教育為己任。”1930年張元濟當選商務印書館董事長以來，始終不忘初衷，畢生致力於實現他普及教育、啟迪民智的理想。

1927年10月17日，綁匪突然闖到張元濟在上海的極司非爾路家裡，綁走了他。

綁匪說：“張先生，直說吧，30萬元贖票。憑你這個印書館的大老板，隻不過九牛一毛吧。”張元濟啞然失笑，說：“敝館是股份有限公司，我只是入股者，商務不是我的私產。”

雖然身處被綁匪關押的險境，張元濟仍以友好態度對待那幫匪徒，鼓勵他們多讀書。他說：“你們不要做這種行當，找點正經的事兒做！”

張元濟住在匪窟裡，晚上脫了外衣睡覺，綁匪看見他脫下來的毛衣還是破的，都有洞，就明白他確實是沒錢。

最后收了一萬塊錢，就把張元濟給放了。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軍向上海發起進攻。日軍以“欲滅我中華，必先滅我文化”，針對商務印書館總廠進行全面轟炸，商務印書館支離破碎，全部被毀。同時被毀的，還有商務印書館所屬的東方圖書館，該館珍藏的45萬冊圖書，其中很大部分是古籍善本和孤本。

“祖父用數十年心血收集的善本書籍被大火吞噬，片紙無存。被焚后的紙片乘著寒冷的北風漫天飄洒在市區上空，甚至還落到我家的花園裡。祖父潸然淚下，悲憤之心，無以言表。”張瓏說。

時年65歲的張元濟深受打擊，他對好友傅增湘說：“連日勘視總廠，可謂百不存一，東方圖書館竟片紙不存，最為痛心。”張元濟認為機器、廠房被毀都可以恢復，最為痛心的是幾十萬冊圖書被毀，許多珍品不可能復得了。

“祖父一生寬以待人，嚴以律己，他為創辦商務印書館，傾盡畢生之心血，而未嘗有所索求。今日讀了這些記錄，猶感他品德之高尚，當可為今人鑒。”張瓏深情地說。

採訪快結束時，張瓏告訴我們，她的名字是祖父給起的。“我是1929年年初生人，屬龍，小時候家裡都叫我‘小龍’，后來上學了，祖父就起了這個正式的名字‘瓏’。”

張瓏回憶起祖父大小事情來，是那麼的真切、溫馨、有趣和勵志，就像這本《水流雲在》書名一樣，雖然時間過去了八九十年，但在她心中，祖父立身處世的一幕幕故事情景，至今仍然鮮活地浮現在她眼前。（計亞男 劉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