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茶馬古道：漢藏交融的千年大通道

　　西南茶馬古道是我國歷史上內地同西南邊疆地區和周邊鄰國進行商貿、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也是全人類共同擁有的寶貴廊道遺產。就國內部分而言，西南茶馬古道分為青藏、川藏、滇藏三條主要線路和數量眾多的支線，它們共同組成了一張復雜交錯的道路網絡。其中，西南茶馬古道青藏線起自陝南，途經甘肅南部和青海地區后進入西藏﹔川藏線東起雅安，經康定、理塘、巴塘等川邊重鎮入藏﹔滇藏線起自普洱，經南澗、大理、麗江、德欽等地入藏。無論始自何處，無論各節點間分出岔路幾何，三條主線都通往拉薩、日喀則等藏區腹地。可以說，西南茶馬古道跨越崇山峻嶺，連通內地和藏區，在長達一千多年的時間裡促進了西南地區的經貿發展、文化交流與民族融合，凝鑄了漢藏之間的血脈聯系。

　　治國必治邊，治邊先穩藏。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挖掘、整理、宣傳西藏自古以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事實，引導各族群眾看到民族的走向和未來，深刻認識到中華民族是命運共同體，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為漢藏交融的千年大通道，西南茶馬古道是漢藏民族血濃於水的歷史見証，值得我們深入探索、挖掘和整理相關文獻資料，勾勒茶馬貿易的歷史面貌，展示文化交流的千年風採，弘揚民族交融的團結精神。

茶馬貿易之路

　　西南茶馬古道是茶馬貿易之路。在歷史上的多數時間裡，西南茶馬古道流通著茶、馬、絲、鹽、銅等多種大宗商品，相關商業貿易甚至涉及沿線各族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但不可否認的是，茶葉和馬匹始終是西南茶馬古道上最重要的物資，是西南茶馬古道之所以成型的根本原因。這是由歷史上貿易雙方的實際需求決定的。一方面，在西南茶馬古道興起以后，尤其是在丟失了北方馬場的宋、明時期，戰馬往往是稀缺的軍事戰略物資，中央王朝逐漸形成了對藏區良馬的商品依賴。另一方面，對於藏區來說，茶葉早在1800年前就已由內地傳入西藏，吐蕃王朝時期上層貴族熱衷飲茶並將其作為藥物食用，茶葉與藏區的聯系由來已久﹔至晚到北宋時期，飲茶風氣已經在藏區普通民眾間流行開來，且以肉食為主的飲食結構導致藏民飲茶需求極大，每年都要從內地的陝南、四川、湖南等產茶區購入大量茶葉。基於這種經濟互補性，漢、藏之間的茶馬貿易迅速發展起來，成為主導西南茶馬古道的商業支柱。

　　這種茶馬貿易持續時間之長、涉及地區之廣、貿易規模之巨，世所罕見，也正因如此，西南茶馬古道才能夠與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中俄萬裡茶道等著名商道並稱，成為古代和近代中國連通外部世界的強勁動脈之一。西藏阿裡地區故如甲木遺址出土的茶葉實物將茶入藏的時間前推至公元3世紀，盡管由於史料缺失，茶葉的具體傳播路線很難復原，但由此可以看出當時作為西南茶馬古道雛形的貿易通道至少已在醞釀之中。唐朝時期，在別名“唐蕃古道”的青藏茶馬古道上，漢藏貿易充分發展，史載開元年間唐蕃雙方的赤嶺互市已涉及馬匹貿易（《新唐書·吐蕃傳上》）﹔而吐蕃王朝貴族階層自文成公主入藏開始了解茶葉，到唐德宗時期吐蕃贊普已能夠接觸到產自壽州、舒州等中原各地的茶葉（《唐國史補》卷下）。當時直接以茶易馬的官方交易模式雖還未確立，但漢茶、藏馬均已作為重要商品進入對方市場，茶馬貿易基礎已經筑牢。到了宋代，尤其是北宋熙寧以后，以互市貿易方式為主、朝貢貿易方式為輔，漢藏之間的茶馬貿易興盛起來，“興元之大竹”“洋州之西鄉茶”等產於陝南的名茶皆“自河州入木波”（《山谷別集》卷八），四川所產茶葉也經由陝西、甘肅等地轉賣入藏，即所謂“蜀茶之入秦者十凡八九”（《宋史·趙開傳》）。據統計，當時僅青藏茶馬古道一線，每年官方用於交換藏馬的茶葉就有4萬馱左右。即便是在南宋時期，宋廷在丟失了熙河地區的情況下，仍然在西和州、階州等地以茶葉購買大量戰馬，並在雅州、黎州等地開辟了新的茶馬互市場所。元代中央政權對藏馬的需求減弱，但為了滿足藏區飲茶需要，仍設立西番茶提舉司，在碉門等地互市。明代茶馬互市繼續發展，不僅陝南所產的茶葉，夔州等地的“巴茶”也轉運至陝西經由青藏線入藏，並且川藏茶馬古道也迅速興盛起來，成為茶馬貿易的另一條主要線路。清朝初年，清廷批准了達賴喇嘛在北勝州的茶馬互市請求，興起最晚的滇藏線也加入到西南茶馬古道的大網絡中，並且這條商貿線路直到民國時期還在發揮作用。可以說，西南茶馬古道上的漢藏茶馬貿易，時間上從唐宋時期延續到民國時期，空間上涉及陝、甘、青、川、滇、藏等多個省區，堪稱一曲西南邊疆地區經貿交流的恢宏史詩。

文化交流之路

　　西南茶馬古道也是文化交流之路。首先，對於藏區來說，西南茶馬古道帶來了內地的物資，也傳播了內地的文化，包括相對先進的農業種植和紡織技術、建筑文化、器物文化等。其中影響最大的無疑是茶文化。根據《漢藏史集》的記載，“對於飲茶最為精通的是漢地的和尚，此后噶米王向和尚學會了烹茶，米扎貢布又向噶米王學會了烹茶，這以后便依次傳了下來”。噶米王即吐蕃王朝贊普赤鬆德贊，與茶聖陸羽是同時代人。噶米王從“漢地的和尚”那裡引進烹茶技術的時候，陸羽正在用《茶經》為茶文化大廈“封頂”，因此可以說，當時藏區引進的茶文化，正是內地最為新潮的文化成果之一。歷史上漢、藏之間文化交流的密切，由此可見一斑。值得關注的是，藏區引進內地茶文化，背后也滲入了兩地佛教文化交流的深層次因素。早在魏晉時期，內地的茶文化就已經與佛教文化產生了緊密聯系﹔到了唐代，茶禪結合更為深入，與陸羽同時的僧皎然就曾寫下名為《飲茶歌誚崔石使君》的詩篇。唐、蕃佛教昌盛，因此內地僧侶成為向藏區傳播茶文化的主體之一，也就不足為奇了。在吐蕃王朝衰亡之后，茶文化仍流行於藏區民間，藏傳佛教寺廟和僧侶團體也開始成為內地茶葉最大的消費群體。

　　其次，對於內地來說，西南茶馬古道帶來了豐富多彩的藏區文化。早在唐代，一些藏區文化成果就已經傳播到了內地，比如社會上盛行的馬球文化就深受吐蕃的影響，唐太宗曾“聞西蕃人好為打球，比令亦習”（《封氏聞見記》）。考慮到當時唐與吐蕃遣使互訪主要經由青藏茶馬古道，馬球文化的東漸可以被視為西南茶馬古道在唐代的文化交流貢獻之一。隨著茶馬貿易的持續發展，漢藏文化交流逐漸深入到宗教領域，其中影響最為深遠的當屬元明時期藏傳佛教在內地的傳播。在宋代，由於茶馬貿易的盛行，在當時主要的貿易節點如河州等地附近，藏傳佛教已經有所傳播，不過尚未深入內地，影響力有限。到了元明時期，藏傳佛教開始對內地產生較大影響，其最初進入內地的路線與青藏茶馬古道和川藏茶馬古道基本一致，隻不過由於帝王推崇等政治因素，藏傳佛教僧侶進入內地后多聚集於南北二京、五台山等地，呈現出自上而下的傳播格局。

　　最后，在文化交流的過程中，游走於漢、藏之間的茶馬商人群體也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商業文化。由於西南茶馬古道途經地區多為高原山地，地勢險峻，自然環境相對惡劣，從事茶馬貿易的商人便以地域為基礎結成團體共克險阻。其中，雲南的喜洲商幫、鶴慶商幫等因多用馬運貨，被稱為馬幫﹔甘肅南部的洮州商幫則因多用牛運貨，被稱為牛幫。這些商幫往往有著嚴密的組織架構和規章制度，也在漢、藏等多民族環境的影響下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和語言風格，培養出吃苦耐勞、勇於探索的商幫精神，共同構成了西南茶馬古道上流動的文化載體。

民族交融之路

　　西南茶馬古道還是民族交融之路。在西南茶馬古道興起之前，位於內地的唐王朝和位於藏區的吐蕃王朝雖頻繁遣使、和親，但這種交流主要還是發生於上層之間，且雙方也有過多次軍事對峙乃至沖突﹔而在西南茶馬古道興起之后，內地和藏區之間基本沒有發生過大規模的戰爭。可以說，在漫長的茶馬貿易和文化交流過程中，漢、藏之間產生了血濃於水的民族情感，並以西南茶馬古道為紐帶，形成了和諧共存、相互促進、彼此融合的民族格局。

　　依托西南茶馬古道而實現的漢藏民族交融，最直觀的表現是在衣食住行等生活領域。僅以居住領域為例，在岷江流域、雅礱江流域等漢藏民族交匯地帶，許多藏族聚落呈現出向內地街市靠攏的形態，民居建筑往往也在傳統的藏式石碉樓中增添了垂花門、石敢當等漢式建筑細部，有些建筑的裝飾還是對聯與八寶吉祥圖並存。經過研究者考察發現，這種深度融合的聚落形態和民居建筑風格，往往是圍繞著西南茶馬古道線路及其重要節點分布的，足以說明西南茶馬古道在促進民族交融方面的影響和推動。

　　漢藏民族交融也表現為精神文化成果的互補與共享。這種互補與共享，不僅出現在漢藏民族交匯地帶，也深入各自的核心區域。以藏區為例，著名寺廟桑耶寺的中心大殿融合了藏式、唐式、印式三種建筑風格，有些塑像的面貌也仿照漢人﹔據藏文文獻記載，一些建於吐蕃王朝時期的宗教建筑如噶瓊寺等也部分帶有內地建筑的風格﹔而建於清代的拉薩關帝廟則同時供奉關公和文殊菩薩、格薩爾王。以內地為例，深受吐蕃影響的馬球運動被銘刻於許多唐代銅鏡的背面﹔而藏傳佛教的影響更為深遠，不僅在藏區周邊有成都石經寺、大邑白岩寺等，在北京有雍和宮等宗教風格建筑，也留下了杭州飛來峰造像、武漢勝像寶塔等宗教遺存。

　　漢藏民族交融更體現在深厚的民族情感上。西南茶馬古道將內地茶葉輸入藏區，不僅豐富了藏區人民的生活，也收獲了藏區人民的友誼，格薩爾史詩記載了許多與此相關的傳說。“十種美味的漢地茶，生長在漢地肥沃土地上。享用香茶的人生活在藏地，茶將雪域、漢地緊緊相連起”。“漢地商品在藏地銷，並非藏地沒有財寶，隻因漢藏同心友誼牢”。類似這樣歌頌茶馬貿易、漢藏友誼的詩句在其中比比皆是，充分反映了西南茶馬古道千百年來培育和維系了深厚的漢藏民族情感，是漢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見証。　（作者：劉禮堂 陳韜 分別系武漢大學茶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武漢大學長江文明考古研究院助理研究員，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一帶一路’視野下的西南茶馬古道文獻資料整理與遺產保護研究”〔20&ZD229〕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