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終局如何 英國都將帶著一身“脫歐后遺症”上路

最后的“臨門一腳”，似乎是英國“脫歐”大戲少不了的情節。一年前，在距英國法理“脫歐”不足兩個月的時候，約翰遜首相推動提前大選並帶領保守黨拿下自撒切爾時代以來的最多議席，由他主導的《脫歐協議法案》隨后在英國議會獲得高票通過，英國正式在今年1月31日脫離歐盟，進入為期11個月的過渡期。一年后，相似的劇情似乎正在重演，因分歧難以彌合而繼續延后的英歐談判，終於在還有三周過渡期就將期滿的時候出現轉圜余地，轉機戲劇性地發生在一夜之間。

當地時間12月7日晚，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和約翰遜再次就歐英未來關系談判通話，隨后雙方在一則簡短聲明中稱，由於在公平競爭環境、履約管理和漁業三大關鍵議題上仍然存在重大分歧，達成協議的條件“尚不存在”。但就在次日（8日），歐委會副主席馬羅什·謝夫喬維奇與英國內閣辦公廳大臣邁克爾·戈夫以歐盟-英國聯合委員會聯合主席的名義發表聲明表示，雙方就履行英國“脫歐”協議已達成“原則一致”，涉及議題包括邊境管控、動植物及衍生品出入境檢查、出口報關、藥品和冷凍肉制品貿易等，並明確了“脫歐”協議框架下國家補貼的適用范圍。英國還承諾撤銷《內部市場法案》中違反“脫歐”協議的爭議條款，雙方同意仍以“脫歐”協議為准處理愛爾蘭和北愛爾蘭邊界檢查等相關事宜。

約翰遜本人也有鬆口，在被問及是否仍會為達成協議努力到最后一刻時，約翰遜給出的回復是：“當然會。”這與他此前“准備好無協議脫歐”的強硬姿態明顯不同。

“在一些談判中，這種情況是常態。”北京外國語大學英國研究中心主任王展鵬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分析說，從以往經驗看，歐盟習慣於“馬拉鬆式”的談判，很多長達數年的貿易談判，都是在最后一兩天甚至最后一晚實現突破的。那些所謂的“徹夜談判”，更多地體現了一種政治姿態，雙方都很清楚彼此的底線和籌碼，“問題在於最后是否需要通過讓步達成協議”。

歐盟峰會即將於12月10日召開，歐盟首席脫歐談判代表巴尼爾認為，這次峰會才是歐英雙方能否達成協議的節點。如果協議草案出現在歐盟峰會的桌面上並獲得審議通過，它還需要經過歐盟議會和歐盟各成員國的審議。正因為如此，輿論普遍認為，如果雙方錯過歐盟峰會這個時間窗口，可能真的要開始為無協議“脫歐”作准備了。

12月8日，北京外國語大學區域與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北京外國語大學英國研究中心、中國歐洲學會英國研究分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聯合發布了《英國藍皮書：英國發展報告（2019-2020）》。作為跨年度更新的報告，“藍皮書”系統梳理了英國“脫歐”過渡期間內政外交和經濟社會問題。王展鵬作為本書主編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橫亙在英歐之間的核心分歧其實是老問題，也很難在未來幾天或最后兩三周內得到徹底解決，很多具體問題可能需要幾年時間才能逐步解決。英國“脫歐”過渡期在今年12月31日結束這個結局變數不大。

“藍皮書”指出，去年7月至今年7月是約翰遜政府的執政元年。躊躇滿志的約翰遜今年年初宣稱將開啟英國歷史的新篇章，開創英國的“非凡十年”。然而，正是在這一年裡，英國經歷了前所未有的變局，內外交困。“脫歐”與新冠肺炎疫情的雙重沖擊，使英國在過去一年裡遭受了全方位挑戰，也使約翰遜的執政成績單大打折扣。

時間愈來愈緊迫。無論英國“脫歐”大戲以什麼方式收場，“脫歐”進程本身和新冠肺炎疫情已經深刻影響了英國政治的走向。保守黨在2019年12月的大選中取得壓倒性勝利，看似為打破“脫歐”僵局鋪平了道路﹔但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不僅打亂了約翰遜政府與歐盟就未來關系談判的節奏，而且由於其備受詬病的抗疫策略，導致英國公眾對保守黨的支持率和信任度明顯下跌。“藍皮書”著重提到，黨派政治博弈是英國“脫歐”結局的關鍵因素之一，這一判斷目前是否仍然適用？王展鵬分析說，雖然不像去年大選之前影響那麼明顯，但黨派政治博弈對“脫歐”進程本身、對“后脫歐時代”的英國政治影響依舊存在。對執政的保守黨來說，如何在“脫歐”后應對工黨等反對黨的挑戰，如何處理蘇格蘭和北愛爾蘭地方民族主義的抬頭，如何解決英國的經濟社會問題，都可能是其不得不面對的博弈議題。

“脫歐”問題懸而未決加上疫情劇烈沖擊，雙重挑戰讓英國經濟承受著巨大壓力。英國財政大臣蘇納克11月向議會作支出審查報告時說，今年英國經濟或將萎縮11.3%，這將是近300年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硬脫歐”風險仍然存在，也導致部分外資出現撤離的跡象。在英國經濟中比重較高的金融業、零售業、旅游業等服務業，預計很難得到有效恢復，制造業可能面臨產能銳減的局面，進而導致失業率上升。

整體上看，受制於內外一系列因素，英國經濟短期內難見起色。即使在疫情結束之后，包括公共債務負擔在內的經濟影響也將持續更長時間。英歐貿易協議能否達成、后疫情時代經濟復蘇計劃能否順利落地、金融市場能否企穩回升，成為關乎英國經濟中長期發展的三個重要因素。

形勢是如此嚴峻，英歐之間達成貿易協議顯得如此重要。但在王展鵬看來，約翰遜也許並不會完全這麼想。一方面，即使最終不得不“無協議脫歐”，英國還可以開啟其他方面的協調工作，“堤內損失堤外補”﹔另一方面，此時的約翰遜執政正處於乏力階段，他本人未見得願意在英歐談判中作出實質性讓步，以免在國內授人以柄。

王展鵬認為，約翰遜的實用主義風格還將延續。這在他處理外交問題時體現得尤為明顯。這一點在“藍皮書”中也有表述。雖然強化英美特殊關系是實現“全球英國”藍圖的關鍵一環，約翰遜本人與特朗普也形成了較為良好的私人關系，但兩人依然存在諸多政策分歧。比如在伊核協議問題上，約翰遜充分施展“平衡木”戰術，一方面對所謂“特朗普方案”持開放態度，認為如果伊核協議無效，“特朗普方案”是個可替代的選擇﹔同時，他又繼續與法德領導人協調一致，組成維護伊核問題全面協議的統一戰線。

英國在華為5G等對華問題上的處理方式，則與處理伊核問題形成了鮮明對比。反悔先前承諾、宣布禁止華為參與英國5G網絡建設，在新冠病毒溯源和涉港、涉疆問題上與美國保持一致頻頻動作，又凸顯了約翰遜政府更趨僵化的對華政策。

王展鵬認為，多重問題疊加，充分暴露了約翰遜政府在對外政策方面表現出的急功近利、自相矛盾和投機性。在美國政府更替之后，歐盟無疑還是其最重要的西方盟友，到時候，“脫歐”后的英國將處於更加邊緣化的地位。

此刻，世人的目光都聚焦在布魯塞爾那場約翰遜與馮德萊恩的會談上，“孤注一擲”“懸崖談判”是許多媒體標題中的詞匯。問題在於，盡管一夜之間似乎出現了轉機，但“無協議脫歐”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即便順利達成協議，英國也不可避免地要帶著一身“脫歐后遺症”重新上路。(馬子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