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樂府詩的繼承與創新

　　樂府詩是李白詩裡尤為重要的一類，在《李太白集》中，樂府編為4卷，計149首，其中多數為擬古樂府。李白樂府，名篇極多，如《蜀道難》《遠別離》《梁甫吟》《將進酒》《戰城南》《行路難》《關山月》《長相思》《襄陽曲》《丁都護歌》《靜夜思》《玉壺吟》等，均為中國文學史上的經典之作。樂府詩至李白，無論是題材、境界、風格、語言，都有了極大的開拓，成就了樂府文學新的巔峰。明人王世貞高度贊賞李白樂府詩：“太白古樂府，窈冥惝恍，縱橫變幻，極才人之致，然自是太白樂府。”（《藝苑卮言》卷四）略可道出李白樂府的風貌。

　　李白樂府詩多用古題，在題材內容上有很多一脈相承之處﹔而在語言、境界等方面則大有變化，因而聲色大開。文人擬作古樂府，對於樂府文學史而言，是非常重要的發展動力。如明人胡震亨所言：“太白於樂府最深，古題無一弗擬。”（《唐音癸簽》卷九）又指出其擬古樂府的成就：“擬古樂府，至太白幾無憾，以為樂府第一手矣。”（《唐音癸簽》卷九）李白所擬樂府古題近120個，而他的擬作，絕非單純模擬，而是在古題之下闡發新意，廣為創造，大量吸收了古樂府的精華，而又加以汪洋恣肆的發揮與開拓。繼承與創新，在李白樂府中得到了渾然無間的統一。詹锳先生所論甚得要領：“太白樂府，或模舊制，或創新篇，因革之端，往往可指。”（《李白詩論叢》）因，就是繼承﹔革，當為創新。因革之統一，正可視為李白樂府在樂府文學史上的地位。

　　從繼承的角度講，李白樂府所擬古題，均在古樂府的譜系之中。如《天馬歌》屬“郊廟歌辭”，《將進酒》《戰城南》《上之回》《君馬黃》《稚子斑》《幽州胡馬客歌》《白鼻[~符號~]》屬“鼓吹曲辭”，《關山月》屬“橫吹曲辭”，《烏夜啼》屬“清商曲辭”，《蜀道難》《胡無人行》《白頭吟》《玉階怨》《短歌行》《來日大難》《門有車馬客行》屬“相和歌辭”，《丁都護歌》《子夜四時歌》《估客樂》《採蓮曲》屬“清商曲辭”，《秦女休行》《淥水曲》屬“琴曲歌辭”，《行路難》《襄陽歌》《襄陽曲》《君子有所思行》《妾薄命》《北風行》《遠別離》《長干行》《枯魚過河泣》《襄陽歌》《襄陽曲》屬“雜曲歌辭”，如此等等。關於樂府的分類，宋鄭樵《通志·樂略》分為53類，“雖加精密，實嫌瑣碎”（蕭滌非：《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而宋人郭茂倩編《樂府詩集》，分為12類，即是：1.郊廟歌辭﹔2.燕射歌辭﹔3.鼓吹曲辭﹔4.橫吹曲辭﹔5.相和曲辭﹔6.清商曲辭﹔7.舞曲歌辭﹔8.琴曲歌辭﹔9.雜曲歌辭﹔10.近代曲辭﹔11.雜歌謠辭﹔12.新樂府。這些都是大類，在大類下面還有不同的系統。如“鐃歌”就是鼓吹曲辭下面的子系統。《古今樂錄》載“漢鐃歌”有十八曲：“一曰《朱鷺》，二曰《思悲翁》，三曰《艾如張》，四曰《上之回》，五曰《擁離》，六曰《戰城南》，七曰《巫山高》，八曰《上陵》，九曰《將進酒》，十曰《君馬黃》，十一曰《芳樹》，十二曰《有所思》，十三曰《雉子斑》，十四曰《聖人出》，十五曰《上邪》，十六曰《臨高台》，十七曰《遠如期》，十八曰《石留》。”（見郭茂倩《樂府詩集》卷十六）李白的《將進酒》《戰城南》《君馬黃》等，都出於鐃歌系統，在題材類型、情感類型上都有一脈相承之處。關於“將進酒”，《樂府詩集》中述其主題為：“古詞曰‘將進酒，乘大白。’大略以飲酒放歌為言。”李白的《將進酒》，也是以酒述懷的。再如《天馬歌》，出於漢代“郊廟歌辭·漢郊祀歌”中的“天馬”“西極天馬”，而通過“天馬”的形象寄托了詩人不可羈勒的高邁志向。《雉子斑》，古題亦為“雉子班”，屬鐃歌。雉的形象本身就體現著耿介的性格。李善《文選注》：“薛君韓詩章句曰：雉，耿介之鳥也。”《禮記正義》雲：“或謂雉鳥耿介，被人所獲，必自屈折其頭而死。”李白的《雉子斑》繼承並突出了這個主題，其中的“乍向草中耿介死，不求黃金籠下生”成為耿介形象的代表。李白創作了很多清新俊逸的小詩，其中名篇也多有擬作樂府古題，如《子夜吳歌》《玉階怨》《靜夜思》等。古樂府中的“清商曲辭”，以吳歌歌曲最為柔婉清麗，其“子夜歌”“子夜四時歌”等，都極盡纏綿悱惻之情調，語言尤是清美含蓄。李白的《子夜秋歌》：“長安一片月，萬戶搗衣聲。秋風吹不盡，總是玉關情。何日平胡虜？良人罷遠征。”其意境、語言脫化於南朝樂府民歌之處是顯而易見的。

　　李白樂府從漢魏六朝的樂府傳統繼承、汲納了很多元素，為傳承樂府文學注入了很多活力。樂府傳統之所以能夠綿延不墜、踵事增華，從詩史的角度看，是由魏晉六朝迄於隋唐很多詩人共同致力的結果，當然並非李白一人所為﹔但李白又在繼承樂府傳統的同時，大力開拓，將屬於自己的藝術個性和時代因素呈現在其樂府篇什之中，形成了鮮明而獨特的風貌。明代詩論家胡應麟指出其樂府既有“因”又有“革”的特點：“太白《獨漉篇》‘羅幃卷舒，似有人開。明月直入，無心可猜’四語獨近。又《公無渡河》長短句中，有絕類漢、魏者，至格調翩翩，望而知其太白也。”（《詩藪·內編》卷一）認為李白樂府一方面有漢、魏的基因，又展現出鮮明的個性。李白樂府的創造性同樣是異常鮮明的。許學夷說：“五七言樂府，太白雖用古題，而自出機軸，故能超越諸子。”（《詩源辨體》卷十九）李白樂府以“擬古”見稱，卻是將時代憂患、現實關懷及不凡抱負打並其中，而語言的恢張縱橫，意境的迷離惝恍，使樂府詩至此境界大開。如《遠別離》《公無渡河》等，看似光怪陸離，而其中的現實憂懷，躍然紙上。《行路難》《長相思》的身世感慨，透射而出。許學夷指出李白樂府的藝術個性說：“太白《鳴皋歌》雖本乎騷，而精彩絕出，自是太白手筆。至《遠別離》《蜀道難》《天姥吟》，則變幻恍惚，盡脫蹊徑，實與屈子互相照映。”（《詩源辨體》卷十八）指出李白的這些樂府名篇，一方面可以上溯其“血脈”，一方面又自創局面，自鑄偉詞。

　　李白樂府之作的繼承與創新，也即“因”與“革”，是渾融一體地統一在其中的。“因”是為了“革”，重要的是李白對樂府文學所作出的杰出貢獻。

　　羅根澤先生認為：“樂府中有李白，如詞中之有蘇軾。胡適之先生《詞選》謂自蘇軾以后，‘詞可以詠史，可以吊古，可以說理，可以談禪，可以用象征寄幽妙之思，可以借音節述悲壯怨抑之懷。’故詞至蘇軾而范圍放大，樂府亦至而領土擴充。此就境界言也，就風格而言，蘇軾之詞，李白之樂府，亦有同樣價值！陸游曰：‘東坡詞，歌之曲終，覺天風海雨逼人。’李白樂府亦有此氣魄。且於此種氣魄外，益以天馬行空之仙氣，故彌覺其‘孤鳳鳴天倪’‘天外恣飄揚’，而我輩塵寰俗子，遂視如‘姑射仙人’，可望而不可即焉。”（羅根澤《樂府文學史》）這很能說明李白樂府詩的獨特風韻。

　　胡震亨嘗言讀李白樂府有三難，其言曰：“不先明古題辭義源委，不知奪換所自﹔不參按白身世遘遇之概，不知其因事傅題、借題抒情之本指﹔不讀盡古人書，精熟《離騷》、選賦及歷代諸家詩集，無由得其所伐之材與巧鑄靈運之路。”（《唐音癸簽》卷九）這番話其實最能說明本文之旨：李白樂府多有淵源，善於繼承前代樂府文學的瑰寶。李白並非僅是為作樂府而作樂府，而是因事傅題，借題抒情。李白對樂府詩的創新，是建立在熔鑄百家的基礎之上的。在廣採博收的基礎之上巧鑄靈運，方才成就李白樂府的瑰奇景象和巔峰地位。（作者：張晶，系中國傳媒大學資深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