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大型真菌30余年成果累累——

楊祝良 行走在高山峽谷(講述·一輩子一件事)

本報記者 楊文明

2020年11月18日08:56  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
 
原標題:楊祝良 行走在高山峽谷(講述·一輩子一件事)

  楊祝良在野外拍攝蘑菇生長。 資料照片

  楊祝良學習期間留影。  資料照片

  人物小傳

  楊祝良:1963年生於雲南省曲靖市,中科院昆明植物所研究員、東亞植物多樣性與生物地理學重點實驗室主任,專注真菌研究30余年,已發現4個新亞科、21個新屬、260余個新種。他為大型真菌繪制族譜,通過編纂書籍、制作宣傳挂圖等方式,幫助人們提高防范能力,以降低雲南野生菌中毒事件發生起數、中毒和死亡人數。

  在昆明,即便進入雨季,大多數食用野生菌仍無法人工繁育,不少野生菌價格依然高企。然而,曾經很貴的羊肚菌,這兩年價格卻大幅下降。“你們在市面上看到的羊肚菌,應該是人工種的。多虧咱們現在人工種植技術水平高,大家才有這樣的口福……”一進楊祝良的辦公室,映入眼帘的全是菌類期刊專著,楊祝良侃侃而談。

  “我的工作主要是為大型真菌繪族譜、認‘親戚’”

  中國是羊肚菌科物種的世界分布中心,乍看一樣的羊肚菌,從分子生物學角度看,卻有30多個不同物種。從中找出既容易人工栽培、又高產穩產的物種,談何容易?前后10多年,楊祝良團隊隻要出差就在全國各地採集菌株,終於篩選出十幾種適合人工栽培的菌株。投放到市場,第一年便見到了效益。可轉年再種,有的菌株卻出現明顯退化,“有的產量驟降,有的干脆不長。”楊祝良帶領團隊再次聚焦羊肚菌,在基因層面揭示了羊肚菌退化的原理。“現在隻要檢測兩個基因,就能判斷菌種是否退化、是否合格。”

  研究大型真菌,既有很強的科研價值,又有廣闊的市場前景。楊祝良說:“我的工作主要是為大型真菌繪族譜、認‘親戚’。這就好比一個大家族裡可能有10多個家庭,每個家庭裡又有不同的成員。哪些能放心吃,哪些有毒,這些研究清楚了,才能進一步考慮產業發展的問題。”楊祝良說。

  后來,楊祝良團隊瞄准了被業內評價“很棘手”的牛肝菌科分類。他們聯合國際同行,借到了國內外重要標本館的大多數代表性研究材料,終於收集到了全球該科60余屬約400種的2600余份標本樣品。“借標本、分析基因組是我們非常常規的工作,雖然看似有些枯燥,但看到收集到的標本樣品越來越多,我還是樂在其中。”楊祝良說。

  2014年3月,楊祝良團隊在國際真菌學主流期刊《真菌多樣性》上發表論文,首次構建了世界牛肝菌科的分子系統發育框架。緊接著,他們對我國牛肝菌的物種多樣性進行了系統研究,澄清了一大批分類混亂的菌種﹔其中一些研究成果被國際權威專家譽為牛肝菌研究的“裡程碑式成果”。楊祝良說:“能出這樣的科研成果,不是因為我們多高明,而是得益於我們國家的發展。”

  “沒有一流的野外工作,就沒有一流的科研成果”

  楊祝良的科研離不開實驗室分子生物學技術的應用,但去野外發現新的野生菌,依然是楊祝良最大的期盼。他說:“沒有一流的野外工作,就沒有一流的科研成果。”

  1998年夏,楊祝良第一次去青藏高原科考。生於雲貴高原的楊祝良沒想到,自己竟然在海拔3000多米處產生了高原反應。心跳每分鐘120次,躺在床上像跑步,“跑”了一晚,第二天連走路都吃力……科考隊長勸楊祝良回去,楊祝良想都沒想便拒絕了。他說:“要是不堅持住,以后永遠也不能站上世界屋脊,這會成為我科研生涯中的一個短板。”

  一周后,楊祝良身體逐漸適應,甚至比最初照顧他的同伴走得還快、爬得還高。他說:“那會兒就想把耽誤的時間補回來,抓緊機會考察。”也是在那次科考中,楊祝良意外地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草甸發現了野生菌。“一般認為野生菌應該長在植被茂密的林下,可為何出現在植被稀疏的草甸中呢?這本身就是很好的科研題目……”楊祝良說,現在,自己的學生到了野外,車一停就會全都鑽進大山。野外採集雖然辛苦,卻能夠給科研人員帶來重要的啟發。

  楊祝良對於科研始終全身心投入。他曾大年三十沒有離開研究所,也曾堅持每周六天半時間“泡”在實驗室裡。在國外讀博期間,他還花了兩年時間,到野外森林中尋找不能人工栽培的鵝膏菌幼齡個體供研究之用,最終提出了不同於前人的新觀點,后來還被外國同行收入到研究著作中。

  1997年底楊祝良完成國外學業回國,他立即開展研究、申請項目並獲得批准。恰在此時,楊祝良收到國外研究機構的邀請,但他選擇了留在國內。“國家培養了我,正是出成果的時候,我不能離開。”楊祝良說。

  “科普有時候比科研論文更重要”

  雖然從事的是基礎研究,但楊祝良並不想躲在象牙塔裡。“選擇研究方向時,要結合大眾生產生活的需要。”他說。

  在世界每年誤食毒菌而中毒死亡的案例中,有90%以上都是因誤食劇毒的鵝膏菌所致。中國共發現了12種劇毒鵝膏菌,其中一多半要歸功於楊祝良團隊。“劇毒鵝膏菌含有一類環肽分子,可能對癌症靶向治療有幫助。從基因的角度研究為何會演化出這類毒素,還能更好了解整個地質歷史時期蘑菇的進化規律。”楊祝良說。

  上世紀90年代開始,雲南山區和半山區出現100多起“不明原因猝死”,一直沒有找到原因﹔民間生出各種謠言甚至迷信的說法。中國疾控中心工作人員聯系到楊祝良,並通過與國內多學科、多個研究團隊聯合攻關,最終發現事件背后的元凶之一是毒溝褶菌。於是,除了撰寫科研論文,楊祝良還和同事們編寫了科普宣傳冊,教當地人掌握這些毒菌的特點,遠離它們。“不明原因猝死”現象少了很多,迷信謠言也不攻自破。

  “科普有時候比科研論文更重要。”科普活動沒法申請項目,也無助於職稱晉升,但他說,科普也是科學家的重要工作。“科研語言要准確專業,但科普得通俗易懂。”楊祝良團隊2015年出版了《中國鵝膏科真菌圖志》,可以幫助大眾區分可食用和有毒的鵝膏菌。“記住兩點,普通人就可避開大多數毒蘑菇:一是‘自己不熟知的蘑菇不吃’﹔二是‘頭上戴帽’‘腰間系裙’‘腳上穿靴’的蘑菇不吃。”楊祝良說。

  近些年,雲南省發生野生菌中毒事件的幾率已大幅下降。而這背后,既有食品安全、疾控部門的努力,也與楊祝良這樣的科研人員的深入科普密不可分。

  如今,楊祝良最喜歡別人叫他“蘑菇先生”。“這還是一位小學老師起的。當時我去給一所小學做科普,老師介紹我時叫我‘蘑菇先生’,我覺得特別准確,我不就是這樣一個人嗎?”

  因為熱愛 所以執著(記者手記)

  對科研,楊祝良近乎痴迷。為了搜集科研材料,他和同事跑遍山山水水﹔為了早點獲得科研成果,過年期間他也會去“泡”實驗室。越是遇到科研難題,楊祝良越有動力。做科普,楊祝良樂在其中。他提出的兩個標准,讓高大上的科研成果成為雲南山區群眾吃菌的常識,極大減少了因為誤食毒蘑菇導致的中毒事件。

  因為熱愛,所以執著。楊祝良說,研究蘑菇是一項偏冷門的學科,但他從不覺得自己是在“坐冷板凳”。業界的認可,還有被叫做“蘑菇先生”,讓他始終內心火熱……

    《 人民日報 》( 2020年11月18日 第 06 版)

(責編:木勝玉、朱紅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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