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愛坊前感“利國便民之要”

　　位於昆明三市街的忠愛坊。黃曉鬆攝

　　昆明市三市街街口矗立著一座高大的牌坊，牌坊上除鐫刻“忠愛”二字外，並無其他撰述，但熟悉昆明掌故的人都知道，此坊是為紀念元朝雲南首任平章政事、“忠於君而愛於民”的賽典赤而立。賽典赤治滇6年，博採“利國便民之要”，推行系列革新之舉，終逝於任上。史載，“百姓巷哭”，悼念者“號泣震野”。

　　一個封建時代的地方官，賽典赤的“利國便民之要”都有哪些方面呢？查考史籍，舉其犖犖大者，有這樣幾項——

　　劃清行省與王府的“權力邊界”，維護元中央的權威。元初在雲南實行軍事管制，省級既有行省又有宗王，導致元中央政令不暢。賽典赤受命入滇，雲南宗王脫忽魯暗備甲兵，以防權力旁落，賽典赤既沒有畏縮，也沒有以“力服”，而是以“心服”，化解了政治危機。賽典赤隨后奏請元中央，建立雲南行中書省，明確了行省是執行中央的政令機構，而王府只是對行省的監督機構，由此權力集中，政出一門，雲南從而“政令一新，而民不知擾”。

　　體察民情，詢“利國便民之要”。經過多年戰亂，元初雲南已是民不聊生，亟待推行新政，但革新應當從何著手？賽典赤深入底層，傾聽民聲，“接待無虛日，雖一壺漿，必笑而納之，更厚其酬答。由是遠近翕然倶來。”掌握了實情民意，革新的針對性和實效性有了保証。

　　獎農薄稅，調動民眾生產積極性。元初，雲南無粳、稻、桑、麻，賽典赤“教民播種，教民養桑”。為薄糧稅以厚民，史載，賽典赤曾反復與當地農民商榷租稅比例，從每畝交納收成的一半，降至三分之一，最后約定每畝交納稻米兩斗，其用心之良苦，至今讀來令人動容。革新的同時，賽典赤又從便民出發，沒有在雲南強制推行內地的錢鈔，仍允許貝幣流通，民皆稱便。

　　治理滇池，既管總，又實做。自古以來，滇池就滋養著滇中大地，但其水患令賽典赤常常面臨“池口壅塞，水及城郭”的危局，絲毫不遜於當今滇池治污的艱難。賽典赤經過周密勘測和籌劃，把滇池治理分成上下兩段，親自負責上段工程，腳踏實地干，得良田萬余頃。

　　賽典赤的“利國便民之要”，集中體現了他的忠誠、擔當和務實。忠誠是其首要的政治品格，忠誠贏得信任，信任贏得支持，大至設行省，小至保留貝幣流通，沒有元中央的信任、支持顯然不可能成功。政出一門，權力集中，必然是有權必有責，有責必盡責，處理宗王危機、劃清王府與行省“權力界限”、減免農民稅負等，在一定時期內，都會面臨不可預見的風險，隻有把重擔扛在肩上，排除阻礙，方能有成。賽典赤還把搜集民意置於首要。重要事務，不假手於人，一方面體察實情，積累一手經驗，也能隨時矯正決策中的失誤。

　　再一條絕不能遺漏，就是干淨。《元史》記錄，“夷酋每來見，例有所獻納，賽典赤悉分賜從官，或以給貧民，秋毫無所私。”

　　“江南千條水，雲貴萬重山。五百年后看，雲貴賽江南。”明人的這句預言流傳至今，代表著一直以來人們對改變西南地區落后面貌的期盼。當前，西南乃至西部欠發達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與全國同步實現小康的任務依然艱巨。要將現實差距轉化為前進動力，與其“等靠要”，不如起而行，與其左顧右盼，不如苦干實干，綿綿用力，久久為功，完成跨越發展的歷史重任。

　　忠愛坊無言，賽典赤的“利國便民之要”至今仍不失為一個有益的資政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