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實相生”與“名實相怨” 明清小說的一書多名現象

小說如商品，一個好的名稱，能給消費者留下深刻印象，並刺激他們的購買欲望。1925年，劉恨我在《小說一得》中說：“一篇好小說，無好題目，必定減色不少﹔有好題目，無好結構，亦然。”小說題名是最先入讀者之耳目的，如果題名新穎別致，符合讀者的閱讀期待，就能助益小說的銷售。

在中國古代出版史上，代表精英文化的經史子書，出版商一般不敢改篡，但小說地位向來很低，面向的是普羅大眾，因而就少有顧忌，常隨意改易書名，造成一書多名的現象。清末邱煒萲在《菽園贅談》中指出：“近來滬上牟利書賈，取時賢所著說部，改易名目，以期速售。”其實這是明清小說史上的普遍現象，筆者據歐陽健、蕭相愷主編《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粗略統計，該書收錄小說有異名者多達二百多部，而且很多小說不止一個異名，有的多達十余個。

有的小說在寫作、傳抄、成書、出版等過程中，就產生過多個書名。如《紅樓夢》開頭寫石頭將自己“歷盡離合悲歡炎涼世態的一段故事”“編述一集”，名“石頭記”﹔空空道人因讀小說而悟道，故名“情僧錄”﹔孔子后裔孔梅溪則從警世角度揭示小說主旨，曰“風月寶鑒”﹔而曹雪芹更關注女兒們的命運，在“悼紅軒”中增刪成書后改名“金陵十二釵”﹔程高本刊行時題名“紅樓夢”，因此書名既富有詩意又深刻揭櫫了小說主題，獲得后世讀者認可。小說的命名方式很多，1908年徐念慈在《余之小說觀》一文中概括道，“有短至一二字者，有多至成句者，有以人名者，有以地名者，有以一物名者，有以一事名者……種種方面，總以動人之注意為宗旨。”這也從另一側面道出了小說一書多名的一些原因，筆者認為犖犖大者有二：

第一，讀者閱讀體驗的差異。閱讀活動受到讀者個性喜好、知識結構和歷史背景等諸多因素的影響，遂會產生不同的閱讀體驗。很多小說再版時，書商或編輯作為特殊讀者，會按照自己的理解改定書名，如《畫圖緣小傳》突出的是畫圖在故事中的作用，清刻本改為《畫圖緣平夷全傳》，更強調“平夷”，正祖令賢堂本改為《花天荷傳》，則以人名。此類情況甚夥。有時書商對小說中誰是主人公會產生分歧，如碧梧山庄本《韓湘子全傳》內封題“韓昌黎全傳”。明小說《禪真逸史》本以僧傳名，清末石印本以寺名改為《妙相寺全傳》，又以史名改為《殘梁外史》。有的讀者對小說中的武打內容感興趣，如《南北兩宋志傳》晚清再版時易名為《北宋金槍傳》，突出楊家將所使用的兵器。出版商還看重小說的勸懲功能，如《繡戈袍全傳》本以物命名，后改名《果報錄》。《續小五義》后來刊行時增加“忠烈”兩字，《林蘭香》的清代坊刻本改名為《美益奇觀孝義傳》，都是凸顯因果報應、忠孝節義思想。

書商還善於蹭熱點，緊扣讀者的趣味。如晚明內憂外患，時代呼喚英雄，故書商將《三國演義》《水滸傳》合刻改為《英雄譜》。為正如日中天的吳三桂唱贊歌，清初《剿闖通俗小說》改為《忠孝傳》。鴉片戰爭爆發，國人開始產生海洋意識，為更能吸引讀者，《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咸豐本改為《三寶開港西洋記》。清末改良派提倡“白話為維新之本”，小說書名也與之呼應，如《何典》光緒本改為《十一才子書鬼話連篇錄》，等等，通俗易懂，令人噴飯。

有的小說有多個書名，從不同側面體現了讀者的閱讀關注點，如清初《新世宏勛》歌頌清軍創業立國，后來再版時有過很多異名，如《鐵冠圖全傳》以書中鐵冠道人的圖畫命名，《順治過江》以清軍過長江為鼎革之關節，《定鼎奇圖》則把圖畫與清廷建國扭結在一起。其他還有《雷峰塔奇傳》等小說，皆是如此。

第二，書商的銷售策略。潘建國曾指出，晚清通俗小說翻印的一大弊端就是改換小說題目，欺世取售。其法五花八門，或攀附經史及小說名著，在書名上貼上所謂“志”“傳”“紀”等標簽﹔或稱是“外史”“外傳”“逸史”“秘史”等，有的與歷史毫無關系，如《封神演義》改為《商周列國全傳》。特別是傍名牌，劉廷璣《在園雜記》說：“每見前人有書盛行於世，即襲其名，著為后書副之，取其易行，竟成習套。”四大小說名著自不必說，有以“奇書”改名者，如《艷鏡》又名“三續”“四續”《今古奇觀》，《石點頭》又名《五續今古奇觀》等。有以“才子書”標榜者，如《好逑傳》為《第二才子書》，《兩交婚小傳》為《續四才子書》等，都是希望通過傍名牌，產生附驥效應。

一些涉及敏感的社會問題的小說被禁毀，但這類小說有巨大的閱讀群，書商為了牟利，便偷天換日，躲避查禁，色情小說都曾有這樣的經歷，如美國國會館藏《如意君傳》正文卷端題“閫娛情傳”，以娛樂障目。《浪史》改為《巧姻緣》等，《肉蒲團》先后改為《鐘情錄》《巧姻緣》《覺后禪》《循環報》等，皆以愛情或悟道之名洗白。

或是利用書名做廣告。張敏生在上世紀二十年代發表《小說和題目》一文，稱小說好似商品，“能否引起讀者的興味和注意，將首尾讀全，委實也是看著那題目的吸引力如何。所以題目是小說的廣告，也可以說是引誘讀者的香餌”。因而一些小說作者或書商故意標新立異，以期達到吸睛效果，常在書名之前附加“古本”“批評”“精鐫”“全像”等字樣，吹噓書的版本、印刷、插圖、評點等皆質量上乘，其實不少是以次充好，冒名偽托。晚清時期，由於梁啟超提倡小說界革命，小說遂從“小道”躍升為“最上乘之文學”，成為報刊最受讀者青睞的文體，因書稿需求量大，遂成枯竭之勢，不少書商便將舊小說改頭換面，冒充新作，如道光年間將《金雲翹傳》改為《雙奇夢》，《女才子書》改為《情史續書》。

由此可見，明清小說一書多名現象的產生，與作者、讀者、出版商都有關系，是當時社會思潮、讀者心理、文壇風習及商業經濟等狀況的折射，雖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小說的銷售和傳播，但弊端也不容忽視。有的小說題名“按實定名”，“名生於真”，因而產生“名實相生，利用相成”的藝術效果，促進了小說的傳播﹔有的則粗暴更名，造成“名實相怨”，“反相為情”，即書名與內容割裂，甚至毫無關系，如光緒間出品的小說《白雲塔》曾改名《新紅樓》，其實與《紅樓夢》“風馬牛不相及”。此類不勝枚舉，出版商唯利是圖，侵害作者和讀者的權益，破壞了小說創作生態。葉小鳳在《小說雜論》中批評晚清小說道：“今之定小說名者，非不能研究，病在棄文以昵人，於是擇辭必妍，定名必巧，花草情恨，釵鈿夢淚等字雜見於首頁，千書一律，轉令見者不知其所言何事，所稱何人。”心父在《出版界之每況愈下》中感慨道：從前出版書籍，先考究內容，再斟酌書名，最后才看作者。后來便不然了，變成首看作者名頭，次看書名，至於書的內容怎樣，倒是頂小的問題。到了現在，風氣又大變，書的內容和作者名字皆無關緊要，而變成唯書名是從，越俗越好。這一演變過程，造成小說質量陡降，出版商難辭其咎。 （作者：萬晴川，系揚州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