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甘嶺》：用影像為全民族留下寶貴精神財富

今年是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周年。1950年10月，中國人民志願軍為了保家衛國、反抗侵略，跨過鴨綠江， 在朝鮮戰場上浴血奮戰，終於贏得了戰爭的偉大勝利 。在他們這種英勇無畏的抗美援朝精神感召下，保家衛國成了當時新中國電影人積極回應的時代議題， 講述 抗美援朝戰場上“最可愛的人”即志願軍英雄的傳奇故事，成了電影創作的重點表現對象。在眾多作品中，電影《上甘嶺》以鮮明的藝術特色和深刻的思想內涵脫穎而出。這部電影著重表現“一役”（即上甘嶺戰役）、“一人”（即綜合多位現實生活中的人物雜糅而成的主人公張忠發）、“一事”（即因交通封鎖在 坑道中面臨缺水危機的志願軍戰士如何堅守24天的故事），呈現中國人民志願軍戰士英勇頑強的戰斗作風、不怕犧牲的獻身精神以及團結友愛的優秀品質，用影像為全民族留下了一份寶貴的精神財富。

1 毛澤東主席了解到上甘嶺戰役的情況后，親自指示有關方面將其拍成電影

電影《上甘嶺》取材自“上甘嶺戰役”這一抗美援朝時期最關鍵也最為慘烈的真實戰事。 1952年，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對上甘嶺地區發動了 代號為“攤牌行動”的進攻。 上甘嶺地區的最高點五聖山是北部地區的中心門戶，若失守，敵人進入平康平原， 志願軍的戰線將后退200公裡。此地地形狹隘，無法進行大規模 進攻， 雙方均投入了大量 力量在3.7平方公裡的戰地持續鏖戰43天，反復爭搶陣地達59次， 最終我軍擊退敵人900多次的進攻，殲敵25000多人，雙方戰線自此穩定在三八線附近，為和平協議的簽訂發揮了關鍵作用。上甘嶺戰役不僅從軍事上打垮了敵人的攻勢，也打出了我軍的指揮藝術、戰斗作風和團結精神，打出了國威軍威。

毛澤東主席了解到上甘嶺戰役的情況后，親自指示有關方面將其拍成電影。擅長軍事題材拍攝的長春電影制片廠承擔了這一任務並立即組成陣容強大的創作班子，由沙蒙、林杉任導演﹔因為林杉曾創作多部革命歷史題材的作品，所以由他和曹欣、沙蒙、肖矛擔綱劇本創作。電影文學劇本最初以《二十四天》為名發表在《人民文學》上，開拍時改名為《上甘嶺》。影片看似是命題作文，卻成為傳世經典，這主要得益於 創作者腳踏實地地深入生活。 林杉 赴朝 慰問時了解上甘嶺坑道戰后產生了強烈的創作沖動，之 后他與沙蒙一同奔赴朝鮮並兩度在朝鮮生活數月， 參觀上甘嶺大量的山頭、坑道，閱讀近百萬字的文獻材料， 訪問了 戰爭親歷者57名，為創作打下了扎實基礎。

當然，影片不能光有生活積累，還需要依托藝術手法對真實事件進行集中提煉。 創作者沒有選擇宏大敘事來展現復雜的上甘嶺戰役，而是採取以小見大的 方式， 將故事重點放在一個連、一個坑道和幾個人物來集中體現。故事原型取材自上甘嶺戰役中志願軍某部八連 經過24天艱苦卓絕的坑道戰取得 勝利的史實。影片 以普通士兵的敘述為線索，用多次的“戰斗日志”將電影劃分為七個主要情節段落，以多幕劇的結構層層遞進，以點帶面地呈現上甘嶺戰役從陣地爭奪戰、坑道戰直至大反攻的三大階段。其中，第一個階段的陣地戰， 通過交代七連的堅守和八連的接管，簡要 介紹了戰況、背景、人物關系和主要矛盾﹔持續時間最長也是影片重點表現對象的第二階段即坑道戰，並未採用流水賬式的記錄，而是以水的匱乏這一尖銳矛盾貫穿﹔第三階段，即 大反攻戰役處 則通過通訊員楊德才舍身炸碉堡的英雄行為將影片推向高潮。由此，七個情節段落張弛有度， 有急有緩，實現了人物行為和情緒氛圍動靜相宜、快慢結合的節奏處理。

在確定“講什麼”“怎麼講”之后，創作者力求用革命現實主義的方法，通過真實的場景、美術、攝影、鏡頭語言乃至音響等多層面真實還原戰爭全貌。他們 特意邀請當年堅守坑道14個晝夜的志願軍某部四連指導員趙毛臣作為軍事顧問。劇組在中國東北相似的山峰上修建了類似的坑道，在解放軍工兵的支援下重建了一個“上甘嶺”，逼真地呈現出坑道的層次感。 美工師劉學堯巧妙採用坑道移動景片分解組合的方法，使燈光、攝影和演員表演能在狹小的空間裡協同進行，注意樹木、石頭等環境物體在戰爭中的實際變化。不光在軍事專業度、戰場環境和道具上極為考究， 電影還專門從上海電影制片廠請到著名攝影師周達明，以其對比鮮明的光影攝像賦予坑道中的英雄 戰士雕塑般的質感。 此外， 不僅演員需要下部隊體驗生活，去上甘嶺實地考察，多名主要角色的演員本身便具備從軍經驗，片中的志願軍過半均由軍人本色出演，呈現出極其真實的戰爭風貌，迄今為止仍是不可多得的戰爭片經典。

2 創作者雜糅幾個志願軍連長身上的故事，創作出電影中張忠發這一典型人物

在人物塑造上，影片採用戲劇“立主腦”的方法突出核心人物——張忠發連長。創作者選擇了最觸動他們心靈的人物——現實戰役中志願軍某部七連連長張計發，“以他為‘模特兒’”並雜糅7個志願軍連長身上的故事創作出電影中張忠發這一典型人物。為了表現張忠發的真實人性，影片在塑造其高尚品格的基礎上還表現了他的一些“小個性”。 機槍手出身的他 常常忘記自己指揮員的身份代替士兵上陣打仗，陣地 戰激烈時他端起重機槍投入戰斗， 轉入坑道后又在夜晚出坑道轟炸敵人的據點 。這種天真率直的 性格特質讓人物更加立體， 也通過人物的自我批判與改進描繪出一個真實可愛的成長性人物。

影片用很多細節表現他作為一個普通士兵的喜怒哀樂和生活氣息，如他領頭在坑道裡面抓鬆鼠，一打起仗來就要喝水等， 讓張忠發更加可親可敬。林杉說：“我們很少借用人物的口來說出‘為了祖國’‘為了朝鮮’‘為了人類幸福’這類話，我們覺得不必說了，他們每個人的行為都在說明這些，隻要我們能夠忠實地將他們描寫出來就對了。”張忠發的扮演者是曾經多次親歷戰役的共產黨員高保成，其氣質形象和角色也實現了完美契合。

創作者還通過坑道中的多重人物關系以及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折射出張忠發這一核心人物的立體形象，並由此帶出一批生動的英雄形象， 包括失明而以身殉職的七連指導員孟德貴，天真純朴且吃苦耐勞的女衛生員王蘭，詼諧而富有戰斗經驗的排長陳德厚， 機智勇敢的通訊員楊德才以及頑皮的 普通士兵毛四海等。 通過張忠發和這些人物之間性格沖突的展開與解決， 表現中國人民志願軍團結一致的集體友誼。據說，原來劇本中沒有一個女性角色，主創人員看到一篇關於志願軍女戰士王清珍在上甘嶺戰役中事跡的報道后，加入了女性角色王蘭。這個女性角色如同“綠葉中的紅花”成了亮點，也為影片主題曲埋下“伏筆”。

影片的其他角色大多也有真實的生活原型與獨特的性格特質。如 反攻戰中在碉堡前用身體 頂住爆破筒與敵人同歸於盡的楊德才，其原型來自於黃繼光與毛世昌等英雄人物。 影片中楊德才殉身前回望呼喚連長的特寫鏡頭正是來自於黃繼光戰友的回憶，其蘊含的現實力量引發了觀眾的強烈認同。由此，通過對核心英雄人物的塑造和多重人物關系的鋪陳，電影展現出人民志願軍立體豐滿的英雄群像。

3 戰士們在嚴重缺水的情況下，將蘋果切成薄片，一人一片，並深情地吟唱《我的祖國》，這些經典橋段被人傳誦至今

時至今日，人們談起電影《上甘嶺》，仍對志願軍戰士在 黑暗坑道中面臨缺水危機長達24天的堅守，以及 “兩個蘋果”與“一條大河”的 經典橋段念念不忘。上甘嶺戰役中 志願軍能夠抵抗敵人瘋狂進攻並發動持久有力的反攻，主要依靠的是坑道反擊戰術。 由於坑道本身的儲藏限制以及戰爭的猛烈程度， 后勤保障 與物質供給非常重要。正因如此，敵人對志願軍的運輸線層層封鎖， 試圖讓前線坑道彈盡糧絕。水的匱乏成了最大危機， 也構成了電影的核心矛盾。

影片中，隨著敵人加緊封鎖， 坑道漸漸陷入沉寂。為了振奮精神，排長給戰友們講述了“望梅止渴”的故事 ，張連長以身作則地干噎下餅干。正當片中人物因長期斷水陷入絕境時，炊事員老王九死一生為張忠發帶來師長囑托的兩個蘋果。 張忠發將蘋果給了重傷員，重傷員聞了聞便讓給了“可以戰斗的同志”，最后張忠發隻好將蘋果切成薄片，一人一片。 這個情節也有現實原型—— 因為蘋果既補水又充飢， 志願軍 在平壤購買了4萬公斤蘋果， 並下達“誰送進坑道一簍蘋果，立即記二等功一次”的命令。 然而據史料記載，這4萬公斤的蘋果最終送進坑道的隻有一個，即張忠發的原型人物張計發所在部隊斷水7日后，火線運輸員劉明生運送彈藥時帶來一個途中撿來的蘋果，這個蘋果先由連長送給步話機員，又被傳給傷員，后又回到張計發手中，他流著淚咬了一小口后往下傳，最終一個蘋果在坑道裡轉了兩圈才被吃完。這個情節與現實呼應，以小見大地折射出戰爭運輸的不易與坑道堅守的艱難， 也體現出 戰友們無私奉獻、團結友愛的革命情誼，賦予了作品感人的情感溫度。但影片放映時，一些志願軍老兵對坑道這段描寫並不滿意，因為實際情況更為嚴酷，戰士甚至要喝尿解渴。對此，沙蒙解釋道：“藝術反映生活，但生活不等於藝術。”借此能看出導演的訴求並不止於在電影中如實再現戰爭的殘酷，他更希望能表現艱難困苦中人們對生活的熱愛與對和平的向往。他的這種藝術追求更集中體現在影片的主題曲《我的祖國》上。

影片講述坑道缺水危機這一段內容時， 鏡頭慢慢橫移環視坑道內 的戰士們，最終定格在代表著理想和浪漫的女衛生員王蘭身上。當 她滿懷憧憬地唱起“ 一條大河波浪寬，風吹稻花香兩岸”之時，影片迎來了浪漫的抒情時刻。由王蘭的歌聲引領，空鏡頭展現出新中國的秀美河山，表達了志願軍對家鄉的思念。 在她的引導下，戰士們 激情澎湃地齊聲合唱，既體現出上下一心的集體主義精神，又緩解了戰爭的緊張氣氛，為艱苦灰暗的坑道帶來了詩意之光。

這首《我的祖國》由著名音樂人喬羽作詞、劉熾作曲。 回顧創作歷程，喬羽曾言，“我用很抒情的調子來寫這首歌曲， 是為了表達在面對強敵、很嚴酷的戰爭面前，我們戰士的鎮定、樂觀、從容，有廣闊的胸襟。我想告訴人們，他們是在這樣的一種精神狀態下戰斗的，他們能贏得這場戰爭不是僅憑血氣之勇”。原來首句歌詞本是“長江萬裡波浪寬”，不過喬羽想到，因每個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家鄉，都有自己的母親河，於是就改成了“一條大河波浪寬”。以“一條大河”來泛指祖國大好河山，因為“從對祖國的體會來說，不管你是哪裡的人，家門口總會有一條河，河上發生的事情都會與你相關聯，寄托著你的喜怒哀樂，隻要一想起家，就會想起這條河”。“一條大河”以其家國同構的意象，串聯起前線奮戰的戰士與后方家園間的情感聯系，最大限度地實現了共情。不少外國朋友 唱起這首歌時熱淚盈眶，想來也是觸動了內心最柔軟的部分。正如導演沙蒙“即使將來這部片子沒有人看了，這首歌還有人唱”的希望一般，歌曲《我的祖國》超越了時代，無論何時何地響起，都能以濃郁的愛國情懷喚起中華兒女的凝聚力和認同感，並重新喚醒那一段塵封的革命往事。2007年，中國第一顆探月衛星嫦娥一號發射升空，也特別選用了這首歌曲搭載。

由此，圍繞著坑道堅守時缺水這一核心矛盾，電影通過象征著生命之水的蘋果賦予了影片情感的深度與現實的關懷，也通過狹小坑道中對“一條大河”的唱誦與憧憬，建立起前方陣地與身后祖國的血肉聯系，為影片增添了浪漫雋永的 家國情懷。 電影《上甘嶺》表現出了抗美援朝上甘嶺戰役中，中國人民志願軍無私崇高的自我犧牲精神，以革命英雄主義、愛國主義為主旋律，最終完成了“英雄神話”﹔影片也形成了庄嚴、樂觀同時又具有抒情性的史詩風格，實現了革命浪漫主義和革命現實主義交融的美學風范。結尾處，影片以具有豐富內涵的象征場景升華了主題——反攻勝利后，衛生員王蘭將坑道裡相伴的鬆鼠放生，鬆鼠沿著一棵鬆樹的樹干爬上樹枝，融於藍天白雲，此景詩意地表達了志願軍對和平與自由的向往，更洋溢著革命樂觀主義的積極精神。

該片公映時，可謂盛況空前。上映前各影院雖在公園、商店和重要街口都設立了臨時售票點，但每天影院門前購票的人還是排成長龍。有人清晨6點趕去看7點開映的早場，也有人看完午夜12點半最后一場電影冒著嚴寒回家。從1957年1月27日至2月28日一個月的時間裡，《上甘嶺》在北京連續上映876場，觀眾達679675人次，平均上座率超92%，打破了北京上映影片觀眾人數的最高紀錄。

今日，雖然抗美援朝戰爭已離我們遠去，“上甘嶺”卻成了一種精神象征，它代表著用生命書寫信念的時代意志，體現出志願軍戰士舍己為人的英雄主義精神、國際主義情懷，也為我們帶來了戰爭與和平的長久思考。（作者：饒曙光，系中國電影評論學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