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嘉瑩：把不懂詩的人接到詩裡來

　　葉嘉瑩在家中客廳講詩詞。

　　1943年，葉嘉瑩與老師顧隨及同班同學合影。后排右二為葉嘉瑩。

　　1997年，葉嘉瑩在溫哥華為幼兒講古詩。

　　1974年，長女言言婚禮現場。

　　初中畢業時的葉嘉瑩。

　　上個世紀50年代，葉嘉瑩與台大中文系學生合影。受訪者供圖

　　葉嘉瑩最近一次公開露面是在9月10日，96歲的她例行給南開大學新生講開學第一課。坐在輪椅上，她中氣十足，調侃自己的頭發竟變黑了一些。

　　她習慣站著講課，一站就是兩三個小時。但現在，她從家裡的沙發上起身都需要保姆攙扶。她說自己“生命已在旦夕之間”，但仍要努力做到杜甫說的“蓋棺事則已”那一刻。她每天手寫論文、指導學生整理超過2000個小時的講課錄音。

　　哈佛、耶魯等上百所高校都留下過她講課的身影。剛回到南開講課時，她的課，教室裡要加座，凳子椅子一直加到了講台上。還有人靠牆邊窗口站著，或坐在地上。數學家陳省身、吳大任夫婦也和學生擠在講台下。

　　她在台灣教書時也是這種場面。后來，她帶著詩詞講遍了半個地球。

　　她沒有大學者高高在上的架子。她給幼兒園的孩子講詩，也給學者、院士、工人和家庭主婦講。92歲那年，她挑選了218首古詩詞，給兒童作古詩讀本，轉年又為這些詩詞錄制了講解和吟誦。

　　91歲時，她還在70平方米的住宅裡給研究生上課。博士生、碩士生，加上來旁聽的人，坐在塑料小矮凳上，每堂課有二三十人。后來，課程和講座的視頻被整理出來放到網上，她一下子成了講詩詞的“網紅”。

　　90后網友評價“這位90歲的老太太講課有趣”，認為她的書“不賣關子，娓娓道來，文學知識和歷史典故很豐富，兩口氣便讀完了三五百頁”。

　　她被稱作“穿裙子的‘士’”。她的生日，國內外研究詩詞的學者聚在她身邊開會，很多大人物都發來賀信。早些年，不喜熱鬧的她最多與幾位好友一起吃個飯。有一年過生日，她負責切蛋糕，南開大學的兩任校長母國光和滕維藻坐在旁邊。陳省身一定要把給她的祝壽詩藏到生日當天，提前一天到的楊振寧也沒得到“劇透”。

　　作家白先勇稱“葉先生是引導我進入中國詩詞殿堂的人”“她站在那裡，就是一個貴族。”詩人席慕蓉形容，葉老師在講台上像個發光體，是《九歌》中的湘水上的女神。

　　她要把“自己親自體會到的古典詩歌裡邊美好、高潔的世界”告訴年輕人，她希望能把這扇門打開，讓大家能走進去，把不懂詩的人接到裡面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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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關於葉嘉瑩的紀錄片《掬水月在手》開拍。拍攝前，導演陳傳興做了大量關於詩詞的功課，他想探討“葉先生跟中國詩詞史、中國詩人的大的生命河流之間的相互尊重和呼應”。

　　陳傳興“每次都要背著一大袋的書，隨時要翻開”。拍攝有時不按提綱走，葉先生會即興提到某一首詩，現場的工作人員開始手忙腳亂地翻資料，擔心犯錯出丑，尷尬又窘迫。“每次拍攝都非常緊張，感覺就是‘上戰場’。”

　　1954年，隻有中學語文教學經歷的葉嘉瑩受聘於台灣大學。若以論文著述為錄用標准的話，她不夠資格。

　　時任台大中文系主任台靜農后來回憶，當年邀聘葉嘉瑩到台大任教，是因為看到了她“所作的舊詩，實在寫得很好”，所以“就請了她”。

　　葉嘉瑩出生於1924年的北平，從小被關在懸著“進士第”匾額的大門裡長大，家裡保留著滿族的“花盆底”和“阿瑪”的稱呼。

　　女孩兒玩的蕩秋千、溜冰、踢鍵子、抓子兒，她都不會，有的根本沒見過。她不識字的時候就開始背詩，“所有的精力都用來讀書了”。《論語》是她“背誦的最熟的一本經書”。

　　11歲時，她跟著伯父學作詩。庭院中的竹子、石榴花、棗花、落日、月影是她寫詩的主要題材。“迦陵”的別號也是她從與伯父聊天中得來——清朝的陳維崧，是中國詞人裡寫得最多的，號迦陵。

　　考入輔仁大學國文系后，她遇見了影響自己一生的老師顧隨。

　　顧隨講課，她埋頭一字不落地記筆記。聽了6年課，她記下8大本筆記，此后的50余年，她在台灣、美國、加拿大漂泊，隻有這些筆記她隨身攜帶。顧隨當年評改的習作舊稿、信件、贈詩，都被葉嘉瑩作為書法裝裱起來，帶在身邊。

　　受顧隨的影響，她一改善感的詩風，寫下“入世已拼愁似海，逃禪不借隱為名”。70多年后，迦陵學舍在南開大學落成，這兩句分挂在月亮門兩側。

　　她一生中的大多數時候確實無處可逃。1945年，中國進入全面抗戰第八年。敵寇佔領下的北平，人們吃又酸又臭的混合面，穿打補丁的舊衣裳。師生在課堂上用詩句相互慰勉。顧隨在課堂上將雪萊《西風頌》裡的詩句”if winter comes，can spring be far behind”改寫成中文詩句，“耐他風雪耐他寒，縱寒已是春寒了。”葉嘉瑩模仿顧隨的風格，用這兩句詩寫成了一闋《踏莎行》。

　　12年后，顧隨同樣用詞牌《踏莎行》填了一闋詞。但此時，師生二人已失去聯系多年。

　　1977年葉嘉瑩從加拿大回國，開始整理顧隨文集。一向不喜歡麻煩別人的她為此事托關系找朋友。

　　“內行”人看出來，葉嘉瑩講課、為文與為人都深受顧隨影響。中國古典詩詞曲研究家鄭騫曾評價她，“走的是顧先生的路子，傳了顧先生的衣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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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嘉瑩講詩詞被公認的特點是“跑野馬”。

　　唐朝的皇帝，她一口氣說來十五個。“小山重疊金明滅”裡的“小山”，她能講上3頁紙。

　　講哲理詩，她隨手把張九齡、陶淵明、朱熹的詩拎出來作比較﹔講李商隱的《嫦娥》，她會談到王國維和王維，比較純詩人的自哀、哲人的的悲憫、修道者的自得﹔從辛棄疾的詞，講到詞的本質，再由詞的牌調拐到小令與長調的區別，因此講了講柳永，然后再回到辛棄疾的另兩首詞和用典，結合西方的意識批評理論……最后回到這堂課講的這首詞《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

　　年輕教師去聽她的課，感慨“葉先生‘跑’一大圈還能跑回來，而且幾乎不出錯”。

　　品鑒韋庄《思帝鄉》裡的“妾擬將身嫁與一生休，縱被無情棄，不能羞”。葉嘉瑩告訴學生，不要把它看成僅僅是寫美女和愛情的小詞。做學問和追求理想也需要這種精神，學物理不一定都能獲獎，要對自己的追求有終生不渝的奉獻。那一年，楊振寧和李政道獲諾貝爾物理獎。物理一下子成了熱門，許多學生爭著報考物理系。

　　她在課上感慨，當今世界科學發達，物質享受也越來越高級，可戰爭的危機到處埋藏著，誰都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事。什麼時候人類才有李商隱說的“何當百億蓮花上，一一蓮花見佛身”的世界呢？

　　聽過葉嘉瑩講座的學生覺得，葉先生先“降低了詩詞賞析的門檻，又手把手領著人進來”。“她講詩是結合著自己生命的經歷，是與生命相融會的感發。”比如葉先生講杜甫的詩，講到‘國破山河在’，她是真正體驗過的——“七七事變”后，北平淪陷，吃混合面，穿補丁衣，學校更換了教師，英文課程改上日語課，她們在教室按要求把歷史、地理課本逐頁撕毀涂抹。

　　顧隨說詩的主要作用，是在於讓人感動。葉嘉瑩在國外的課堂上，也常常給學生用英文“care”，她說要有一顆關懷的人，對人、事、物，對大自然的關懷。

　　顧隨不講書裡寫的內容，也不怎麼引經據典，完全是自己讀詩的感受。葉嘉瑩講詩，也常把自己的感受、情誼放裡面。

　　顧隨講喜歡的作者，也講不喜歡的。他直言姜夔的詞，最大缺點是清空。他認為，一個人做人只是穿著白襪子不肯粘泥，總是自己保持清白、清高，這樣的人比較狹隘、自私，遇事不肯出力，為人不肯動情。

　　“顧先生講詩歌生命裡的感發。”葉嘉瑩說。而“生命的感發”也是她研究古典詩詞的核心，也是她“終身熱愛詩詞，雖至老而此心不改的重要原因”。她認為，“詩詞的好壞，永遠以它的感發的生命的厚薄、大小、深淺為評量的層次。”

　　講周邦彥時，葉嘉瑩稱贊詞人的技巧和藝術，但仍要“很真誠地說話”。她說周邦彥這個詞人，和蘇東坡就差了一點點。兩個人同樣經歷了新舊黨爭，蘇東坡是將自己的得失、福禍置之度外的。而周邦彥最后學到的是明哲保身，“委順之名，人望之如木雞，自以為喜。”她覺得周邦彥的詞裡缺少一種博大的、深厚的感發的生命。

　　她喜愛辛棄疾，說辛棄疾和蘇東坡、陶淵明不同，陶、蘇都准備了一個“退”，是窮則獨善其身的退。但辛棄疾和杜甫是沒有“退”的人，他一生也沒有忘記收復自己的故鄉和故國，他是堅持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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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嘉瑩也沒“退”。

　　1948年，葉嘉瑩南下結婚，不久跟隨在國民黨軍隊裡工作的丈夫去了台灣。她未能像老師所期盼的那樣，“別有開發，能自建樹，成為南岳下之馬祖，而非孔門之曾參”。反而在歷史的江河中，“隨命運撥弄和拋置”。

　　抵達台灣的第二年，丈夫因為“白色恐怖”入獄近4年，葉嘉瑩帶著吃奶的女兒一度被捕和接受審訊。她和女兒睡過親戚家的走廊，住過“房子沒有頂棚，屋頂上可以看見木頭梁柱”的宿舍。

　　丈夫失去了工作，她靠在中學教書的收入養活全家。一次課堂，講到《淝水之戰》裡苻堅的雲母車。下課后，她搭公共汽車回家，等車時，由“雲母車”想到李商隱的詩：“雲母屏風燭影深，長河漸落曉星沉。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經歷了患難，她和詩人有了心靈上的共鳴，體會那種孤獨、寂寞和悲哀。

　　回到家，她又是那個擦地板，架著竹籠在炭火上為女兒烘烤尿片的人。家裡地方促狹，她在走廊邊的一個小桌子上備課，椅子一半在屋裡，一半在走廊。

　　丈夫性情變得更加暴戾。晚上，她夢見過自己和兩個女兒被丈夫打，陷入遍體鱗傷的彌留境地，夢到母親要接自己回家，困在一片蘆葦蕩裡找不到路。

　　因為悲觀的心境，她那段時間喜歡讀王國維提到的極為悲觀的詞。這也是她講授詩詞的特點——無論講詩詞還是寫論文，都是有自己真的感受、真的體會才會寫出來，講出來。

　　她想過，一個人真的絕望了，哪種自殺的形式最好呢？有人問她，為什麼不選擇離婚？她答：我是舊的女子，我還有我的父親，兩個女兒。

　　“后來我諒解了他，是想到王安石的一首詩《擬寒山拾得》。”她記住的與原詩有出入，但她更喜歡自己記住的詩句：風吹瓦墜屋，正打破我頭。瓦亦自破碎，匪獨我血流。眾生造眾業，各有一機抽。切莫嗔此瓦，此瓦不自由。

　　葉嘉瑩從不向旁人透露自己的不幸，外表平和。回憶起葉嘉瑩，台灣詩人痖弦想起兩件事：一件是在台北遠東電影院看電影，他看見相隔不遠的走廊上站著一位女子，身穿米黃色風衣，圍著淡咖啡色絲巾，衣著合身，清雅脫俗，對周圍亂糟糟的人群視而不見似的，如“空谷幽蘭”，神情則“意暖神寒”。幾十年后他才向葉嘉瑩本人確認，那晚在電影院看見的女子就是她。

　　另一件，是葉嘉瑩曾讓台灣的新詩人和舊詩人能夠破除隔閡，“坐在一起吃粽子了”。

　　當時，台灣文壇新詩人推崇西方的句法顛倒、意象晦澀的作品，舊詩人認為這些晦澀不同的詩句是故作高深。雙方打起了筆仗，甚至“端午節不肯紀念同一個屈原”。

　　葉嘉瑩在文章裡，有意解釋新舊詩人的困惑。她認為，杜甫的《秋興八首》的一個特色就是句法的顛倒，“香稻啄余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她解釋了顛倒的妙處。“形象的跳接是可以的，語法的顛倒也是可以的”，所寫的內容表達得好壞不取決於形式，而是感情是否真摯。

　　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國外的學者到台灣后，聽葉嘉瑩的課，邀請她赴美國密歇根大學講學。哈佛大學遠東系的海陶瑋教授正在研究陶淵明，也邀請她到哈佛。

　　“去加拿大不是我的選擇，去美國也不是，結婚也不是。”葉嘉瑩說，“但是我先生因為被關了那麼多年，幸而放出來了，他離開了海軍，沒有找到工作。他不想在台灣待了，看到我有機會出去，就堅持讓我把孩子先帶出去，他也就能出去了。”

　　鏡頭前，葉嘉瑩平靜地回憶著過往。母親在她17歲那年離世。她寫《哭母詩八首》，至今都“清楚地記得母親棺殮時，釘子釘在棺材上的那種聲音”。漂泊北美時喪父。講了那麼多關於愛情的詩詞，自己卻從未經歷過愛情，婚姻裡她遭受丈夫的咆哮凌辱。

　　紀錄片拍攝持續了3年。陳傳興覺得，自己拍攝了一位女性的百年孤獨。盡管有學者認為“不能把詩詞與葉先生作主客體似的分割”，但公映前，導演組敲定了印在宣傳海報上的話，“詩詞救了她。”

　　“詩詞的研讀並不是我追求的目標，而是支持我走過憂患的一種力量。”87歲那年，葉嘉瑩在給一本書的結語中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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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葉嘉瑩而言，更沉重的打擊在52歲那年到來。

　　她曾對大女兒說早點生孩子，我退休了可以幫你帶。這是她對自己晚年的另一種設想。

　　1976年3月，52歲的葉嘉瑩在美國東部參加亞洲學會。她收到大女兒和女婿車禍去世的消息，立即飛往多倫多。回到溫哥華后，她把自己關在家裡，接連數十天閉門不出。

　　她在《哭女詩十首》裡，寫“痛哭吾兒躬自悼，一生老瘁竟何為”，“遲暮天公仍罰我，不令歡笑但余哀”。

　　參加完葬禮，她回來學校工作。見到同事朋友學生，最多眼圈一紅，就低頭走過去了。“她的喪女之痛，似乎都用學問和詩詞撫平了。”葉嘉瑩的朋友劉秉鬆回憶。

　　導演組問她，這種撫平，是因為葉嘉瑩不敏感嗎？

　　“我覺得她不是不敏感，她對詩詞中那些幽微的情感體會得那麼透徹，怎麼會是不敏感呢？恰恰是古詩詞救了她。古詩詞給予她生命的精華，讓她的生命永遠停留在那麼高的層次。她的苦痛都被詩詞溶解了。”在劉秉鬆看來，“人生最難就是把自己退到一個位置，用相同的態度去接受一切去輕而化之。”

　　女兒的離世幾乎徹底改變了葉嘉瑩的后半生，家庭已經不再是她所謂的牽絆了。

　　“她覺得上帝聽到了她的心願，但是她有未完成的任務，所以帶走了她的女兒。”《掬水月在手》副導演沈祎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說，“她要這樣去說服自己或這樣去相信自己接下來的使命，其實是以他的親人的離去為代價的。”

　　詩詞幫助她緩解喪失親人的痛苦，提醒她還有詩詞傳承的使命。

　　女兒去世的第二年，她再次回國探親。那時“文革”結束。在火車上，她看到年輕人捧著《唐詩三百首》，高興得不得了。在長城參觀時，買到《天安門詩抄》。

　　“我當時覺得，中國真的是一個詩歌的民族，盡管經歷了那麼多劫難，還是用詩歌來表達自己。”她覺得“平生學的這點東西”，還可以報效祖國。

　　1978年，葉嘉瑩給國家教委寫信，申請回國教書。

　　1979年，葉嘉瑩回南開講學之時，南開大學原常務副校長陳洪只是幫忙提行李的中文系研究生。每次往返加拿大與中國，她都自費坐經濟艙，講課也分文不取。

　　陳洪坦言，當年葉先生還是有些“囊中羞澀”。自己跟著葉嘉瑩去水果攤，3堆橘子價格不同，葉先生一定買最便宜的。

　　在北大最大的階梯教室裡，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戴錦華跑來聽這位北美教授的課。她回憶葉先生講《古詩十九首》，自己“作為一個女性看到了另外一個智慧的女性師者的美”。戴錦華說，“葉先生是我當時毫不猶豫地選擇未來要做教師的重要和直接的推動力。”

　　葉嘉瑩寫豎排繁體的板書，一邊說一邊寫，速度很快。因為經常寫板書，粉筆灰使她的手指總是皴裂。她的右手拇指和食指上總貼有膠布。

　　一些聽過她的課的朋友，常常告誡她，講得不要太大聲，要節省點精力，注意身體。但她一講起課來，就什麼都忘了。

　　因自小接受“聲聞過情，君子之恥”的古訓，葉嘉瑩不喜歡過分熱鬧的鋪排。但隻要邀請方以弘揚古典詩詞傳統的重要性勸說，她都答應了。

　　“雖然我知道國內有不少才學數倍於我的學者和詩人，傳承的責任也不一定落在我頭上。可是我對中國古典詩歌有一種不能自已之情。”她給大學生講，也給幼兒園的小朋友講。密集的時候，隔一天一講，每次3小時。

　　有的課程錄像中能看到她輕微地咳嗽，但是她的語調沒有降低或減慢。“如果用我的老師顧隨先生常說的一句話來形容我講課，就是，‘余雖不敏，然余誠矣’。”

　　她的講稿被整理出來，有學理工的學生看了一個通宵。

　　1990年，葉嘉瑩從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亞洲系退休。她決定捐出退休金的一半——10萬美金，在南開大學設立“葉氏駝庵獎學金”和“永言學術基金”。“駝庵”是顧隨的號，“永言”則從她已故的大女兒和女婿名字中各摘了一個字。

　　前幾年，她又捐出了自己的全部積蓄和變賣房產收入。目前已累計捐贈3568萬元。有記者來採訪，葉嘉瑩說，我本來也沒有要他們公布。本來是我捐了就是捐了，是校友會他們說出去了。

　　“我本來要跟你講學問，看樣子你對於學問是沒有興趣的。”面對記者的追問，她很直接地對著鏡頭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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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嘉瑩說自己“好為人師”，因為急於把自己所知道的詩詞裡的好處告訴別人。

　　她閱讀涉獵廣泛。中國的、外國的，文學的、心理學的，經典的、暢銷的，她都看。

　　受聘於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的20年間，葉嘉瑩幾乎每天開車經過西南海邊大道。大道右邊是高高的森林，左邊是住宅區，越過住宅區，是廣闊無邊的太平洋。退休之后，隻要從中國講學回來，她仍每天風雨無阻地在這條路上往返，去亞洲圖書館看書、研究、撰寫新的論著。除了午飯時分到休息室吃自帶的三明治和水果，她要待到圖書館關門才離開。

　　她在海外查著英文字典教書，英文提高了，就去聽西方人的課，借西方文學理論的書。她發現西方文學理論中有的說法與中國傳統詩論有暗合之處。

　　葉嘉瑩指出：中國傳統文論, 需要以西方的新理論來補足和擴展。

　　她講心與物相感的關系，是中國傳統詩詞的“比興”，是西方現象學所說的主客體之間的相互關系。

　　她講秦觀填詞的用字和內心的敏銳時，提出希利斯·米勒的觀點——不管小說的內容有多少不同，他總能在不同故事、情節和風格之中，找到作者的本源。她因此解釋用詞源於“真正心靈情感的本質”。

　　談到溫庭筠的《菩薩蠻》，一句“懶起畫蛾眉”，她講杜荀鶴和杜甫的詩，也用西方學符號學的觀點解釋：“蛾眉”就是聯想軸上的一個語碼。因為“照鏡畫眉來做托喻，在中國文學已經形成一個傳統。可以喚起我們的聯想。你一看蛾眉，就能想到離騷中‘眾女嫉余之蛾眉兮’，想到李商隱《無題》裡的‘長眉已能畫’。”

　　近些年，她發現越來越多的學生本科時讀英文專業，然后去國外學西方理論。回國后，將這些理論生搬硬套到自己的文化上。她覺得這不可取，必須先對自己的文化有充分的了解。“理論是荃，目的在魚。”

　　她創造了一個名詞“弱德之美”，詮釋中國古典詩詞美感特質的本質性。她說，弱德不是弱者，弱者隻趴在那裡挨打。弱德就是你承受，你堅持，你還要有你自己的一種操守，你要完成你自己，這種品格才是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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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在她身上也看到了“弱德之美”。

　　“我是一個生來就屬於所謂‘弱者’的女性，我的一生可以說都是隨命運的撥弄和拋置。”她說，“但是我不跌倒，我要在承受之中走我自己的路。”

　　2000年起，她開始在南開招收研究生。

　　她不喜歡麻煩別人。回國教書后，她在南開大學校園內獨自居住，不請保姆。一次起夜，她在衛生間滑倒，摔斷了鎖骨，怕影響秘書休息，她在地上躺了4個多小時，天亮才撥對方電話。

　　為了節省做飯的時間，她讓秘書可延濤買好速凍水餃，最多一次買了10斤。可延濤說，葉先生對學問的要求很嚴謹，但對生活的要求很低，特別是不願意在吃飯穿衣這樣的瑣事上浪費時間。她的衣服好多都是二三十年前買的，很舊的衣服，她也從不舍得扔掉。有的破了洞，葉嘉瑩就自己拿針線把破處縫好。

　　沈祎記得，到葉先生家裡拍攝時，她捧著飯碗大口吃餃子，但從沒有衣著隨意、不打扮不收拾的片刻。

　　一生裡，她最看重“教師”的身份。直到91歲時，她還在家中給學生上課。她要求學生讀文獻原文，多背誦。對於不認真的學生，她會嚴厲地批評，語氣近乎呵斥。但學生如果刻苦認真，即使談詩談得笨拙可笑，她也寬容。

　　接受《人物》雜志採訪時，學生鐘錦曾回憶，有一次同學們在課堂上各抒己見，一個年紀挺大的師兄說得完全不對路，旁人都聽不下去了，但他非常認真投入。一看葉嘉瑩，她用書把臉擋著，躲在后邊悄悄地笑。

　　隻要血壓平穩，學生和朋友們傳來的郵件她會在晚飯后逐一回復。哪怕是收到群發的風光圖片，她也會一個手指敲打鍵盤，認真地回復“收到，謝謝”。

　　熱愛古典詩詞的陌生學生寫信或郵件給她，也能收到她的回應。

　　從物理系轉讀古代文學的學生考研失利，寫郵件給葉嘉瑩。葉嘉瑩用家裡座機打電話給他，鼓勵他不要灰心。還有的學生沒奢望過回復，信裡沒有留聯系方式，她便托秘書順著信件裡的信息找到對方。

　　外出講座，她每次仍站著講兩三個小時，有學生發現，葉先生腿都腫了。

　　為了讓她有更好的講課、開會、研究的場所，一位海外學生提議修建一所學舍，就像古代的書院一樣。世界各地的學生開始響應。

　　“他們每個人都出資不菲。”陳洪回憶迦陵學舍的籌建，“若干學生聽說了就來了，有學生說所有家具都是我的，有的說所有電器我都負責了。他們都是十幾年前甚至三四十年前聽了葉先生的課。”

　　2015年，迦陵學舍落成。葉嘉瑩在海外講課的錄音、錄像以及研究資料裝在150個紙箱分批運回國，大小不一的舊行李箱上貼著注明“資料”的紙條。

　　這座中式四合院，東鄰南開現存最古老的建筑思源堂，西面是國際數學大師陳省身的故居寧園。

　　《掬水月在手》紀錄片大部分場景在此拍攝。看過這部紀錄片，戴錦華直言，我們面對葉先生的詩和她本人會“失語”，“所有的語言都顯得丑陋”。

　　有觀眾想到了葉嘉瑩在台北寫的一首詩，最后兩句“千年滄海遺珠淚，未許人箋錦瑟詩”。葉嘉瑩認為，李商隱詩歌淒美，不必因為沒人作出箋注引以為憾，而是根本無法箋注，因為詩中幽隱難言又深廣如海的寂寞，遠非箋注所能為力。“葉先生為文、為人裡幽隱難言又深廣如海的寂寞，也是我們所難用語言表達的。”

　　“捧起一把水來，天上的月亮就倒映在水中。水裡的光影離你很近但又離你很遠。我覺得天下的美都在於一種‘距離’，在你的想象之間，可望而不可及。”葉嘉瑩這樣解釋“掬水月在手”。

　　一名學生體會過這種美。在南開大學東方藝術大樓，葉嘉瑩站在台上講課，他站在距離葉先生十幾米的地方靜靜聽著。“她講的每句話你都能聽懂，詞裡的美也能領略到，可就是覺得離葉先生那麼遙遠。”

　　有人形容這種感覺，“月光很近，但月亮很遠。”

　　但葉嘉瑩隻謙虛地說，我只是水中之月。（記者 馬宇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