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窟寺數字重生

　　雲岡石窟第20窟西立佛虛擬修復示意圖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注定消失的石窟將得到跨越時間和空間的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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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3日，洛陽龍門西山的奉先寺北壁，一件佛首被龍門石窟研究院的工作人員小心翼翼地安放到一尊等身立佛的殘像上，斷面完全吻合，佛首回歸。這次“回歸”的不同尋常之處在於，佛首是按照一比一的比例用3D數字打印的，這是國內石質造像流散文物首次實現數字回歸。

　　這件佛首館藏於上海博物院，早在1957年在北京購得，推斷被盜於1923年后——因為1923年，一名日本攝影師曾到龍門拍過奉先寺北壁照片，當時這尊立佛像頭部尚存。這只是龍門石窟眾多流失海內外的造像中的一件，但佛首的數字回歸，為流散文物回家提供了新的可能。

　　9月26日，“數字重生——絲綢之路沿線石窟寺數字化保護項目”在大同雲岡石窟啟動。對石窟寺來說，數字化的意義不僅僅是流失文物的回歸，它更關系到石窟寺的未來存續。

　　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理事長勵小捷說，歷經一千多年，石窟所面臨的水害侵蝕、岩體失穩及石雕表面風化等自然病害，仍難以遏制﹔歷史原因造成的被盜鑿、被破壞、被偷竊，大量精美的佛像、佛首、壁畫等，現在還流失海外。保護項目將選取絲路沿線具有不同時代意義、不同地域代表的石窟為實施對象，進行洞窟數字化、虛擬修復、數字回歸、展覽展示等方面的探索。

　　勵小捷宣布，項目首批選定雲岡石窟、龍門石窟、麥積山石窟，為期6年，面向公眾籌資。

　　數字重生，聽上去是一個科幻題材的題目，但對石窟寺來說，這是非常現實甚至緊迫的議題。那些赫赫有名的石窟，都面臨著或近或遠的危險。比如，麥積山石窟165窟開鑿於北魏，洞窟前部有坍塌，壁面泥層剝落過半﹔雲岡石窟16-1窟，屬於著名的“曇曜五窟”，是雲岡開鑿最早的5個洞窟之一，前立壁和前部窟頂早已崩毀，窟門僅存下半部，而北壁三龕佛像被盜后的黑洞，鑿痕累累，慘不忍睹﹔龍門石窟蓮花洞712窟開鑿於北魏，因其窟頂雕刻有一朵直徑3.6米的大蓮花而得名，曾擁有龍門石窟最精美的迦葉像，但頭部在1916-1935年間被盜……

　　勵小捷介紹，數字重生將有這幾種形式：對於有殘損的洞窟，利用老照片、通過最先進的數字技術，進行數字虛擬修復，再現石窟藝術原貌﹔對於流失海外的石窟文物，近期難以追還的，以數字化的方式實現拼接復原，向廣大游客展現﹔對石窟文化的推廣，通過各種數字化展覽展示手段，讓公眾了解石窟，愛上石窟。

　　雲岡石窟研究院數字化研究室主任寧波記得，雲岡石窟第33窟，2007年時還有兩尊菩薩衣紋，當時可以看到，現在再去，已經看不到了。有這樣一個數據，雲岡石窟每一平方米外立面的范圍內，平均每年就有10立方厘米消失。已經1500歲的雲岡石窟，風化，乃至消失，從漫長的歷史角度來看，似乎不可避免。

　　雲岡石窟數字化工作於2003年起步，目前已經完成整體石窟約1/3的數據採集，同時也完成了2005-2018年所有現存紙質檔案的數字化採集。“數字化技術，除了能記錄石窟的真實變化，還可以做整體風化監測——修建窟檐之后風化速度大大下降﹔而如果很多很多年以后，雲岡石窟真的消失了，如果有足夠精細的數據保存並傳承，人類還會知道並‘看到’，這裡存在過如此燦爛的藝術。”寧波說。

　　從2005年開始，北京大學教授查紅彬與龍門石窟合作從事石窟三維數字化的嘗試。建立石窟三維數字化的數據庫，利用三維數字技術輔助考古線圖的繪制，最終實現石窟全景數字化，這是查紅彬團隊目標的“三步走”。他為我們描述了將來一種參觀石窟的神奇體驗：走進一個石窟，戴上VR頭盔，就能看見這個石窟100年、500年、1000年前各是什麼樣子，歷史重現。

　　武漢大學測繪遙感信息工程國家重點實驗室教授黃先鋒，2007年與敦煌合作，掃描了整個莫高窟1.8公裡的數據，不僅是石窟，還包括周邊環境，“空天地一體化”，這成為向游客虛擬展示的基礎。“當時的投入是巨大的，工作量也是很大的。文物消亡的速度遠遠大於我們現在進行保護的力度，除了重視重點文物，還要看到邊疆和條件較差的地區。后來，我們做了一個軟件，放到雲上共享，手機就能打開，每個人都可以上傳照片，建模以后直接分享，實現低成本的數據記錄”。

　　黃先鋒說：“現在做的數字化，可以讓數字化和展示直接打通，每個人都可以參與。數字化不只是模型，文物信息挖掘和知識庫的建立任重道遠﹔數字化的成果也不只是看，是真的能夠用於保護的。”

　　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研究員詹長法認為，數字化是一場不知不覺的方法革命，在文物保護過程的多個維度延展，隨著實施的推進，需要我們有更深刻的人文思考。

　　詹長法總結，數字化參與文物保護利用的全過程包括基礎研究、保護修復、監測預警、利用發展、傳播推廣、闡釋展示等。“國家石質文物保護一號工程”重慶大足石刻千手觀音，在修復時就留取了修復前、中、后多層級的亞毫米級數據，實現了有數字化支撐的石窟修復。

　　“但必須看到，文博領域數字化還存在為記錄而記錄的現象，因需求不明確，或反復採集，或將數據束之高閣。而許多急需數字化採集建立檔案的遺產地，往往又缺乏專業人員，這使得數據交付后無人管理。”詹長法直言，“市場有市場的邏輯，行業有行業的困境。今天數字化在文物領域的廣泛應用，並未真正獲得與投入相匹配的效益。”

　　詹長法強調，隨著石窟寺保護迎來重大機遇，需要更有針對性地開展數字化工作，“從一開始就需要明確數字化應用的目標與可預期的效果”。在他看來，留存數字化資料信息的同時，應該深入挖掘石窟寺造像的藝術價值，展現出真正的藝術之美。

　　比如，2017年，瑞士西北部的巴塞爾利用3D掃描和打印技術整體復原出了埃及法老賽蒂I世的墓葬，及3300年前的法老石棺。此項目耗時5年，讓法老陵墓完整地以新科技的方式再現世人眼前。

　　這在雲岡石窟已經實現：2017年以來，依托數字檔案，雲岡石窟啟動了第3窟、12窟、18窟原比例復制工程，用3D打印技術，陸續將石窟“搬”到了青島城市傳媒廣場、北京建筑大學、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博物館等地，實現了不可移動文物的可移動展示。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注定消失的石窟將得到跨越時間和空間的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