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食家蘇東坡請客點幾個菜？

　　自古以來，勤儉節約不僅是關系個人生活習慣和道德品行的小事，更是關乎社會風氣和家國興衰的大事。在極特殊情況下，甚至還能虎口奪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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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國古代社會，人地關系一直高度緊張，“浪費可恥、節約為榮”自古就是傳統經濟倫理和道德風尚的重要內容。老子在《道德經》中所說“三寶”之一，便是“儉”。《左傳》曰，“儉者，國之寶也”﹔古語雲，“節儉之行，君子攸先”。

　　春秋時期，齊國名相晏子（晏嬰），歷事齊靈公、庄公、景公三君，名顯諸侯，卻“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時時處處以節儉為意，就連與本身地位相稱的生活待遇也堅辭不受。

　　晏子“食不重肉”，一餐隻吃一個肉菜。同僚梁丘據“見晏子中食，而肉不足”。肉菜之外，主食是“脫粟之食”即隻去殼沒有精制的糙米，蔬菜不過是“五卯、苔菜而已”。晏子做飯以夠吃為限，景公的使者突然到他家裡，沒有准備多余飯菜的晏子隻能“分食食之”，結果“使者不飽，晏子亦不飽”。晏子衣著簡朴，以蔽體保暖為度，甚至“布衣鹿裘以朝”，把省下來的錢財“澤覆三族，延及交游，以振百姓”。晏子以勤儉之道相齊輔政，“政平民說”。

　　遺憾的是，並非每個王朝都能視“儉”為國寶。三國曹魏后期，奢縱之風彌漫朝堂。魏晉禪代，西晉建立的當月，即泰始元年（公元265年）十二月，開國皇帝武帝司馬炎就“厲以恭儉，敦以寡欲”，下詔“大弘儉約”，力圖扭轉奢靡風氣。司馬炎下令從皇宮中撤出“珠玉玩好之物”，卻將之“頒賜王公以下”，間接誘導開啟了王公大臣的奢欲，導致朝臣炫富之事層出不窮，弘揚節儉的政策竟然走向反面。

　　駙馬王濟身為皇親國戚，“性豪侈，麗服玉食”，公然帶頭違背武帝“恭儉”國策。武帝曾到其家赴宴，王濟“供饌甚豐”，所有餐食“悉貯琉璃器中”。其中有一道“蒸肫”味道特別好，武帝問起烹飪方法。王濟答道，“以人乳蒸之”。武帝當即“色甚不平，食未畢而去”。

　　武帝雖然個人極度反感奢侈浪費，但因皇權不振，在制止貴族重臣的“豪侈”行為上一直有心無力。西晉開國元勛何曾“性奢豪，務在華侈”，衣食住行“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廚膳滋味，過於王者”。平日吃的“蒸餅上不坼作十字不食”，即不蒸出來十字開花的形狀就不吃。每次進宮參加御宴，何曾都看不上御膳房所做的飯食，覺得不如自家廚房美味，無法下咽。武帝“輒命取其食”，就特許他赴宴時自帶美食。何曾“食日萬錢”，一天的飯菜就要耗費一萬錢，以致留下“何曾食萬”的成語典故，還“猶曰無下箸處”。大臣“劉毅等數劾奏曾侈忲無度”，武帝“以其重臣，一無所問”。

　　軟弱的武帝后來甚至隨波逐流，參與到重臣貴戚的斗富爭豪之中。武帝舅父王愷與大臣石崇互相“以奢靡相尚”。王愷用糖水刷鍋，石崇就用蠟燭當柴燒。王愷用不常見的赤石脂做涂料，石崇就用當時難得的花椒刷牆。二人一時不分勝負，武帝親自下場“助愷”，賜給他一株“高二尺許，枝柯扶疏，世所罕比”的珊瑚樹。王愷用這棵珊瑚樹向石崇叫陣，石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隨后讓人拿出六七株高三四尺，“條干絕俗，光彩曜日”的珊瑚樹。王愷看罷，悵然若失。

　　在朝廷大臣的競相炫富和武帝的推波助瀾下，新生的西晉王朝不但沒有一點新朝氣象，反而很快氣息奄奄。朝堂之上烏煙瘴氣，八王之亂兵連禍結，西晉統一全國僅37年就被亂華的五胡所滅，導致中國古代歷史進入長達將近三百年的南北大分裂時期。

　　隋唐再造一統后，吸取西晉斗富奢縱的滅國教訓，勤儉成為上至皇室百官、下至黎民百姓的共同價值追求，尤以隋文帝、唐太宗的身體力行為甚。

　　有年關中地區鬧飢荒，隋文帝派左右親信出宮察看民情。親信給他帶回百姓吃的雜糠豆屑，文帝看過之后淚流滿面，從此不吃酒肉將近一年。即使是平時御膳，文帝也隻吃一道葷菜，后宮嬪妃的衣服都是多次縫補才換新。“開皇之治”時期，隋朝經濟在歷經三百年戰亂瘡痍基礎上的迅速恢復，和文帝的勤儉為政密不可分。

　　在節儉方面，文帝對諸子也是嚴格要求。他曾告誡太子楊勇，“歷觀前代帝王,未有因奢華而得長久者”。楊勇與秦王楊俊、蜀王楊秀等諸王之所以被廢，固然有政治斗爭的原因，也和他們生活上的奢縱有莫大關系。而文帝沒能識破楊廣簡約朴素假面具背后的窮奢極欲真面目，更是導致了隋朝二世而亡。

　　隋文帝在對皇子節儉教育上的失敗，給唐太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堅持清靜儉約、勤儉治國，打造出“貞觀之治”的太宗，尤其注意加強對太子李治的教導，以確保治國路線的延續。太子“臨食將飯”，太宗借機問道：“汝知飯乎？”太子回答“不知”，太宗告訴太子，“凡稼穡艱難，皆出人力，不奪其時，常有此飯”，端起飯碗就要想到農民在地裡勞作的艱難，隻有愛惜民力、不奪農時，才能確保糧食豐收，官民百姓有飯可吃。

　　在現場教學之外，唐太宗還注意加強書面教育。他親自撰寫《帝范》十二篇，其中《誡盈第七》誡勉太子，“君者，儉以養性，靜以修身。儉則人不勞，靜則下不擾。人勞則怨起，下擾則政乖”。唐太宗清醒地認識到，在古代生產力、尤其是糧食產量大體恆定的情況下，奢侈浪費必然會過度使用民力，導致百姓鋌而走險﹔隻有勤儉治國才能確保百姓生產生活正常有序，實現長治久安。故在《崇儉第八》中，太宗直接明確地告訴李治，“聖世之君，存乎節儉”。

　　勤儉是中國古代治國方略的重要內容，節儉亦是古人修身養性的品德操守，《禮記·表記》記載孔子認為“儉近仁”。中國古代節儉思想並不是一味強調儉省、泯滅人欲，讓人們去過苦行僧式的生活，而是在承認正當需求的基礎上否定貪欲，用理智克服物質利益對內心的誘惑，從而涵養內心。故諸葛亮《誡子書》言，“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

　　在“眾人皆以奢靡為榮”的北宋中期，司馬光“獨以儉素為美”。在勸導兒子司馬康崇尚節儉的家訓《訓儉示康》中，司馬光要求兒子“以儉為美德”，並對《左傳》中的“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進行了深入闡釋。司馬光認為，節儉是品德高尚的標志，“有德者皆由儉來也”，節儉寡欲，可以不為外物所累，不為利益所惑，這就是“君子寡欲，則不役於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而奢侈是罪惡的源泉，“侈則多欲”，奢侈必然導致欲望過多，“居官必賄，居鄉必盜”，或是“貪慕富貴，枉道速禍”，或是“多求妄用，敗家喪身”。

　　和司馬光同時代的蘇軾，不僅以詩詞書畫流芳千古，還是著名的美食家，自稱“老饕”。東坡肉等一百多種東坡菜美食，相傳大多都出自蘇軾之手。可就是如此熱愛美食，表示要“聚物之夭美，以養吾之老饕”的蘇軾，在飲食生活上卻異常節儉。他曾寫下《節飲食說》，給自己定下規矩，“東坡居士自今日以往，早晚飲食不過一爵一肉”，平時自己吃飯，一杯清酒，一個肉菜﹔“有尊客盛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請人吃飯不超過三個肉菜，甚至可以酌情減菜﹔“有召我者，預以此告之，主人不從而過是，乃止”，別人請他吃飯也不能超過三個肉菜，否則就不赴宴。蘇軾如此節儉的用意，“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這正是“人間有味是清歡”的注腳。

　　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敗由奢。自古以來，勤儉節約不僅是關系個人生活習慣和道德品行的小事，更是關乎社會風氣和家國興衰的大事。在極特殊情況下，甚至還能虎口奪命。

　　春秋末期，昏庸的晉靈公派人刺殺大夫趙盾。刺客鑽進趙家后，見趙盾正在吃晚飯，餐桌上隻有一條魚。按照春秋時期的飲食等級制度，趙盾身為卿大夫，按級別可以享受一餐吃掉一頭豬的生活待遇。而一餐隻吃一條魚，是普通士人的用餐標准。

　　刺客見趙盾晚餐隻有一條魚，不勝唏噓慨嘆，認為趙盾“為晉國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遂不忍刺殺如此節儉的趙盾，可又不能違抗國君的命令，隻有自刎而死。而趙盾因為節儉，從刺客劍下躲過一劫。　（吳鵬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