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賦聖”何以誕生 兼談《天子游獵賦》的兩個主題

司馬相如（前169？—前118）是兩漢時期最重要的賦家，位居“漢賦四大家”之首，也是中國文學史上最杰出的賦家，對后世影響甚巨。自宋代起，司馬相如就被尊為“賦聖”。著名理學家朱熹轉引林艾軒語：“司馬相如，賦之聖者。揚子雲、班孟堅隻填得他腔子滿，如何得似他自在流出？左太沖、張平子竭盡氣力，又更不及。”（《朱子語類》卷一三九）認為相如賦自然流暢，才情橫溢，遠在揚雄、班固、張衡、左思之上。宋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証》、元祝堯《古賦辯體》、明胡廣《性理大全書》等文獻皆引用林艾軒此語，明王世貞《藝苑卮言》、梅守箕《梅季豹居諸二集》、沈守正《雪堂集》等亦稱司馬相如為“賦聖”“賦之聖也”。可見相如作為“賦聖”的崇高地位，已經被宋元明以來的眾多文人所認可。所謂“聖”，既指向其卓越的文學成就，也指向其不可撼動的文學地位和深遠的歷史影響。“賦聖”司馬相如與“騷聖”屈原、“史聖”司馬遷、“書聖”王羲之等一起，共同成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杰出代表。

查《漢書·藝文志》，司馬相如有賦29篇，但大都已經散佚，今可見者，隻有《子虛賦》《上林賦》《哀二世賦》《大人賦》《長門賦》《美人賦》6篇，另有殘句若干。其代表作《子虛賦》《上林賦》（又合稱《天子游獵賦》）描寫楚、齊、天子打獵的盛況，長達四千余字。這樣一篇結構規模龐大、語言生澀難懂的文字，為何能夠震動朝野、千古流芳，進而為司馬相如贏得“賦聖”之譽呢？這需要從劉邦分封諸王開始說起。

早在漢以前，中國社會就有過“分封制”和“郡縣制”兩種制度。楚漢交戰和漢初時期，劉邦曾經分封一批異姓諸侯王，后來又改封同姓諸侯王。而在中央政府所統轄的十五郡中，則效法秦朝，實行郡縣制。但這些同姓王也經不起權力的誘惑，迅速成長為威脅中央政權的力量，最后演變為吳楚七國之亂。盡管“七國之亂”最終被平定，但也造成了國力消耗、民生凋敝的不良后果。元朔二年（前127），漢武帝採納主父偃的建議，“令諸侯以私恩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為定制封號，輒別屬漢郡”（《漢書·景十三王傳》），史稱“推恩令”。推恩令下達后，各諸侯國四分五裂，實力大減，再也沒有興風作浪的能力。推恩令徹底解決了漢朝的心腹之患，也真正結束了綿延一千余年的分封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歷史意義。

《天子游獵賦》寫作於前135年（龔克昌師《漢賦研究》，山東文藝出版社1990年版），此年竇太后去世，漢武帝即將施展其宏圖大志﹔8年后即頒發了推恩令（前127）。換言之，該賦完成於推恩令的醞釀期，諸侯王問題即將得到徹底解決的前夜。在這樣一個歷史關頭，司馬相如敏銳地感覺到了諸侯王橫行的時代即將過去，大一統的時代即將到來，於是他以當時剛剛興起的賦體文學，縱筆謳歌了這一歷史轉變。賦成，“奏之天子，天子大說”，封為郎。歷代文人無不艷羨司馬相如與漢武帝的“君臣之遇”，殊不知這種“君臣之遇”有著特殊的歷史背景，是政治與文學高度契合的必然結果。《天子游獵賦》產生於特定的時代，也隻能在特定的時代才能得到君王的青睞。當諸侯割據的時代成為過去，類似題材的作品再也無法引起君王的共鳴。因而，《天子游獵賦》的成功是不可復制的。

《天子游獵賦》的上半部分（即《子虛賦》），首先讓楚國使者子虛出場，他極力夸飾楚國雲夢澤面積之廣大、物產之眾多，楚王狩獵隊伍之雄壯，狩獵過程之驚險、時間之長久、獵物之眾多、獵后飲食之考究等﹔接著齊國烏有先生出場，稱譽齊國的海濱田獵場“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胸中，曾不蒂芥”，田獵范圍、場面、戰果皆勝過楚國。烏有先生用語不多，但氣勢磅礡，與子虛針鋒相對，呈不相上下之勢。在《天子游獵賦》的下半部分（即《上林賦》），天子的代言人亡是公出場，他首先對子虛、烏有的言論進行義正詞嚴的駁斥，批判了楚國、齊國不明君臣之義，不知諸侯之禮，奢侈荒淫，沒有節制，尤其批評了齊王“外私肅慎，捐國逾限，越海而田”，有私通外國的嫌疑。接下來亡是公又說：“且夫齊楚之事，又烏足道乎！君未睹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於是以近三千字的篇幅，大肆鋪陳天子上林苑之地域廣闊、物產繁多、天子狩獵場面宏大無比，獵后歌舞囊括四夷，在氣勢上壓倒齊楚﹔最后說天子幡然悔悟，解酒罷獵，關愛百姓，實行德政。此下又對齊、楚二國進行斥責：“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裡，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辟，而人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侈，仆恐百姓被其尤也。”再次批評諸侯王奢侈淫樂，不能關心民生疾苦。賦的結尾說：“於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乃今日見教，謹受命矣。’”二人羞愧難當，紛紛離開座席，感謝亡是公的教誨。

司馬遷《史記·司馬相如列傳》稱：“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盡管從經學的角度肯定了司馬相如賦的成就和地位，但不可否認的是，這是對相如賦主題的誤讀。筆者認為，司馬相如的代表作《天子游獵賦》有兩個主題：第一個主題是歌頌漢朝的統一、強大、文明和昌盛，肯定朝廷對諸侯王的規范與管理。如賦中言上林苑“視之無端，察之無涯，日出東沼，入乎西陂”，描寫天子歌舞“巴渝宋蔡，淮南干遮，文成顛歌，族居遞奏”，可謂囊括天下，“包四海而入之苑內”（宋程大昌《雍錄》卷九）。於春海（2003）、程世和（2017）、劉莎莎（2017）等學者都從賦中讀出了司馬相如的大一統觀念，認為“《子虛賦》《上林賦》是以文學的形式，對漢帝國大一統思想的最好闡釋”，“順應了時代的要求，與董仲舒提出的大一統思想異曲同工”，所論頗中肯綮。第二個主題是勸導漢武帝戒奢從儉，實行德政，即賦中所謂“實陂池而勿禁，虛宮館而勿仞，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與天下為更始”。兩個主題同時存在，前者為主，后者為次，前者潑墨如雲，后者惜墨如金。尤其是《天子游獵賦》的后半部分，處處以居高臨下的態度訓誡諸侯，以昂揚喜悅的語氣歌頌朝廷，極力鋪陳上林苑的富庶遼闊和狩獵、典禮活動，這是以文學藝術的手段為漢朝結束分封、走向完全統一制造輿論，大唱贊歌，其得到漢武帝的欣賞，自然是情理中事。

至於該賦的第二主題，那只是司馬相如順便對漢武帝做的一個提醒與勸誡，並且是以“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大奢侈”，即自我悔悟、改弦易轍的方式體現的，用語十分含蓄。自司馬遷以來兩千余年肯定相如賦者，無不贊揚其與《詩經》一樣有諷諫之義，稱譽他“卒章顯志”，手法高明﹔自揚雄以來兩千余年否定相如賦者，又無不認為其“勸百諷一”，“適足以啟漢武之侈淫”，失去了諷諫之義。有人甚至以此為據，批評司馬相如“迎合上意”，“人品不足齒也”（元方回《續古今考》卷十）。這都是對相如賦主題的嚴重誤讀。其實《天子游獵賦》結尾的諷諫，只是該賦的第二主題，是次主題，其重要性遠在第一主題之下。

司馬相如因《天子游獵賦》而成為漢武帝最青睞的文學家，也成為漢賦的代表作家，他將賦體文學推向了頂峰，對后世辭賦創作尤其是散體大賦的創作產生了深遠影響。“漢賦四大家”的另外三家（揚雄、班固、張衡）無不模仿其結構，學習其文採，創作了《甘泉》《羽獵》《兩都》《二京》等名篇巨制，使漢賦成長為“一代之文學”。晉左思《三都賦》、唐李白《大獵賦》、宋丁渭《大搜賦》等，亦無不在學習相如賦的基礎上進行創新。

“賦聖”崛起，離不開那個偉大的時代，那個從分封制走向郡縣制，從國家分裂、諸侯割據、戰爭連綿、民生涂炭，走向天下一統、經濟繁榮、各民族和諧共處的時代。司馬相如以如椽大筆生動描繪了這一歷史轉變，之后他還受朝廷任命，以開發西南夷（今四川、貴州、雲南一帶）的方式參與了大一統國家的實體建構（參見《史記·西南夷列傳》）。文學家隻有將自己的文學創作、文學活動與時代洪流相契合，才能創作出無愧於時代、無愧於歷史、無愧於文學發展演進的經典之作。 （作者：蹤 凡，系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