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陽伽藍記》 作者意圖的想象

現代文論美學曾風行反意圖主義思潮，這股思潮不滿傳統作品批評對作者意圖的重視，認為愈是遠離作者意圖，愈可能建立客觀、公共的批評。然而，即使是著名的反意圖主義者威姆薩特（W.k.Wimsatt）和比爾茲利（M.C.Beardsley）也公開承認，如果不涉及作者意圖，就不會有作品詮釋和評價問題。由於“詩言志”“以意逆志”等觀念，中國傳統作品詮釋十分重視作者意圖，因此，能夠為意圖問題貢獻有意義的現象個案。楊衒之的《洛陽伽藍記》記錄了淪為廢墟之前的北魏都城洛陽。在一千多年的流傳中，詮釋者孜孜探尋楊衒之的創作意圖，產生了各種不同的解說。這些解說各有其興味、值得思索。

《洛陽伽藍記》作者意圖的解說中，出現較早的是“不恤眾庶”說。釋道宣《廣弘明集》卷六《敘列代王臣滯惑解》謂楊衒之“見寺宇壯麗，損費金碧，王公相競，侵漁百姓，乃撰《洛陽伽藍記》，言不恤眾庶也”。“感念興廢”說權威色彩最濃厚，也為很多人接受。《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魏自太和十七年作都洛陽，一時篤崇佛法，剎廟甲於天下。及永熙之亂，城郭邱墟。武定五年，衒之行役洛陽，感念廢興，因捃拾舊聞，追敘古跡，以成是書。”李宗昉《洛陽伽藍記集証題辭》：“夫此書撰著，意備遺逸，非闡象教。昔洛陽當魏太和中，剎廟甲天下。暨乎城郭丘墟，撫君行役，感念興廢﹔用是拾舊聞，敘故跡，成書五篇。”李宗昉特別強調楊衒之是感念興廢而不是為闡揚佛教。“借伽藍存時事”說與“感念興廢”說相近，也常常關聯在一起。《洛陽伽藍記》吳若准序在歷數北魏興衰之后言道：“撫軍司馬楊衒之慨念故都，傷心禾黍，假佛寺之名，志帝京之事。”唐晏序謂楊衒之目睹元魏之亂衰，“黍離之悲，無可慨寄，乃於《洛陽伽藍記》托其懷舊之思焉”，其“意在借伽藍而存時事”。唐晏認為，楊衒之因為這種創作意圖，所以“於元氏諸王及公卿，多述其行事，而河陰一役，言之尤詳”。

楊衒之究竟因何作《洛陽伽藍記》已然無法從史料中查考。《魏書》沒有為楊衒之立傳。《景德傳燈錄》載楊衒之問道菩提達摩之事，言“衒之言行不概見，錄之以資談助”，可見，宋時楊衒之的生平事跡在史料中已不多見。沒有史料可供查考，隻有從《洛陽伽藍記》中探尋。流傳下來的《洛陽伽藍記》正文前有楊衒之的《自敘》，其中關於創作意圖有明確交代。《自敘》在敘寫重覽洛陽的所見所感之后寫道：“京城表裡凡有一千余寺，今日寮廓，鐘聲罕聞。恐后世無傳，故撰斯記。”雖隻有寥寥數語，卻明確交代作此記是為洛陽城中的寺宇不致在后世湮沒無聞。而據此看，即使“借伽藍而存時事”說也屬意圖謬說，因為楊衒之所要存者非“時事”而是“伽藍”，這也當是他命名為“伽藍記”的原因。

“不恤眾庶”“感念興廢”等說非楊衒之創作《洛陽伽藍記》的意圖，但各家之說不但沒有讓人覺得荒謬，反而覺得符契、合理。究其原因，諸說雖不是作者意圖，卻未出“文本意圖”范圍。如“感念興廢”說。楊衒之《自敘》開篇即敘寫洛陽損毀之前城內寺宇的森羅瑰偉：“寶塔駢羅，爭寫天上之姿，競摸山中之影。金剎與靈台比髙，廣殿共阿房等壯。豈直木衣綈繡，土被朱紫而已哉！”繼而敘寫眼前洛陽之殘敗荒涼：“城郭崩毀，宮室傾覆，寺觀灰燼，廟塔丘墟，牆被蒿艾，巷羅荊棘。野獸穴於荒階，山鳥巢於庭樹。游兒牧豎，躑躅於九逵﹔農夫耕稼，藝黍於雙闕。”一興一廢，對比鮮明，反差強烈。除了《自敘》中的這一段描摹，正文敘述再現了洛陽昔日的富盛繁華。且不論再現之生動鮮活，再現本身便能激發出強烈的興廢之感。楊衒之在《自敘》中記敘其目睹洛陽興廢時感嘆：“麥秀之感，非獨殷墟，黍離之悲，信哉周室。”浸潤於傳統文化中的士人觀此興廢恐怕都會有此感嘆，“感念興廢”是《洛陽伽藍記》文本含納的意圖之一。

再如“借伽藍存時事”說。《洛陽伽藍記》毛晉所作跋文言其“鋪揚佛宇，而因及人文。著撰園林、歌舞、鬼神、奇怪、興亡之異”。王文燾所作跋文言其“雖以伽藍為名，實多國故”。如毛晉、王文燾跋文所言，楊衒之雖志在為洛陽的寺宇立文存史，但他所立之文內容極廣。其中，時事敘述在文字上佔了很大比例，並且，敘述時不厭其詳。不僅詳盡敘述胡太后貪秉朝政、爾朱之亂這種朝政治亂，而且不慳吝筆墨敘述許多細碎小事，如：交代城北的上高裡曾經是殷商遺民棲止的地方，今時百姓皆以住在那裡為恥﹔敘寫司農張倫豪侈，言其屋宇光麗，服玩精奇，車馬出入，逾於邦君，等等。如此廣而詳的敘述時事，由此可見，“存時事”為《洛陽伽藍記》文本含納的意圖之一。

“不恤眾庶”說與楊衒之《自敘》有明顯的相悖之處。根據《自敘》，楊衒之的創作想法萌生於重覽城郭崩毀的洛陽之后，“不恤眾庶”說卻謂楊衒之“見寺宇壯麗”而作此記。但是，從《洛陽伽藍記》的內容看，盡管很多王宮貴冑舍宅為寺，然而，還有皇室、大臣耗巨資造寺。如胡太后建造的永寧寺，書中言其“繡柱金鋪，駭人心目”，“太后以為信法為征，是以營建過度”。由寺宇之侈麗和修建者的身份，資財靡費與百姓勞苦不難想見。“不恤眾庶”說亦是能夠從《洛陽伽藍記》文本掘發出的意圖。

優秀的作品不會隻含納一種意圖，話語本身具有一定的自足性和自主性，因而，文本含納的意圖與作者意圖並非一事。比較直接顯見的，文本意圖多來自文本局部，作者意圖常關乎文本整體。《洛陽伽藍記》整體話語設計就是圍繞為洛陽伽藍后世流傳的意圖進行的，《自敘》中言道：“然寺數最多，不可遍寫，今之所錄，止大伽藍，其中小者，取其詳異世諦俗事，因而出之。先以城內為始，次及城外，表列門名，以遠近為五篇。”文本意圖與作者意圖既非一事，將文本意圖歸為作者意圖就帶有強加話語的嫌疑，也會遮蔽或者窄化文本的豐富意義。從價值角度論，作者意圖並不必然比文本意圖更權威、更有價值。基於某種文本意圖建立的意義或許比所謂文本本義更適用於某些文化環境，更被某一時代需要。

總之，關於作品詮釋與批評，專注於作者意圖和完全不涉及作者意圖皆不可取，似《洛陽伽藍記》流傳中的混淆文本意圖和作者意圖亦不可取。無論是專業批評還是普通閱讀，都應當對文本含納的意圖與作者意圖有所區分和辨識。（作者：田淑晶，系天津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