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與共產黨人風雨同舟二十年

　　【述往】

　　早在大革命時期，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活動就引起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的注意。周恩來在1944年《關於黨的“六大”的研究》和1949年《學習毛澤東》兩次報告中說，惲代英曾寫信給毛澤東，建議學習陶行知到鄉村裡搞一搞。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集團悍然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眾多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慘遭殺害，中國共產黨被迫轉入地下，並且由城市轉向鄉村。陶行知在這個時候開始接觸到中國共產黨人，並與他們建立密切聯系。特別是在抗日民主革命運動中，他始終站在人民立場上，與共產黨人同聲相應，風雨同舟二十年。

曉庄支部

　　1926年12月，陶行知發表《中國鄉村教育改造宣言書》，表示要“招募一百萬基金，征集一百萬位同志，創辦一百萬個學校，改造一百萬個鄉村”。為此，他於1927年3月15日在南京近郊創辦曉庄試驗鄉村師范，培養具有改造社會精神的新型鄉村教師。學校招生廣告明確表示，歡迎“願與農民共甘苦、有志增進農民生產力，發展農民自治力”的青年學子，“小名士、書呆子、文憑迷最好不來”。

　　曉庄師范不同尋常的辦學理想和目標，吸引了一大批懷抱改造社會理想的進步青年學生，特別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接納了一批年輕的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

　　最早來到曉庄師范的共產黨員是張宗麟，新中國成立后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副司長、計劃財務司司長。他曾在南京東南大學教育科師從陶行知和陳鶴琴，1925年畢業后在浙江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5月，時任南京市教育局第三科科長陳鶴琴聘他為助理，同年秋，陶行知聘請他兼任曉庄師范指導員。張宗麟在“四一二”政變后與黨組織失去聯系，但在暗中一直支持校內具有革命傾向的青年學生。

　　1928年年初，因領導學生愛國運動被江蘇省如皋師范學校開除的學生黨員劉季平、石俊、湯澡、馬名駒，以及在浙江青田中學畢業后到鄉村領導農民運動而被迫害的共產黨員葉剛，不約而同地考入曉庄師范。他們五人很快與南京市委取得聯系，於同年夏秘密成立曉庄支部，劉季平任書記。同年秋，在中共浙江省委工作的共青團員徐明清考入曉庄師范，隨后發起成立共青團曉庄支部，並擔任團支部書記。

　　劉季平在新中國成立后擔任教育部副部長、國家圖書館館長，他在1982年著文回憶說，陶行知在曉庄師范實行民主辦學。校內除了共產黨地下組織外，還有兩個公開的政治派別：一是國民黨曉庄區分部，在國民黨眾多派系中屬於改組派，沒有跟隨汪精衛完全背叛革命，對蔣介石集團倒行逆施頗為不滿，同江寧縣黨部的關系貌合神離。二是信奉國家主義的青年黨，人數不詳，核心人物是掌握學校教務和訓育大權的生活指導部主任楊效春，反對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學說。南京市委指示要集中力量，發動群眾，設法趕走楊效春，對國民黨曉庄區分部採取分化瓦解的策略。

　　1928年6月，程本海、操正球、王琳等國民黨黨員被陶行知派往浙江幫助創辦湘湖鄉村師范﹔7月，楊效春辭職離校﹔同年秋，張宗麟辭去南京市教育局的工作，專任曉庄師范生活指導部主任。在隨后一年半的時間裡，中共曉庄支部在幾無干擾的環境裡迎來了組織發展的黃金時代。

　　中共曉庄支部積極支持陶行知領導的鄉村教育和社會改造活動，陶行知對劉季平、葉剛等青年學生的能力和態度十分贊賞，在曉庄聯村自衛團、禁賭禁毒委員會、曉庄劇社、鄉村信用合作社等各種鄉村組織中委以重任。劉季平到校不滿半年就被委任為聯村自衛團副總指揮，領導附近村庄巡防、守夜，開展禁賭禁毒等活動。葉剛、謝緯棨、郭鳳韶等中共黨員在田漢率領的南國劇社到曉庄演出后，發起成立曉庄劇社，創作反映農民生活的劇作，陶行知和他們一起登台演出。

　　截至1930年年初，曉庄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各有十余人，總計有三十余人，佔全校學生數超過百分之十五，他們的革命知識、活動能力、領導經驗，在南京市委下屬支部中都是相當出色的。時任江蘇省委書記的李維漢在《回憶與研究》一書中說：“該校黨支部領導黨員和積極分子深入農村進行調查研究，發動附近農民組織聯村自衛團。”南京市委在1930年2月2日的工作報告中稱：“學生支部都有相當生活，以曉庄為最好，他們的工作是農運。”曉庄支部的工作得到了上級黨委的充分肯定。

　　1930年2月，劉季平調任南京市委宣傳部長，南京市委安排他到上海學習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工作方法和斗爭策略，他回到南京后，即指示曉庄支部牽頭發起成立南京分會，有二百多人參加成立大會。時任江蘇省委農委主任的陳雲在考察南京黨的工作后表示：“爭自由的斗爭有七個學校有了群眾基礎，其中以曉庄為最好。”4月5日，曉庄支部領導城內大中學生游行示威，聲援和記洋行工人罷工，反對日本軍艦停泊長江﹔在“紅五月運動”中，以曉庄支部為骨干的革命青年學生，執行省委和市委部署，舉行飛行集會，張貼革命標語，散發革命傳單。國民黨當局下令查封曉庄師范，逮捕了三十多名進步學生，其中石俊、胡尚志、葉剛等10名黨團員慘遭殺害。

　　陶行知同情並支持學生愛國運動，他在《護校宣言》中痛陳“革命的教育摧殘於所謂革命政府之手”，宣稱“曉庄是同志的結合，不是少數個人的私有品，拘捕幾個人，不能叫他根本動搖”。他堅信曉庄的“種子已遍撒全社會，在人所不到的地方，已經有了曉庄的生命，我們想不到人間有什麼勢力，可以把他們連根拔掉”。

左翼陣地

　　1930年4月12日，陶行知親手創辦的曉庄師范被國民黨當局查封，平日愛護的熱血青年相繼被逮捕和殺害，自己也遭通緝而流亡日本。經歷了國民黨的白色恐怖統治，陶行知反省在曉庄師范超然於政治之上的教育救國理想，轉而對現實政治表示嚴重關切。1931年春，他秘密回到上海，在“九一八”事變的刺激下，與黨領導的文化界進步人士建立了更加緊密的聯系，加入對國民黨文化專制的斗爭。

　　時任《申報》總經理的史量才秘密聘請陶行知和黃炎培、戈公振一起擔任總管理處顧問，推動報紙輿論積極轉向抗日救亡的時代主題。1931年9月起，陶行知以《申報·自由談》欄目為陣地，用筆名“不除庭草齋夫”連續發表一百多篇雜文，其中有半數篇章抨擊國民黨政權。針對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針鋒相對地提出“安內必先攘外”，反對國民黨對共產黨和進步民眾的壓制﹔針對考試院長戴傳賢“救國不忘讀書”的謬論，鼓勵青年學生“讀書不忘救國”，支持他們的愛國運動。

　　1932年春，在馮玉祥的推動下，國民黨取消了對陶行知的通緝令，他得以公開身份開展社會活動。因為當局拒絕發還曉庄師范校產，徐明清、王洞若、張勁夫、董純才、戴自俺、孫銘勛、張健等一群曉庄黨團員和進步學生齊聚上海，跟隨陶行知繼續開展生活教育實驗，先期創辦兒童科學通訊學校，開展科學下嫁運動，后又在上海農村創辦山海工學團、晨更工學團和光華工學團，在市內創辦女工學校、勞工幼稚園，開展工農教育運動。

　　劉季平當時在黨領導的“左翼文化總同盟”負責教育新聞方面的工作，與陶行知及曉庄同學的聯系更加緊密。陶行知領導的上述教育機構成為黨領導的“左翼教育者聯盟”的核心力量，徐明清和王洞若先后擔任“教聯”負責人。同年，劉季平被捕入獄，陶行知聞訊立即籌措五百大洋聘請律師為其辯護。1935年徐明清被捕后，他又全力設法營救。許多曉庄同學一邊團結在陶行知周圍，一邊負責“教聯”的工作，這期間許多進步學生加入中國共產黨。陶行知從他們身上更加真切地了解了共產黨人的理想和追求。

　　1933年3月，陶行知與上海文化界進步人士百余人共同發起紀念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活動，聯名發表《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紀念會緣起》，宣稱“致真摯之敬意於此近代偉大之思想家，同時亦即作研究自由、思想自由之首倡，並打破我國學校界近年來一種思想義和團之壁壘”。

　　1934年，針對蔣介石強行兜售所謂的“新生活運動”，文化教育界出現一股尊孔讀經、復興文言的逆流，陶行知與《共產黨宣言》中文譯者陳望道先生等共同發起大眾語運動，著文力倡“知識分子參加大眾生活，在大眾語演進的基礎上努力寫作語文合一的大眾文”，同時主張“將生活符號普及於大眾，使大眾自己創造出語文合一的大眾文”。

　　1935年“九一八”事變后，國內外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國民黨在與日本帝國主義者簽訂了《塘沽協定》之后，又秘密簽訂了賣國的《何梅協定》，加深了中華民族的危機，國內抗日救亡運動空前高漲，黨領導的左翼文化運動迅速轉向建立文化界抗日救亡統一戰線。同年12月12日，陶行知與馬相伯、胡愈之、沈鈞儒、鄒韜奮、王造時、李公朴等280余人聯名發表《上海文化界救國運動宣言》，提出八項抗日主張。沈鈞儒回憶說，宣言“最初是陶先生、胡愈之先生和我同在呂班路勝利飯店約會上海各大學教授及文化界人士廣泛簽名發表的”。

　　1936年1月，上海文化界救國會通過陶行知草擬的《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國難教育方案》﹔2月，以陶行知創辦的教育機構為核心成立國難教育社，通過《國難教育社成立宣言》，張勁夫在國難教育社擔任黨團書記。

海外宣傳

　　1936年5月31日，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在上海成立，陶行知與宋慶齡、沈鈞儒、章乃器等15人被推選為常務委員。7月15日，香港《生活日報》刊發了救國會四位領導人聯署的《團結御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一文，積極響應中國共產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八一宣言》。陶行知在《團結御侮文件》序言中說：“團結御侮一文，由胡愈之先生起草，經我修改，與鄒韜奮先生在港先行簽字，再持至上海作最后修正，並由沈鈞儒、章乃器二先生加入簽名發表。”

　　在聯署文章發表前四天，陶行知離開香港，乘海輪前往倫敦出席世界新教育年會﹔8月10日，中國共產黨在巴黎出版的中文報紙《救國時報》刊發了毛澤東回應章、陶、鄒、沈四先生及救國會全體會員的公開信，表示“誠懇希望一致聯合，共同斗爭，以挽救祖國的生命”。25日，《救國時報》以《歡迎陶行知先生游歐》為題，介紹他此次歐美之行的目的，除參加新教育年會外，還將游歷歐美各國，向國際社會報告中國的現狀、中國的大眾文化運動和中國人民的救亡運動，粉碎日本帝國主義在國際社會的虛偽宣傳，讓世界愛好和平的公正人士明了在中國發生的一切。

　　1936年9月3日，陶行知和錢俊瑞、陳銘樞、王禮錫、熊式一等出席在布魯塞爾舉行的世界和平大會，並聯名致信大會主席，“懇切要求國際和平會議盡速派遣代表來華，以便在全體會議和中國全國委員會之間起聯絡作用”，認為“採取此一步驟將大大便利和促進爭取世界和平與正義的運動”。

　　陶行知在歐美兩年多的時間裡，面向華人華僑和留學生全面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推動成立全歐、全美華僑救國會。1936年9月20日，他在全歐華僑抗日救國會成立大會上，就《團結御侮的幾個基本條件和最低要求》再度作了說明，指出首先要停止內戰，軍隊的責任是保護國家領土，不是用來殘殺自己的同胞﹔其次是抗日不可以由國民黨一黨包辦，而是要全國人民結成統一戰線﹔再次是強調要相信民眾的力量，要組織民眾、武裝民眾。

　　陶行知還拜會各國進步團體，廣泛結交愛好和平的正義人士，尋求他們支持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他有關於美、英等國輸往日本軍需材料的研究成果，發表在1937年6月初出版的美國參議院公報上，引起美國朝野極大的震動，有力推動了相關國家政府對日本實行禁運。1937年12月13日，他通過自己的導師、哥倫比亞大學享譽世界的實用主義哲學大師約翰·杜威，聯絡愛因斯坦、羅素、羅曼·羅蘭、拉·甘地等世界知名學者和政治家，聯名發表《我們對於日本侵略中國的態度》，又稱《杜威宣言》，“提議各國人民組織志願的抵制日貨運動，拒絕出賣及運送軍火往日本，停止一切足以幫助日本侵略政策的對日合作，同時以一切可能的方法幫助中國進行救濟，增強自衛，直至日本撤退它在華的一切武力及放棄它的征服和政策而后已”。

　　在《救國時報》總編吳玉章的陪同下，陶行知先后於1936年10月30日和1937年2月15日兩次到倫敦公墓敬謁24748號馬克思墓，並寫詩說：“光明照萬世，宏論醒天下。二四七四八，小墳葬偉大。”1938年6月25日回國前夕，他第三次前去瞻仰馬克思墓，深切表達對馬克思的崇敬之情和對馬克思主義的敬仰之意。

　　1938年8月31日，陶行知返抵香港，作為國民外交使節，受到社會各界和共產黨人的高度肯定。9月2日，香港各界舉行隆重的歡迎會，鄧穎超、何香凝、何艾齡等數百人出席。10月1日抵達漢口，次日《新華日報》以《陶行知先生昨歸國抵漢，談各國援華運動》為題，熱烈報道他在海內外的宣傳活動。10月5日，周恩來同志接見了他，介紹國內抗戰形勢以及延安解放區情形，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當天備忘錄中寫下了“關於陝北情形，蒙其指示甚多”的文字。

一面旗幟

　　1939年7月，陶行知在重慶北碚創辦育才學校，招收有特殊才能的戰爭難童，培養抗戰建國人才。這所學校接納了許多中國共產黨員，許多重要職位均由他們擔任。陶行知邀請吳玉章、秦邦憲等中共高級干部來校講學，同南方局正副書記周恩來、董必武交往密切。1940年9月23日，周恩來攜鄧穎超專程訪問育才學校，為孩子們題詞“一代勝過一代”。育才學校實施勞動生活、健康生活、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與當年自由辦學的曉庄師范判然有別，學校戲劇組、音樂組多次在重慶演出，美術組還在重慶舉辦多次畫展，通過多種藝術形式宣傳抗戰建國和民主運動。

　　陶行知1938年起擔任國民政府第一屆和第二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積極建言國是。1941年初，皖南事變發生后，他在備忘錄上全文抄錄南京汪偽政權1月17日的廣播通訊，悲憤地寫下了“親痛仇快”四字。同年3月，與沈鈞儒、黃炎培等民主人士發起成立中國民主政團同盟，聯合文化界進步力量，支持共產黨全民族抗日主張，呼吁加強國內團結，實踐民主精神，同國民黨專制政治進行斗爭。1944年9月，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在重慶召開全國代表會議，改名為“中國民主同盟”，10月發表《對抗戰最后階段的政治主張》，響應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號召。

　　抗戰勝利后，陶行知與中國共產黨人同聲相應，在重慶和上海積極參加反獨裁、爭民主，反內戰、求和平的運動。1945年6月下旬，他與沈鈞儒、張申府聯名致電毛澤東和周恩來，稱“兩先生及各位友好多年來堅持國家人民立場，力促國家社會進步，群倫崇行，國之依賴”，同時表示“倘得舟車之便，願來延面領明教”。他雖然沒有能夠到訪延安，但在毛澤東不顧個人安危來重慶與國民黨談判期間，穿梭往來為和平奔走效力。10月11日毛澤東飛返延安，他與社會各界人士到機場歡送，並與毛澤東、張治中等合影留念。11月創辦《民主教育》月刊，發表《民主》《民主教育》兩篇文章，指出“真正的民主必須包涵：一、政治民主﹔二、經濟民主﹔三、文化民主﹔四、社會民主﹔五、國際民主”，認為“毛澤東先生寫的《新民主主義論》，和中國民主同盟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所通過的綱領，都系實現真正民主的路線”。

　　國民黨當局罔顧國內空前高漲的反獨裁、爭民主，反內戰、求和平運動，秘密殺害民主人士聞一多和李公朴，在昆明制造鎮壓學生愛國運動的“一二·一”慘案。陶行知勇敢地走上街頭，與重慶各界人士一起在長安寺公祭昆明慘案中被害師生，國民黨特務又制造了較場口慘案。

　　1946年4月，育才學校搬遷抵達上海后，深受上海人民反獨裁、爭民主，反內戰、求和平運動的影響，陶行知在一百天的時間裡，到學校、工廠、街頭發表100多場演說。6月23日，上海150多個人民團體在北火車站廣場召開反內戰大會，並歡送代表赴南京請願，陶行知在有10萬民眾參加的集會上發表演說：“和平民主不可分，我們不但要停止內戰，而且要爭取民主。”25日，他代表中國民主同盟召開記者招待會，要求“美軍立即撤離中國，美國停止對國民黨政府的一切援助，直待停戰及聯合政府之實現”。

　　陶行知在上海積勞成疾，於1946年7月25日突發腦溢血辭世。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分別電唁陶行知先生家屬，延安《解放日報》和重慶《新華日報》持續刊發紀念文章，報道延安、重慶、上海、紐約等地舉行的紀念活動。特別是8月11日，延安舉行兩千余人的紀念大會，時任中宣部部長的陸定一發表長篇講話，肯定陶行知在“九一八”事變后參加救國會起，他的政治立場就非常顯明了，“在政治上他與中國共產黨成為民主運動中的親密戰友”，他從“多年實際經驗中深切了解了中國共產黨是中國民主運動的中堅，了解了共產黨的大公無私，共產黨的主張正確，共產黨在為人民和民族的利益奮斗時堅強不屈，所以不怕一切誣蔑壓迫與共產黨攜手奮斗”。最后，陸定一發出號召：“二百萬中國共產黨黨員也要把他當作模范來學習。”

　　陶行知在民族民主革命中始終站在人民立場上，至今仍然是一面光輝的旗幟，激勵廣大知識分子團結在中國共產黨周圍，肝膽相照、風雨同舟，致力於實現偉大的中國夢。　　（作者：王文嶺，南京曉庄學院副教授，著有《陶行知年譜長編》﹔凌文，安徽省陶行知紀念館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