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內轉、往下沉的寫作姿態  

花山文藝出版社

2020年5月出版

　　優秀的散文作品應當是一種有難度的寫作——這是近年來一些有眼光且有成就的散文家，在創作實踐中逐漸形成的一種共識。劉江濱是這個共識群體的重要一員。前些年，他在評論散文家彭程有關創作難度的倡導與實驗時，曾有過由點及面的引申性闡發：“我認為追求‘有難度的寫作’應該成為引起散文界警覺的一個共識，或者散文寫作者尋求的一個方向目標……追求‘難度’，是自設門檻，唯如此，才有創新和超越。”這是屬於劉江濱的對散文創作難度的理解與認知，也是他自己在創作中的堅守和追求。

　　高端的散文寫作需要自覺的“難度”意識。然而，散文的難度具體表現在哪裡？或者說散文家向著難度的攀登應該從何處入手？卻仍是一個需要探究和討論的問題。從近年來散文創作發展變化的態勢看，一些散文家似乎將創作的難度更多看成一種手段，一種技巧，一種敘事策略或修辭方式。而沿著這樣的路徑進行“難度”的經營，或許可以增加散文行文的“搖曳”與“繁復”，難免要付出弱化乃至遮蔽作為散文之魂魄的主體表達的代價，甚至有可能造成散文文體特質的模糊與紊亂，直至消解散文之所以是散文的依據和邊界。相比之下，劉江濱對散文難度的追求呈現另一番情景——作家沒有在文本形式和技巧層面過多用力，而是讓創作重心向內轉、往下沉，化作對精神自我的發掘、提煉和提升，進而以不斷豐盈強大的自我挑戰散文的“難度”，推動藝術的前行。這點在他的散文集《當梨子挂滿山崖》中，有著充分的體現。

　　翻開這部散文集，作家的散文世界裡幾乎沒有什麼冷僻場景和稀奇物象，取而代之的是每見於普通人生命經驗的世相擷取、心靈沉吟、人情物理、血脈鄉愁等。只是我們一旦同這些尋常內容心目對接，隨之而來的卻正是所謂“熟悉的陌生化”，即在作家並不新鮮的“能指”中驀然感受到“所指”的穎異與別樣。《那鄉音裡的鄉愁》寫出方言口語的生動性與差異性，將之納入文學藝術和地域文化的范疇。倡導在推廣普通話時，應當自覺地保護方言口語，以利於文化發展的豐富性與多樣性。《春天的風》《夏天的雨》《秋天的月》《冬天的雪》一組文字，寫的都是人們幾近熟視無睹的景物。然而，作家偏偏擁有“畫到生時是熟時”的筆墨，於是，大自然的生動氣象，或呈現新的稟賦、新的意境，或平添新的哲理、新的旨趣，以至讓忙碌的現代人禁不住會有“千江有水千江月”的感嘆。

　　如果說以上作品的“推陳出新”得益於作家對審美對象的深入體察和敏銳發現，那麼還有一些作品的平中見奇，靠的是作家對客觀事物的動態描寫和對外部環境的歷史把握。《農家院裡的瓮》《家住石家庄》《那一簇溫暖的煙火》《坐飛機》《坐火車》等作品乍一看來，只是書寫了發生在作家身邊的事物更替與環境變遷，更多屬於小細節、短鏡頭，再加品味即可發現，其中分明融入了時代的跫音與社會的投影，是一種個體視線裡的歷史記敘。而這種由“小切口”走向“大歷史”的構思與手法，正是作家強大主體意識與豐足創作實力的自然外化。

　　劉江濱視野開闊，閱讀廣泛，文心綿密，這使得其走筆落墨，不但洋溢著濃郁的書卷氣，而且有讓人豁然開朗的“審智”特點。《桃之夭夭》以桃花為“文眼”，讓神思和筆墨在古典文學長河間穿行，一時間“總把新桃換舊符”的習俗、“人面桃花相映紅”的故事、“桃紅又見一年春”的暢想紛至沓來，其結果不僅生動傳播了與桃相關的知識，而且從較深的層面切入傳統文化的特殊蘊涵。《時間之筆》圍繞河北境內的沙丘平台遺址展開敘事，依次打撈出商紂王“酒池肉林”、趙武靈王“沙丘宮變”和秦始皇駕崩沙丘的歷史往事。而作家之所以鉤沉歷史，並非單純發思古之幽情，而是旨在以歷史為鏡鑒、為昭示。《深夜綻放的花》書香浮動、意脈別裁，作品從“我”的失眠說開去，自然地引出古時騷人墨客的相關詩作，以烘托失眠之苦。接下來，作家筆調為之一轉，坦言失眠帶給自己神秘的好處——大腦在朦朦朧朧、似睡非睡的狀態中，做天馬行空般的高速運轉，於是，奇思妙想、清詞麗句在“前意識”的客廳裡翩然起舞。這時，前人所謂“夢中得句”的說法有了新的詮釋。（作者：古 耜，系中國作協散文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