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視野下的明代白銀貨幣化

　　【爭鳴與商榷】

　　從全球史視野來看，明代白銀問題非常值得關注，源自市場的明代白銀，某種意義上改寫了中國歷史，也改寫了全球歷史。明代為什麼會有大量外銀流入中國？長期以來中外史學界多是以當時歐洲不能制造出與中國商品相匹敵的商品來交換進行解釋，這種隻見外在不見本質的觀點顯然缺乏說服力。我們需要切實了解中國內部在經濟全球化前夜究竟發生了什麼，通過大力發掘利用中外第一手資料的實証研究表明，明代白銀貨幣化從市場崛起，孕育了16世紀經濟全球化開端時期市場擴張的共生性因素——早期市場經濟。這裡所說的早期市場經濟是與傳統自然經濟相對而言的，其產品是為市場交換而生產，交換的媒介是貨幣。明代張居正改革，賦役向貨幣稅收轉化，農民要將農產品通過市場賣掉，換回白銀去繳納賦稅。這是貨幣經濟化或者說經濟貨幣化的過程，而貨幣經濟是使用貨幣進行交換的經濟，從這個意義上來講，貨幣經濟是市場經濟。明代白銀貨幣化，突出了市場現象和市場的作用，因此筆者稱之為傳統經濟向早期市場經濟轉型。早期市場經濟作為中國自身發展變化的驅動力，啟動了中國前近代從傳統經濟向早期市場經濟的轉型，見証了中國主動走向經濟全球化歷史進程的大合流。如何從全球史視角展開我國歷史上早期市場經濟的萌生發展歷程及其經驗教訓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經濟全球化前夜：白銀自市場崛起

　　明代白銀形成主幣，國外銀兩大量流入中國，早已是史學界的共識。但是對於白銀不同尋常的貨幣化過程探討，長期以來卻屬闕如，更罕有追問白銀貨幣化歷史發展過程意味著什麼。重新審視這一問題，必須看到白銀化與貨幣化不可相提並論。貨幣化，也即貨幣經濟化，而貨幣經濟的本質是市場經濟。對於為什麼會有大量白銀流入中國的探討，正是從白銀貨幣化的市場起源開始的。

　　明初建立寶鈔貨幣制度，禁用金銀交易，白銀不是合法貨幣。根據《明會典》記載，有明一代典章制度中，有“鈔法”“錢法”，根本沒有“銀法”。由此可見白銀作為貨幣本身不是出自明朝制度。白銀使用從非法到合法，經歷了一個漫長而不同尋常的貨幣化過程，我們稱之為白銀貨幣化過程。從民間土地買賣大宗交易市場來看，由於明初寶鈔沒有保証金、儲蓄金等制度，而且發行無度，很快就出現了貶值的信用危機，明朝寶鈔貨幣制度沒有確立，白銀作為一種比較穩定的貨幣開始出現在市場上。對第一手民間資料——明初洪武至成化119年間427件徽州土地買賣契約文書進行分階段梳理，可以發現白銀自下而上崛起於民間市場，是市場萌發調節作用的真實軌跡：一是洪武到建文時期，寶鈔已經顯示了迅速衰落態勢，白銀貨幣化趨勢已經出現。二是永樂到宣德時期，寶鈔經歷了一個再發展又轉向衰落的過程，宣德年間契約文書中出現許多實物交易，說明過渡出現了。三是正統至成化時期，寶鈔逐漸絕跡於民間土地大宗交易，發展至成化年間，白銀成為清一色土地大宗交易的貨幣，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將白銀推至了社會流通領域主要貨幣的地位。

　　迄今為止明代白銀所發生的巨大變化，一般中外學術界均以《明史》所記載的明英宗正統初年“弛用銀之禁”“朝野率皆用銀”為據，認為是朝廷法令推行的結果。然而，《明史》的高度概括並沒有反映出問題的真相。一方面根據民間土地買賣契約文書，英宗時並無“朝野率皆用銀”的社會現象出現﹔另一方面依據《明實錄》，英宗正統初年不僅沒有“弛用銀之禁”的專門法令頒行，而且在正統初年有關法令中，我們看到更多的是在想方設法地挽救寶鈔，固執地採用寶鈔的舉措。白銀崛起於市場，而不是從國家貨幣制度自然發展起來的，這一點毫無爭議。

　　大量明代官私文獻顯示，成化、弘治年間（1465—1505年）是歷史分水嶺，一方面，白銀崛起於市場，在市場與國家力量的博弈中勝出，白銀作為稱量貨幣，具有自由銀的本質，標志中國古代歷朝鑄造和發行貨幣的壟斷權，在明朝中后期已經喪失。另一方面，成化末年，朝廷重臣丘浚注意到社會流通領域的上述變化，在《大學衍義補》中建議以“白銀為上幣”，是白銀作為主幣已經上奏到朝堂之上的証明。於是以成化、弘治為界，白銀經歷了一個自下而上的市場崛起，到得到官方認可與自上而下合流，主要以賦役折銀的方式，大規模推向全國的歷程。市場與國家的關系發生了新的變化，說明市場與國家之間不僅存在博弈，而且也有調和，形成了新的動態平衡點。白銀從官方非法貨幣向事實上的合法貨幣過渡，通行於全社會，伴隨著一系列國家制度變遷，賦役—財政貨幣化改革，引領整體社會發生重大變革。白銀滲透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深入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中，農民從納糧當差到納銀不當差，使得市場前所未有地活躍起來，在國內資源不足情況下，市場突破國界走向海外市場已呈不可阻擋之勢。

　　16世紀經濟全球化開端，形成不可阻擋的歷史浪潮。根據明代民間第一手土地買賣契約文書，可以明了，經濟全球化前夜（15世紀下半葉）的中國已悄然發生了白銀的市場崛起，白銀從非法貨幣到合法貨幣，並非出於國家法令推行，而是市場機制發生作用的結果，可視為中國古代經濟轉型的新起點。僅從制度史出發研究明代白銀問題，是有局限的，無法揭示白銀從市場崛起、代表的是早期市場經濟的萌發，也不可能認識到明朝發生了傳統經濟向早期市場經濟的轉型。白銀在流通領域快速崛起，在市場作用下，國家對於白銀的需求也與日俱增，從國計與民生兩方面探討白銀貨幣化過程，貨幣化即市場化，這一過程打亂了明初原有的幾乎所有的制度安排，引發了國家一系列制度改革，市場與國家合力推動白銀貨幣化發展進程，這正是前近代中國經濟從傳統經濟向早期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這一轉型，推動中國走向經濟全球化的大合流。

經濟全球化開端：中國市場與全球市場的連接

　　明代成化、弘治之際，在中國社會強烈的白銀需求推動下，民間私人海上貿易蓬勃興起，走向海外，開始尋求海外資源，由此成為中國市場與全球市場連接起來的濫觴，主要表現在兩方面：

　　一是日本銀礦。這是中國外來白銀最早的源頭。日本白銀的大量開採和出口，是在16世紀40年代以后。從時間上看，日本銀礦開採量的急劇增長，是在中國巨大白銀需求下促發的。日本貨幣史專家黑田明伸指出：“可以認為石見銀的需求在日本國內幾乎沒有，專門向中國出口。”

　　二是美洲銀礦。歐洲人探尋新航路的重要原因是對黃金的尋求，從尋求黃金到白銀的重要轉換，發生在16世紀70年代西班牙佔據了菲律賓馬尼拉以后。西班牙人一到東方，幾乎立刻發現中國商人在貿易中青睞白銀，因此開辟了著名的“馬尼拉大帆船貿易”，即跨越三大洲的所謂“大三角貿易”，美洲白銀源源不斷地流向了中國與全球。

　　經濟全球化開端時代西人東來，中葡兩國第一次正式交往的后果，是嘉靖初年明朝的一度閉關。中國白銀供求關系不僅促使民間私人海外貿易與當時國際上海盜兼海商縱橫的無政府狀況合流並愈演愈烈，而且促使明朝財政危機不斷升級，迫使明朝中央到地方的財政貨幣化加速進行。此后明朝在平定海上“倭患”過程中轉向開放，選擇了改革路徑和新的發展模式，使國內市場擴大與全球市場連接，將對外貿易政策從政治層面落到經濟層面，主要表現在：

　　一是明朝在福建漳州月港開海。隆慶元年（1567年）福建巡撫涂澤民上疏請求開放海禁，“准販東、西二洋”，得到朝廷允准。這標志著民間海商出洋貿易合法化，貿易模式從以官方朝貢貿易為主向以民間私人海上貿易為主轉變，一種新的東西洋貿易網絡開始正式形成，促使民間海商迅速崛起與“馬尼拉大帆船貿易”發展。明清之際，鄭氏海商集團雄踞海上，建立了繁盛的海上貿易網，並在與西方“海上馬車夫”荷蘭的海上博弈中勝出，成為17世紀全球市場中最為活躍的海商力量之一。

　　二是在廣東澳門開埠。在市場作用下，財政危機迫使廣東政府於1553—1554年允許葡萄牙人交納商稅進行正常貿易﹔接著1557年允許葡萄牙人入居澳門，葡萄牙人在澳門經營的是繁盛的中轉貿易，在中國商民積極參與下，以澳門為中心，不僅建立了與日本長崎的貿易航線，將大量日本白銀運到中國，還開辟了多條海上國際貿易航線，建立起環球國際貿易網絡。中國市場直接影響了白銀作為國際通用結算方式通用於全球貿易，形成了市場網絡的全球性鏈接，大量美洲白銀從多條國際貿易航線流向中國，同時助推了全球市場的早期發展。

　　明朝開海政策使晚明與經濟全球化開端相聯系，明代對外關系史成為經濟全球化開端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以中國本土第一手官私文書與西方第一手文獻資料相結合的實証研究表明，經濟全球化不僅僅是西方大航海帶來的，其前夜明代白銀不同尋常的貨幣化過程已經掀起了主動參與的第一波。中國參與全球經濟分工，不僅引進了貴金屬白銀，也開發了巨大的國際市場，漳州月港開海和澳門開埠，創造出沿海地區早期市場經濟發展的重要條件。《萬歷會計錄》的研究表明，16世紀80年代張居正改革的核心是財政改革，國家實物與以力役為主的財政體系在向以白銀為主的財政體系過渡，其中白銀貨幣化已佔有41%的比例，而關於河南省這個農業大省田賦個案的分析也表明，白銀貨幣化比例竟然高達71%。中國市場擴大發展直接激發了日本銀礦大開發與間接促發了美洲白銀礦產大開發，推動大量外銀流入中國，意味著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中國積極與全球市場進行互動。對此，有學者提出的外銀流入才引發一條鞭法改革，外銀拯救了中國市場之說，是本末倒置了。16世紀東西方具有許多共性：民間市場為經濟發展提供了基石，市場參與調整提供了有利於參與經濟全球化的條件，明朝主動走向全球貿易，不失時機地成為全球大合流的預流者，是全球經濟體系建構的積極參與者，也是主要貢獻者。

　　供求關系是經濟學基本原理，明代白銀貨幣化是早期市場經濟發展的新起點，也是市場供給與需求關系的演進過程。16世紀經濟全球化開端之時，東方與西方普遍存在貨幣是財富形態的觀念，獲得金銀的途徑是開採金銀礦和對外貿易，當時一方面大規模的國際及地區之間貿易尚未形成，另一方面在對外貿易中的中國商品存在著比較優勢，白銀需求過度，供給不足，存在著巨大缺口，而海上貿易存在著廣闊的利潤空間。明朝通過內部市場驅動力與一系列制度改革，主動與世界市場接軌。16—17世紀日本白銀產量的絕大部分和佔美洲產量一半的世界白銀輸入到中國。美國學者丹尼斯·弗林與阿圖羅·吉拉爾德斯提出了世界貿易誕生於1571年的觀點。筆者則認為應該提前到16世紀40年代中國白銀需求直接引發日本銀礦大開發的年代。這充分說明了明朝不是被納入一個西方主導的經濟體系，而是積極參與了經濟全球化的初步建構，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為經濟全球化作出了重要的歷史性貢獻。

結語

　　在國家、市場與社會的分析框架下，將明代白銀貨幣化過程的發展帶入經濟全球化構建和思考之中，綜合考察國家—市場—社會三者以及中國與全球之間的動態關系，對經濟全球化開端時期明代歷史發展進程進行分析研究，可以得出以下認識：

　　在經濟全球化的前夜，白銀貨幣化崛起於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啟動了中國傳統經濟向早期市場經濟的轉型。市場嵌入並推動國家一系列制度改革、社會變遷和國家財政體系乃至中國從傳統賦役國家向近代賦稅國家轉型。明代白銀不可逆轉地成為流通領域主幣、國家統一的財政計量單位和國家賦稅征收形態，中國出現了一個白銀時代。

　　明代白銀貨幣化過程中，國家在制度改革中居於主導地位，市場的作用日益增強，社會上商幫興起，歷史發展進程是“看不見的手”與“看得見的手”的博弈與合作交錯的復雜過程，而整體社會變遷不能簡化為國家法令推行的單向過程。

　　白銀貨幣化，上上下下各個階層產生對於白銀的巨大需求，需求決定供給，推動社會力量依靠市場擴大發展，主動走向海外市場的尋求，與世界市場接軌。中國民間海外貿易蓬勃興起，直接引發了日本銀礦大開發和間接引發了美洲銀礦大開發，引領了經濟全球化開端的歷史潮流。

　　白銀貨幣化在中國走向世界的歷史過程中，呈現出錯綜交織的多面性，主要具有兩種性質：一是建設性，一是破壞性。海上貿易的無政府狀態，迫使國家財政窘況頻現﹔整體社會變遷，國家面臨錯綜復雜的不穩定因素。最終國家與社會之間出現全面沖突，矛盾難以調和。

　　17世紀全球性的經濟危機，是全球貨幣危機，歐洲的西班牙和亞洲的明朝相繼走向衰落均與此有關。這是16世紀全球白銀貿易發展最繁盛國家存在的一個嚴重缺陷：主要依靠外來資源，無法抵御外部變化的沖擊。　　（作者：萬 明，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歷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