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紀史研究中的現代性問題

在中世紀史領域，有一類成果頗值得關注。且略觀有關書目：《現代國家的中世紀起源》《自由的根源》《同意、強制與限制：議會民主的中世紀起源》《中世紀教會法與西方法律傳統的起源》《普通法的中世紀起源》《現代歐洲的起源：西方文明的中世紀遺產》《個人的發現》《英國個人主義的起源》《資本主義的起源》《大學的興起》《近代科學在中世紀的基礎》……自19世紀后期以來，類似涉及中世紀歷史諸多范疇的相關研究難以枚舉，不過從書名不難看出，它們大都可歸之於起源研究。起源研究是歷史學傳承有自的古老技藝，中世紀史領域出現此類研究，自然也在情理之中。事實上，對此類“歷史發生學”（historiogenesis，沃格林語），人們不僅將其看作是學術日常，甚至形成了一種起源偶像式的崇拜（Idol of Origins，馬克·布洛赫語）。然而，在這種日常乃至崇拜的學術敘事中，我們不能失去應有的反思與警醒。

與人們熟知的歷史研究頗有些不同，起源研究的對象並非歷史本身，而是以當下的行為、器物、習俗、制度、文化等為出發點，從歷史中找尋其淵源。借用美國學者羅斯托的話說，起源研究在追問“這一切是怎麼開始的”：現代國家與政體如何開始？民主與法制如何開始？自由與平等如何開始？理性主義與資本主義如何開始？現代婚姻、家庭與愛情如何開始？現代個人主義、女權主義、人道主義，凡此種種，一切現代社會專屬特質如何開始？可見，立足於現代的起源研究，其本質乃是現代性起源研究，即現代性的尋求。

為現代而探索歷史，事實上造成了對中世紀歷史的特別書寫。那些起源研究者，如斯塔布斯、梅特蘭、皮朗、布洛赫、岡紹夫、哈斯金斯、斯特雷耶等人，也就成為“重寫中世紀”甚至是“發明中世紀”（諾曼·坎托爾語）的學者。在黑暗的中世紀，他們“發明”了個人主義的人性光輝﹔在愚昧的中世紀，他們“發明”了理性主義的光輝﹔在落后的中世紀，他們“發明”了科技與制度的強大力量。他們還“發明”了市場的完善，“發明”了政治的民主與法律，“發明”了道德的愛與善，“發明”了真理的偉大與普世……正是通過他們，中世紀的真、善、美、偉大、光明、輝煌得以綻放。

人生活在其時代，不可避免地會為時代所左右。在民族情感的支配下，尋求民族國家誕生就是必然﹔在女權主義意識形態支配下，尋求女權的歷史存在會成為必然﹔在個人主義觀念支配下，尋求個人主義誕生的歷史會成為必然﹔在現代經濟模式支配下，尋求市場與經濟理性也是必然。然而，正如馬克·布洛赫所指出的，起源研究在探尋事物的“起始”之外，更有對事物的“解釋”。前者與歷史較為貼近，后者與歷史則有些疏離。當起源研究不滿足於說明事物的起始，而去加以更多解釋的時候，它的歷史感就為現實感所取代和控制。於是，在對事物的解釋中，起源研究逐漸演變為某種非歷史的存在。所以布洛赫說：“任何追尋人類行為起源的研究，都潛伏著混淆起始者與解釋的危險。”確實，那些史學家們所從事的起源研究，不只是在告訴讀者事物的起始，而且對此進行解釋。這類解釋，當然是歷史的某種構成，但更可能忽視、遮蔽、拋棄乃至杜撰了中世紀歷史的諸多面相。霍布斯鮑姆稱史學家為“歷史神話的終結者”，但他們也是歷史神話的創造者。在這個意義上，“重寫”和“發明”中世紀的他們，在享受贊美之時，也應該接受質疑。

現代性起源研究表現出來的是一種選擇性的歷史旨趣。借用美學的概念來說，現代性史學家們創造和發明了一種“審美的史學”。即從審美的歷史視野出發，隻有有用於現代性的事物，才會成為研究者青睞的對象﹔反之，無用於現代性的歷史對象，就棄之若敝履。如此，歷史研究就演變為另一種形式的實用主義。此外，當現代性的起源研究演變為某種話語霸權式的存在，事實上也造成了對歷史研究的損害。這種“建構的專制”，化中世紀歷史研究為現代性研究，拋棄了歷史的獨特性和時空的多樣性。更有甚者，現代性的起源研究在某種程度上消解或者解構了研究對象本身。因為在那些歷史學家的筆下，歷史研究的對象最終的歸宿就是走向未來的現代性。歷史對象成為現代性的前綴，為現代性而存在，也為現代性而消亡。

對於為現代性所支配的中世紀史研究，20世紀中后期以來學界並非沒有反思與批判。例如，經濟史領域，有道義經濟和實體經濟對理性經濟人學說的批判﹔社會史領域，有自下而上的日常生活史對結構功能主義的批判﹔文化史領域，有微觀史學對宏大文化敘事的批判。與各類批判相伴隨的，是諸多試圖擺脫現代性起源束縛的學術嘗試。《與死者共同生活：中世紀》《中古男性氣質：關於中世紀的男人》《中世紀歐洲的身體與聖地》《中世紀的異端與迫害社會》《中世紀的巫術》……諸如此類的研究對象與范疇，涉及的是死亡、性別、身體、異端、巫術、權力、犯罪、迫害、反抗、沖突等為現代性所忽視之存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后現代主義的特征。

后現代主義者相信，“現代性已經不再是一種解放理論﹔相反，它是奴役、壓迫和壓抑的根源”。因此，大凡現代性所推崇的觀念、思想、意識形態及其外化的物質形式，都遭到后現代主義者的反對，反之亦然。例如，美國帶有后現代主義特征的中世紀研究，從哈斯金斯—斯特雷耶式的公共的、政治的、親緣的傳統空間走向了私人的、權力的、家庭的和肉體的新空間。在這裡，格裡、摩爾、比森、斯克達等后現代主義史學截斷了歷史與現代之間的親緣聯系，揭示了歷史之於現代乃是一個他者，體現出一種異域式的“他性”。

從現代性到“他性”，反映了中世紀史研究的學術變遷歷程。現代性尋求對中世紀歷史的貢獻與價值自不待言。然而，當真正的起源研究被解釋所取代，它就從歷史學的習見方法，走向了為現代性尋求起源，從而為現代性所支配，使具體而實際的歷史研究變得抽象而玄妙。后現代主義史學對“他性”的尋求，似乎把現代性所遺忘的那部分現實與歷史撿拾起來，但其理論缺陷及其帶來的弊端更值得我們警醒。后現代主義歷史學認為，歷史的客觀性、確定性和目的性都應該拋棄，理性未必能夠使歷史學家有能力說明過去，情境化方法也未必能使歷史達致真實。這樣的主張，完全走向了歷史主觀主義。此外，拋棄理論指導所帶來的碎片化后果，也為不少學者所詬病。對於歷史學者來說，在立足於歷史研究本身的同時，亦應有方法論上的自覺，但要對所採取的方法論保持足夠清醒的認知，始終在唯物史觀的指導下堅持歷史學的實証性。 （作者：黃春高，系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