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8月31日下午,普飞和往常一样准时坐在电脑前开始写作。 本报记者 罗涵 摄
编者按:
盛夏七月末,峨山老作家普飞“乘着文字的翅膀”永远地离开了他的读者。普飞是一位多产的彝族作家,从20世纪50年代发表第一篇作品开始,一直深居简出,默默耕耘,直到去世前,年过八旬的他,还推出了一部长篇儿童小说《灵魂鸟》,并参评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让文坛为他的一颗文学童心而肃然起敬。他是一位新中国成立后文化翻身的勤恳朴实的农民作家,早年的作品《门板》曾得到著名作家茅盾的肯定和表扬。他也是一位深受儿童喜爱的儿童文学作家,老一辈作家冰心、陈伯吹、李乔都评论过他的作品,并给予高度评价。“普飞是峨山彝族人民的骄傲”这样的评价,他是当之无愧的。本期《文化》栏目刊发本报记者罗涵写于2011年的一篇访问记,权且当作我们对老作家的一种怀念吧。
“哦,原来是罗涵来了!”普飞透过“猫眼”看着我们,打量了好一会儿才开门。毕竟有好几年没见面了,老先生面露喜色,一边高声问候我们,一边找茶壶烧开水。
普飞住在峨山县文化馆职工宿舍的四楼,两室一厅,一间小厨房加一个卫生间,大约40平方米左右。房间里除了书柜之外,就是那台电脑格外醒目。“水还不有烧开,请你们稍等。”他说着就进了书房,拿出一盘光碟放给我们瞧,这是云南电视台前两年拍摄的《普飞还在飞》专题片。他说:“拍片的时候刚好是春节后几天,那些记者还买了好些烟花爆竹来放,把我们村子整得比过年还热闹,太高兴了。”
顺着一缕茶香,他开始讲故事。“我不叫普飞,我父亲给我的名字叫普福有。用汉语表达应该是普有福,因为我们彝族人的语言特点是宾语在前,意思是有福有禄。普飞是笔名,因为当时写稿投稿都是偷偷摸摸地干,用这个名字投稿,人家认不得是我普福有,就算文章发表不了,我也不害羞。我这个人有个习惯,做什么事情都是自己先不说,做成了,文章发出来了,我才说呢……”
接着,普飞给我们讲第一次上北京的事。1964年11月下旬,他收到一封中国作家协会从北京寄来的信,信封上写着“万和村党委会(应为‘党支部’)收”。“万和村是富泉公社下属一个生产队,全村30几户人家才120多口人。有4个共产党员,编为一个党小组,选我担任组长。信中说请我参加中国作协举办的第二期全国青年作者短期轮训班,如果同意,去北京的往返旅费、食宿费和误工补贴由中国作协负责。”
普飞拿着信慌忙地跑到大队找党支部书记:“支书!我犯下大错误了!我把不能由我拆开的一封信拆开了!”说着把信交给支书。然后问:“这信是叫我到北京学习的,党支部准不准我去?”书记说:“去!去!这么大的好事干吗不去,人家还发给你钱带回来买工分呢!”普飞从信用社贷了100块钱,初上北京。
这一去,普飞的人生就彻底改变了,成就了在彝族作家群中的重要地位。198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在云南本土彝族作家中,普飞声望很高、名气很大。早在20世纪50年代,普飞的作品就得到茅盾等名家的好评。《峨山彝族自治县志》称:“国内外知名的彝族作家普飞,是峨山彝族人民的骄傲。”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写作经历中,普飞出版过包括长篇小说《红腰带》在内的十几本文学作品集,同时有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儿童文学等作品入选几十种选集出版,有的还收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经典文库》并译介到多个国家,多次获得国家级和省级奖。
普飞1996年8月退休,如今77岁了,依然笔耕不辍,并且实现了写作风格的转型。1999年3月,他花了一万多块钱买了电脑,用曾经握枪、把镰的粗糙大手敲击键盘,在新浪开博客、收发电子邮件,开始新的写作体验。
因为采访、拍照,我和峨山彝学学会秘书长李增华、峨山摄影家李海峰等人在普飞家捣鼓了一个下午。作为一个经典的彝人式智慧生活与写作的老作家,普飞看似耳背、迟钝,其实对人间百态总是心明眼亮。曾与普飞同事的李海峰低声对我说:“跟普老师说话声音要大点,他耳朵背。”话音未落,普飞高声说:“说我的好话我听不见,说坏话我是听得见呢!”把我们逗得哈哈大笑。原县民宗局局长赵明鼎说:“你莫看普大作家年纪大了,其实他的心态还是个小娃娃。”确实,像《走在五彩缤纷的地方》那样的童话散文,也只有普飞这样拥有大智慧的人才想象得出来、写得出来。
我问普飞写了几十年,最大的快乐是什么?“写作给我的最大快乐就是觉得自己不会老,甚至越活越年轻,因为我坚持写作,所以思维敏捷,心态平和,身体健康,不像有些人,会得帕金森综合征呢。”说完,我们一起哈哈大笑。
乘着文字的翅膀,普飞到底飞了多高呢? (罗涵写于2011年9月12日,原载云南美术出版社2011年10月出版的《峨山彝族一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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