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首传为晚唐杜牧所作的七绝《清明》,是当下中国知名度最高的节日诗之一。每当一年一度的清明时节来临,就会在互联网上出现长长短短的热文。在大众传播中,《清明》一直被理解为专门歌咏“清明节”的诗作。比如《千家诗》就说是“此清明遇雨而作也”。再如在唐代文献研究方面成就极大的陈尚君教授,也在《南方人物周刊》2020年第9期的采访中认为:此诗写于宋代,并非出自杜牧。原因有二:第一,杜牧文集及《全唐诗》中均没有收入此诗;第二,唐人重视寒食节而宋人更重视清明节。
被误读的杜牧《清明》
先说一个被长期误读的问题:杜牧《清明》是专写“清明节”的诗篇,是“宋人更重视清明节”的文学呈现。事实并非如此。此诗虽然以“清明”为题,但全诗首句是“清明时节雨纷纷”,按照诗题命名的一种惯例,诗题《清明》可能是由首句的前二字“清明”摘录而成,这是中国诗歌肇始于《诗经》的一种传统,例如李商隐的一些诗篇包括极其著名的《锦瑟》就是这样命名的。这是其一。其二,“清明时节”的范围是一段时间而非特指清明节当天。杜甫《春夜喜雨》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和《江南逢李龟年》的“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两诗的“时节”,均非特指某天某夜。杜牧的“清明时节”或“杏花时节”(详后),与杜甫的用法完全一致。其三,作者只写天空中的“雨纷纷”,而不是节日路上的“人纷纷”。如果“路上行人”很多,只要问一问迎面而来的其中一部分人,就完全能够知道前方哪里有酒家有村落了。“欲断魂”,就是冷雨纷纷,囧况已久,“快要没命了”。打听酒家,就是打听避雨之地,投宿之所。张籍《成都曲》:“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南唐李中《离家》:“投宿匆忙近酒家。”正因为无人可问,行人才会请教大路旁细雨中牛背上的牧童。可以想见,那一天凄风冷雨,诗人首次行经此地,对周边环境极为陌生,才会“欲断魂”而“问酒家”。“牧童遥指”也说明“杏花村”与问答地点距离较远,雨中的初来者难以发现远处的村庄。需要追问的是:“杏花村”是村名还是村景?这决定“杏花村”是本来就有还是因诗附会。依照常理,牧童针对“酒家何处有”的回答,不会是杏花盛开的雨中村景而应该是当地准确无误的唯一村名:前方有个“杏花村”,村里就有“酒家”。
据此,将杜牧《清明》理解为专咏“清明节”甚至是扫墓归途或见人扫墓而伤感的诗篇,都是学术史以及接受史上一个长期未曾觉察的极大误会。这个误会,不仅影响正确理解杜牧《清明》的诗旨、诗艺及其作于唐代的事实,而且影响对唐宋时代寒食、清明风俗的正确认知。所谓“宋人更加重视清明节”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宋人将清明节与祭祀活动结合得比唐代更为紧密。最著名的诗作,莫过于南宋高翥的《清明日对酒》:“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日落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但这个理由并不能说明杜牧《清明》是宋诗:既然“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外出祭扫的行人,就不会只是零星出现,而是所在多有。可是祭祀活动的痕迹,诗中却分毫未见,可以肯定不是南宋城乡居民进行祭祀活动的清明节。因为清明节的前一天,白天全国禁火,只有到了清明启用新火之后,才可能出现“纸灰飞作白蝴蝶”的祭祀场景。也许正是《清明》诗与清明节全无关联,《锦绣万花谷》的编者,才会一方面将《清明》称为“唐诗”,一方面又将《清明》的诗题改作《杏花村》。当然,厘清杜牧《清明》的原始情景与清明节的关系,并不影响现代读者继续将《清明》当作节日诗来理解和使用,毕竟“清明节”当天也包含在“清明时节”之中。
被误解的唐代“清明”
接下来的问题是,唐人是否不够重视清明节呢?答案可能不是这样,因为唐人是两节并重。唐明皇李隆基《初入秦川路逢寒食》即说:“可怜寒食与清明,光辉并在长安道。”有时则是更加重视清明,因为寒食只能享用冷饮冷食,而清明可以热饮热食,使人各个方面更加舒坦愉悦欢快。韦应物《清明日忆诸弟》就说:“冷食方多病,开襟一忻然。”后人之所以形成唐代更加重视寒食的印象,那是因为两节相连而寒食在前,一切节日活动包括祭祀活动,都从寒食开始。王泠然《寒食篇》云:“秋贵重阳冬贵腊,不如寒食在春前。……纵使遨游今日罢,明朝尚自有清明。”意思是寒食与清明一玩就是两天,不少年份连带上巳就是三天,远胜重阳与腊日的单日休闲。寒食白天禁火,王建《寒食行》因此说:“寒食家家出古城,老人看屋少年行。……三日无火烧纸钱,纸钱那得到黄泉?”古人认为纸钱必须经过燃烧,才会被逝者收取。这个“三日”特指“三月三日”,亦即与寒食节重叠的上巳节。甚至民间制作新火,或皇帝颁赐新火,都是从寒食夜开始的。中唐韩翃为皇帝所熟知的通天之作《寒食日即事》,可以看作是汉唐一以贯之的赐火传统:“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清明因为有火而更加热闹,更加受到从帝王到平民的普遍热爱。张说《奉和圣制寒食作应制》写道:“从来禁火日,会接清明朝。……皇情爱嘉节,传宴与箫韶。”表明皇帝更为喜爱重新用火的清明节,因而大开筵席,宴赏重臣,演奏古乐。正常情况下,这样的活动几乎年年举行,所以张说还有类似的诗篇,如《奉和圣制初入秦川路寒食应制》的“今岁随宜过寒食,明年陪宴作清明”,《清明日诏宴宁王山池赋得飞字》的“今日清明宴,佳境惜芳菲”。孟浩然写于长安的《清明即事》曾对此颇有不平:“帝里重清明,人心自愁思。”顾况之子顾非熊的《长安清明言怀》也说:“明时帝里遇清明,还逐游人出禁城。九陌芳菲莺自啭,万家车马雨初晴。”京城如此,民间亦然。即使是经过安史之乱,地方上的清明节,依然盛况如前。杜甫《清明》说:“著处繁花务是日,长沙千人万人出。”某些年份,三月三日上巳节因与寒食节或清明节重叠,形成节上加节的双倍热闹。王维《寒食城东即事》的“清明兼上巳”,就是清明与上巳同为一天。李穆的《三月三日寒食从刘八丈使君登迁仁楼眺望》,则是上巳与寒食重叠:“花柳清明节,亲宾上巳筵。”诗人将重叠的双节“三月三日寒食”,提前并入次日的第三个节日清明节,称作“花柳清明节”。因为清明兼有自然节气和人文节日的双重特性,所以唐代诗人尤其是晚唐五代诗人,往往像李穆那样,将寒食、清明和上巳相连或偶有重叠的那段时间,统称为“清明”或“清明时节”。又因为寒食与上巳只是民俗节日,所以从未出现“寒食时节”或“上巳时节”的说法。皮日休的《登第后寒食杏园有宴……》就是这样:“雨洗清明万象鲜,满城车马簇红筵。”诗题是“寒食”,诗句却是“清明”。温庭筠《禁火日》同样如此:“骀荡清明日……春鬓杏花红。”或者将这段时间写作“近清明”。温庭筠《寒食前有怀》:“春寒寂历近清明。”诗题明明是“寒食前”,时间上更靠近寒食,但诗句却是“近清明”。清明节多出现在农历三月,二月次之,四月极少见,因此唐诗中又有“清明二月天”的说法。既然唐人将“寒食”归并到“清明”,且以“清明”作为这段时间的指代,这一现象,显然与“唐人重视寒食节而宋人更重视清明节”的说法不尽吻合。
被化用的杜牧《清明》
一旦“清明”指代以清明为中心的一段时间,“清明时节”的说法就会应运而生,成为晚唐五代具有时代特征的一个时间概念。除了杜牧《清明》的“清明时节”之外,来鹏、李中、苏癿、魏承班、杨徽之(入宋前)的相关作品都出现了“清明时节”。类似结构则有张籍、司空图、张泌的“时节近清明”、王建的“清明好时节”、韦庄的“时节正是清明”、毛熙震的“杨柳杏花时节”等等。中晚唐特别是晚唐五代宛如一个以“清明时节”“杏花时节”“雨”“杏花”“梨花”(此处不论)为时尚表达的文学季节。温庭筠是小杜牧10岁的诗人和词人,如果说杜牧的多数名作,温庭筠能够读到,应该问题不大。温词《菩萨蛮》其十一,是较早将“清明雨”“杏花”“时节”写入词中的著名作品:“南园满地堆轻絮,愁闻一霎清明雨。雨后却斜阳,杏花零落香。无言匀睡脸,枕上屏山掩。时节欲黄昏,无憀独倚门。”南唐冯延巳的《蝶恋花》紧随温词之后:“满眼游丝兼落絮,红杏开时,一霎清明雨。”高度类似杜牧《清明》片段的词作,就是北宋词人宋祁《锦缠道》的下阕:“向郊原踏青,恣歌携手。醉醺醺、尚寻芳酒。问牧童、遥指孤村,道杏花深处,那里人家有。”薛砺若《宋词通论》说最后三句化用杜牧《清明》的句意。这就产生一个问题:是先有杜牧诗还是先有宋祁词?按杜牧卒年至宋祁生年,大约150年之久,确实相距太远。陈尚君先生称杜牧《清明》是“唐诗中最有名的伪诗”:“这首诗收于南宋中期两种类书:《合璧事类》和《锦绣万花谷》,但都没说是杜牧所作。最早将其作为杜牧的诗,现在能看到的是《分门簒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日本所藏宋刻善本)。从宋末开始,《千家诗》及其他一些诗集都收了此诗,附会给杜牧,又出现在以后各代小学的读本中。”(同前引)徐辰先生则在《杜牧真的写过“清明时节雨纷纷”吗?》的网文中指出,《锦绣万花谷》所收《清明》,题作《杏花村》,无作者,仅说明“出唐诗”。
如果仅仅从文献角度看,《清明》确实来路不明。但是,如果换个角度观察,就会发现另有传承路径与空间:《锦绣万花谷》不会无缘无故称《清明》(《杏花村》)为“唐诗”,来路不明并不直接等于或者完全等于其诗不真,而宋祁词又与《清明》诗部分同构,这一点就和宋词常常化用唐诗的创作习惯高度吻合了。宋祁自己就在《鹧鸪天》中多处引入唐诗:“画毂雕鞍狭路逢,一声肠断绣帘中。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金作屋,玉为笼。车如流水马游龙。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几万重。”“身无……心有”一联,见于李商隐的《无题二首》。“车如流水马游龙”,化用盛唐苏颋《夜宴安乐公主新宅》的“车如流水马如龙”;又见于南唐李煜的《忆江南》:“多少恨,昨夜梦魂中。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只是将“马如龙”变为“马游龙”(众多的马队变成了在水里游动的蛟龙)。“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几万重。”化用李商隐《无题》的“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由“一万重”变成“几万重”。稍改唐诗之后,再加倍着重表达情绪,正是宋祁这首词的特点。《锦缠道》的“醉醺醺、尚寻芳酒”也是加倍表达的方式。相比之下,杜牧只是急切盼望有一个休憩寄宿之地外加解乏之酒而已。如果否认这是对《清明》诗的化用,将难以解释宋祁《鹧鸪天》词与唐诗的关系。“醉醺醺”之语唐诗多有,杜牧也在《并州道中》说过一次。苏颋诗、义山诗、李煜词,以及杜牧含有“醉醺醺”的诗都是全篇俱在,所以宋祁所见的《清明》,不会仅仅是词中化用的后两句。《清明》诗全篇以“雨纷纷”为基调,一气呵成,远比宋祁词的化用流畅自然,完全不像是好事者将宋祁词纵游兼纵酒的片段扩充而成。
此外,宋祁大史学家的资历也值得重视,他历官龙图阁学士、史馆撰修、知制诰。与欧阳修等合修《新唐书》,是《新唐书》的首要作者,历时十余年,有条件接触和饱览皇家图书馆的全部文献,不排除当年他曾见过杜牧的《清明》原诗而在创作时加以化用的可能。以上论述表明:《清明》并非专咏清明节,《锦绣万花谷》称《清明》为“唐诗”,宋祁词多处化用唐诗包括化用《清明》后二句,“清明时节”的时间概念出现并贯穿于晚唐五代,这些证据均不支持“杜牧《清明》宋诗说”。不仅如此,刘学锴先生在《唐诗选注评鉴》中,举出宋初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九十昇州所记:“杏花村在(江宁)县理西,相传为杜牧之沽酒处。”“可证此前已有杜牧沽酒于杏花村之传说,则此诗传为杜牧作在五代时或五代前即已如此。”这个说法在没有出现颠覆性证据之前是可以信从的,因为民间传说只有流传一段时间之后,才有可能进入文人著作。如果“杜牧沽酒于杏花村”的传说产生在“五代前”,就与前文讨论“清明时节”这一时间概念的出现时间互为映照并相得益彰了,也和杜牧《寓言》的“杏花时节在江南”、《遣怀》的“落托江南载酒行”、《泊秦淮》的“夜泊秦淮近酒家”、《江南春》的“水村山郭酒旗风”、《闲题》的“借问春风何处好”、《村行》的“蓑唱牧牛儿”等等,若有呼应了。
大数据时代的文献检索优势,可能也会将考察的目光带入认识的死角:以为相关文献已经尽收囊中,相信个人掌握的是全息世界,在这个全息世界里没有被发现的,一定属于伪造。但存世文献仅仅是原生文献的一部分。随着文献主人的离世或其他原因,有的文献不幸灭失,有的藏匿不出,有的分散、游走、变形、寄居在后起文献的丛林之中,有的如韦庄《秦妇吟》、敦煌词等则因某种机遇而重见天日。判定一首诗的时代身份,不仅需要顾及直接引用关系、整体呈现关系,也要重视共生关系、化用关系。以唐诗而言,唐人创作的唐诗多于唐集所收的唐诗,唐集所收的唐诗又多于今人所见的唐诗。原因很简单,不少零散的唐诗和一些唐集失传了。如果仅仅根据传世的文献信息来判定整体原生文献的缺失部分,然后聚焦一点不及其余,有时难免风险太高。那些认为《清明》是宋诗的论述,一概不提宋祁之词和乐史之记,不能不说是“杜牧《清明》宋诗说”的最大遗憾。 (作者:罗漫,系中南民族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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