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开封漫游记：苏轼欧阳修租房住，皇帝也逛茶肆酒楼

当我们回看过去，“历史创造”不再是唯一的视角，“地理创造”成了帮助我们审视过去的一个新帮手。宋朝的开封，给了民众进入都城的权利，并在空间建设上，首次把都城当成了“人民的城市”，而不全是“皇帝的城市”——如同在北方的秦汉都城长安和洛阳那样。

根据戈夫曼的拟剧理论：空间对人的行为具有制约和诱导作用，空间在人之上，为人的行为立法。以此为基调，我们或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有了什么样的空间，才有了什么样的社会生活。

后梁、后晋、后汉，都定都开封。但由于政权更迭太快，前几个王朝还没来得及进行都城建设。951年，周世宗郭威即位，而旧开封城，城垣毁坏，街衢拥挤。5年后，天下初定，郭威决定“将便公私，须广都邑”。

《哈佛中国史·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一书的作者迪特·库恩说：“在规划设计里，土地如何使用是朝廷及其官僚机构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但与早期的王朝不一样的是，此后所有的城市定居者，包括官员、商人、贸易者、工匠、手艺人，都能在城里自由定居，在他们买得起的地方建造房屋。”

一千年前的开封，“成为一个多功能的城市中心，很可能在19世纪以前都没有被世界上其他城市超越”。著名汉学家伊懋可说：“这个时候的中国是世界上城市化水平最高的社会。”

放开封闭的“开封”

事实上，赵宋也像李唐一样，继承了前朝的政治、文化和经济遗产。都城的由“封”到“开”，成为名符其实的“开封”，肇始于北周。北周当政者面临着这样的问题：由于内城空间狭窄，不得不向外扩张。但此扩张不像东晋的建康城，是为了皇城的壮观，让皇家更有面子，而是城市发展遇到了巨大的空间问题：内城屋宇交连、街道狭窄，夏间暑热难挡、经常多发火灾。

因此，周世宗在显德二年（955）四月，下了一道诏书，说明扩建外城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解决军营和官署的用地不足问题，更重要的是，着重于解决原有“坊市”中“邸店有限”，即解决外来工商户所需邸店不足和租费猛涨的问题。

开封城是建立在旧城基础上的都城，由于都城的人口吸附效应，大量的屯驻军以及朝廷衙署的存在，城市空间被分配殆尽，用于企业经营的场所不足，企业租赁房屋的费用上涨，企业和朝廷从业人员缺乏足够的居住空间。

周世宗在扩建外城以后，立即疏通开封对外的水道交通。为了便于接待大量客商运输货品进入新扩建的外城，同时支持客商需要的“邸店”建设，允许民众自由建造房屋。

诏书上说，“其标内，俟县官（指政府）分画（划）街衢、仓场、营廨之外，听民随便筑室”。

为了繁荣市场，周世宗还鼓励官员出资建设房屋，开设“邸店”或者租赁。著名的《清明上河图》所画市井繁华，就是在这一政策下产生的。

汴水疏通后，亦只是一条水路而已，大将周景威很有商业眼光，于临汴风光尤佳处，建楼十三间，“世宗嘉之，手诏奖谕”。

周景威所建的十三间房子，成为汴水边的标志性建筑“十三楼”。自此，开封官民开始在汴水边兴建房屋，沿水一带渐渐繁华起来。各类营业场所鳞次栉比，多为城市居民日常生活所需的零售商铺。长街迤逦，约有5公里，坊巷院落难以计数。

开封城的空间正义：欧阳修38岁还租房住

北周的开封，首次把空间货币化，即人们可以自由在都城买卖房屋。房屋价格的高低，完全取决于地段、用途和商业上的盈利能力，与今天的交换原则基本相似。至宋，这个制度未变。

哪里人多，哪里的商品好卖，哪里的房屋价格就高，成了新的城市规则——按照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说法，宋朝的开封，其空间构建完全取决于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社会内部的劳动分工。城市的空间性，第一次得到了完美的阐释。

与一切空间权力都在皇家和世家大族手里的秦汉不同，朱熹曾说：“且如祖宗朝，虽宰执亦是赁屋。”说明北宋在空间面前不分贵贱，达成了某种程度的空间正义。所谓的空间正义，意味着在空间占有方面，人们的权利是平等的——除了皇帝（宗室也同样如此，他们共同居住在皇帝分配给的院落里，所居院落大小基本相同，生活水准也基本一样，并接受大宗正司的严格管束）。

北宋时的开封，并不为官员提供公有住房，只开具薪水，一应开支都是自己应付。因此，尽管儒家知识分子与其他社会阶层相比，在许多方面拥有特权，但在空间占有方面，基本平等。不管你是什么来头，知名度多高，在空间面前，与普通人回到同一起跑线。

苏东坡21岁与弟弟苏辙跟着父亲苏洵到开封赶考，父子三人一块儿租住在太平兴国寺的澡堂子里，整整住了一年才搬走。欧阳修24岁中进士，在开封赁屋而居，38岁升至“知谏院兼判登闻鼓院”，仍然赁屋而居。

北宋时的开封，人们在空间面前具有平等性，基本杜绝了特权阶层通过非正义程序造成的不平等；而通过扩大外城，鼓励居民自建，也最大程度地矫正由市场导致的不平等。

都城里的新空间：勾栏瓦舍、酒楼、茶肆

坊市制在北宋开始崩溃，形成了临街开店的商业街市。北宋时期的开封城，商业繁盛，据元丰八年（1085）的记载，当时加入行会组织的“诸色行户”，共有6400多户。随着商业的繁荣，各类新的公共空间也不断生产出来。

最突出的是“勾栏瓦舍”，做为一种新的商业业态，成为满足城市中下层百姓需求的娱乐空间。瓦舍是综合娱乐城，勾栏是剧院。

“勾栏瓦舍”的出现，表明宋朝的开封已经允许民间建设自己的“公共娱乐空间”。随着“勾栏”里的表演水平越来越高，渐渐出现了明星式的艺人，连皇室成员也成为这里的观众。

某位皇室公主，日日勾连于此，连夫婿生病，也不在床边照顾。但由此可见，城市娱乐空间的出现，改变了严格的阶级分隔，身份地位悬殊的人们，也可以在共同的空间里一起相处，共同享受。

开封娱乐空间的扩展，不是偶发的，而是城市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结果。城市里的民众对城市有更多的空间渴望，娱乐空间是情绪排泄的重要出口。“勾栏瓦舍”的出现，满足了城市居民对情感活动与精神娱乐的需要，也极大地丰富了都城的空间结构形态。

在开封，另一个新的空间形态是酒楼。

秦汉期间，入夜宵禁已为成规，违反此例者，将被治罪。这样的城市生态，不可能生长出适宜夜间活动的娱乐空间，比如酒楼。《宋会要辑稿·食货》记载，宋太祖赵匡胤于乾德三年（965）下令开封府：“京城夜市至三鼓己未，不得禁止。”此令一出，夜市自此蓬勃发展，至宋徽宗政和、宣和年间尤盛。

开宝七年（974）正月十四日，宋太祖巡幸大相国寺，返回途中，少驻酒户孙守彬楼，然后又至白矾楼观杂戏。北宋僧人文莹，在其笔记《湘山野录》里记载：日本使者来宋朝贡，真宗大喜，要求日本国建一个“神光寺”，来护佑国家，因此需要给“神光寺”写一个寺记，遍寻大学士张君房不见，原来此公正在白矾楼饮酒作乐。

北宋酒楼的高度，竟然可以超出皇宫，比如丰乐楼的内西楼，后来不得不“禁人登眺以第一层下视禁中”。这意味着，从楼上可以看到大内的人物景色。代表世俗社会的酒楼能高出皇宫，在其他朝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儿，表明皇家权力在空间管理方面，已经开始松动。

开封城的另一个新空间，是茶肆。

北宋的茶叶已经像米和盐一样，成为民众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为普通人服务的茶肆开始大量出现，成为都城新的娱乐空间和消费空间。像酒楼一样，皇帝也经常进入茶肆喝茶，贵族、大臣和诗人们也经常流连于此。

勾栏瓦舍、酒楼、茶肆，是宋代产生的新的都城空间。在宋代，商业经济、娱乐文化与政治之间，表现出相互融合的态势，“都城中心由单纯的政治功能性质向与城市生活组织密切联系、辐射范围更为广泛、功能更加多样化的复合性中心发展”（《北宋东京公共娱乐空间形态分析》，李瑞）。

与上一个统一王朝——唐代相比，空间的平等性首次明显地展现在世人面前。文彦博说“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赵普说“天下物，道理最大”。皇室不再是都城空间的惟一生产者和掌握者，开放、多元的空间，成为开封的活力之源。（孙晓飞  作者为历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