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 尊重个体生育意愿

　　总和生育率指平均每个育龄妇女所生育的孩子数量。要保持人口数量稳定，总和生育率要达到2.1。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就跌到了2以下。其实，生育率下降是发展的产物，发达国家的生育率基本上都在2以下，在2以上的绝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

　　学术界有一种说法，把生育率1.5以下叫作生育陷阱。一派学者认为，生育率低于1.5，回升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了，陷入了低生育率的循环；还有一派学者认为，生育率没有绝对的陷阱。但是，学者都承认生育率水平长期过低给社会发展带来挑战。

　　相比人口总量，更严重的是人口结构问题。在创造端，劳动力减少降低了社会经济活力；在消费端，人口老龄化导致赡养负担的上升，也降低社会消费力。

　　“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到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这是观念的重大改变。在包容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生育观念的扭转。

　　生育率下降背后有两个逻辑。一个逻辑是观念上的。在世界范围内，个体主义兴起，人从家庭中解放。对生育也出现多元价值取向，有些人天生喜欢孩子，就愿意多生；有些人觉得生孩子并不是人生必经的过程，就少生以至于不生。

　　另外一个逻辑是约束性的，这代年轻人面临高压力、高竞争的社会环境，这在一定程度上挤出了他们的生育意愿。竞争还导致教育年限延长，年轻人进入社会时间延后，造成他们心理的低龄化，因而推迟婚育。

　　鼓励生育不像水龙头，你打开了大家都去生。在尊重个体生育意愿的基础上，社会要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务，降低托育、养育成本。

　　男性和女性的情况不同。对男性而言，以前结婚和生育被认为是人生发展的基石。有一句话说“先成家后立业”，你成家生孩子后就可以安心干事业。现在，可能还要攒够钱买房子，要有一定经济实力，男生结婚生孩子就从基石变成了顶石。

　　一些女性面临的是性别不平等。性别不平等可以分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两个维度。对于中国女性来说，私人领域的性别平权是落后于公共领域的。主流观念逐渐认为女性一样可以在事业上获得成功。社会也在教育女性在经济上更加独立，不能只想着嫁个好老公。

　　私人领域的性别不平等更严重。女性还是被认为要承担生育和照料孩子的主要职责，男性不做家务不会被人指责，一个女性不做家务，大家都会觉得她懒。如果母亲不好好照料孩子，天天在外面打拼，大家会觉得你作为妈妈不尽职了。

　　所以，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会出现恐婚恐育。

　　欧洲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亚洲的日本、新加坡从八九十年代，韩国在2000年后，开始实施生育激励政策。一个是经济上的激励，你生孩子，政府就给你钱，多生多给，还有税收优惠。但是，实施经济激励且力度很大的都是相对小的国家。欧洲国家、新加坡有相应的财力支撑。中国如果要大面积地实施，少了没有用，多了则财政负担过重。

　　另一个是降低养育成本，比如发展托育。这些年我国一直在推进，学术界也在参与0-3岁婴幼儿托育制度的设计。日本从2000年后大力做好0-3岁婴幼儿托育。研究者认为，托育政策对日本提高生育率起到了一定作用。当然，不是建好了托育机构，大家就会自然而然来，首先还依赖于社会观念的改变，而且托育机构的规范性也要慢慢加强。

　　让家庭中的男性参与育儿，需要长远的文化建设。在欧洲，生育率和父母受教育程度呈U型曲线的关系。父母受教育程度低的家庭，生得相对多一点；父母受教育水平在中间的家庭生育率最低；随着父母受教育程度提高，生育意愿又会上升。受教育程度对应的不仅是家庭经济条件，还有性别平等观念。丈夫对家务和养育孩子的支持度高，一般来说妇女的生育意愿也会相应提高。

　　中国是不是也正在发生这样的U型变化，是不是也出现性别观念的进步，有待我们进一步观察。

　　生育观念的转变是漫长的过程。很多政策的实施刻不容缓，但也要有耐心。即便生育率改变，它对人口结构的影响还要往后才能体现。

　　生育问题牵扯到社会方方面面。所以，生育政策要跟许多社会政策结合在一起。比如，让年轻人住得起房，保证年轻人稳定就业，帮助女性平衡家庭与事业。　（李婷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采访整理：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