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畢業時留影。作者供圖

　　初到新加坡的留學生常常會留意到這裡獨特的地鐵站名：有的站名明明是字母單詞卻並不像英文（如Ubi），有的站名乍看像漢語拼音細品卻又不是（如Sengkang）……若對新加坡的自然人文概況缺乏了解，這些站名或許還會給留學生帶來迷路困擾。

　　地鐵所經之處往往是城市中人流量大、重要性強的地點，因而地鐵網絡是了解城市自然風貌、人文社會的一扇窗口。新加坡地鐵自1987年首條線路通車至今，現已貫通5條線路，分別為紅線（南北線NS）、綠線（東西線EW）、紫線（東北線NE）、黃線（環線CC）與藍線（市區線DT）。站名中，詞源為英語的約佔一半。其余站名分別源自馬來語、漢語、阿拉伯語、印尼語等語種，更有部分名稱由英語、馬來語與漢語兩兩混搭而成。

　　英語和馬來語站名

　　英語和馬來語作為新加坡地鐵站名的主要語種，折射出馬來土著史和英殖民史對新加坡語言文化的深刻烙印。以1819年英殖民者萊佛士（Raffles）登陸新加坡為界：此前，新加坡為馬來原住民的聚居地﹔此后，新加坡被英國殖民長達一個半世紀。最早通車的紅線和綠線即有一站名為Raffles Place（萊佛士坊）的換乘站，緊鄰當年萊佛士登岸所在地，是這段歷史融入當地生活的有力見証。此外，約半數英文站名多是新加坡建國后推行英語的產物。

　　閩方言為主的漢語站名

　　新加坡自古是我國海上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與我國南部沿海往來頻繁。明末、清初和民國時期，我國福建、廣東一帶出現的持續大規模人口南遷“下南洋”，使得新加坡成為一個華人佔主體的國家——其華人比例至今依舊很高，遠多於馬來裔和英裔人口。

　　現有的漢語站名中，12個為閩語發音的羅馬化（如Sengkang盛港），4個為普通話拼音（如Simei四美），1個為粵語發音的字母轉寫（Tai Seng大成）。這不由引人深思：漢語站名為何多用閩方言？

　　原來，新加坡初代華人移民多為潮閩籍的閩語使用者，這種華人結構大致形成於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初的英殖民時期。當時的殖民政府為開發新加坡，從中國華南地區引入了大批勞工。19世紀末的新加坡華人中，講閩語的福建、潮州人最多，粵語人口次之，客語區的梅州客家人最少。今天，新加坡地鐵站名的方言分布仍能隱約對應當年閩、粵、客三大方言區的人口數量排序：閩語站名12個，粵語站名1個，暫無客語站名。

　　為何新加坡地鐵還會有拼音站名？這與李光耀先生1979年前后為團結不同祖籍的新加坡華人所發起的漢語拼音化、標准化運動有關。然而部分民眾反對，迫使漢語拼音化運動於1987年停擺。至此，除少數已被拼音化的地名，絕大多數地名最終還是用回了方言。

　　其他站名百花齊放

　　新加坡地鐵站名還隱約可見阿拉伯語（3站，如Aljunied）、印尼語（2站，如Bugis）、印地語（1站，即Dhoby Ghaut）等非官方語言。其中，阿拉伯語站名和印尼語站名顯示出伊斯蘭文化對馬來原住民的影響，Dhobi Ghat則與英殖民時期新加坡印裔族群有關。

　　除了上述單語站名，新加坡地鐵還有部分雙語混合站名。其中涉及漢語的有3個漢馬混合站名（Toa Payoh大巴窯，Tiong Bahru中峇魯，Lorong Chuan羅弄泉）及1個漢英混合站名（Haw Par Villa虎豹別墅）。混合站名的漢語成分（Toa大，Tiong塚，Chuan泉，Haw Par虎豹）均為閩方言。

　　同時，閩語成分多出現在表特征的專名位置，而馬來語或英語成分多位於表類型的通名位置（如Payoh沼澤，Lorong巷，Villa別墅等）。

　　上述風格各異、語種雜糅的地鐵站名正如當地美食羅惹（新加坡常見傳統水果和蔬菜沙拉盤）一樣，由各民族的特色食材混搭而成。

　　難得的是，各食材的味道並未在相互混合中同化中和、香消味損，而仍能保有各自獨一無二的特性。正如羅惹（Rojak）的馬來語本意：折中混合、求同存異。求學於此的留學生在這樣兼容並包的環境下，感受到的是滿滿的包容感。

　　（作者曾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心理系攻讀博士，現為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翻譯學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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