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毛主席在中南海會見來訪的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會見結束時，將一部《楚辭集注》作為禮物，贈送給田中角榮。

　　作為先秦文學作品的雙峰，《詩經》和《楚辭》在中國文學史上都產生過極其深遠的影響。但是《楚辭》沒有《詩經》那樣普遍的權威，沒有什麼政治家或者傳道者拿它的文句作為宣傳或箴諫的工具，也沒有什麼人在日常對話中拿它作為開場白。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詩經》因為廣受重視，經過一代代儒者添油加醋的訓釋，被捧上道德聖壇。人們隻想從它裡面得到訓誡，而忘記了它原本是一部文學作品。《楚辭》則幸運地保留了本真，沒有經過“刪訂”，沒有被添加上“美這個、刺那個”的陳詞濫調。

　　從地域上看，《詩經》選錄的都是北方詩歌，《楚辭》選錄的則都是南方詩歌。今本《楚辭》包括了屈原《離騷》《九歌》《天問》《九章》《遠游》《卜居》《漁夫》等25篇作品，以及宋玉等后人仿作。全書除去幾篇別的作家的作品，簡直就可稱為“屈原集”了。

　　相比《詩經》裡的詩歌幾乎都是無名作者所作，屈原可說是中國第一位有名有姓的詩人了。“屈原是很久以前的詩人，但也是屬於未來的詩人，他用詩歌來表明自己的心跡，表達自己的真情。”蘇聯漢學家費德林認為，“在《詩經》的無名作者之后，中國文學史上首屈一指的該是屈原了，他是第一位有創作個性的詩人。”

　　在中國古代作家中，屈原的作品很早就傳播到海外了。17、18世紀就有西方傳教士以拉丁文翻譯了《楚辭》。1815年，歌德注意到了楚辭，嘗試翻譯《楚辭》中的名篇《離騷》。這一嘗試說明《楚辭》特別是《離騷》的藝術價值，是貫通中西的。

　　《離騷》是屈原最偉大的作品，這兩個字的意思是“遭遇憂愁”。在《離騷》中，屈原的文學天賦發揮到極致。

　　詩人駕馭飛龍瑤象，驅使鳳凰鸞鳥，忽而上叩天閽，忽而遠至扶桑，或向宓妃求愛，或對巫咸陳詞﹔打通了自然界和人世間，將歷史人物、自然植物，用華麗的想象力融冶在彷徨幽苦的情緒之下，抒寫自己與天地同久的忠貞和世間難容的苦悶。

　　無論是羲和、望舒、飛廉、宓妃等傳奇人物，還是咸池、扶桑、窮石、洧盤等神話地名，還是鸞鳳、飄風、雲霓、如鴆等禽鳥與自然現象，屈原都信手拈來，匯集一處。讀來不但不覺得繁復可厭，反而覺得新奇有趣，仿佛在品讀一段美麗的煙霞錦幛，不知不覺被帶入他的想象王國，與他同游。這種藝術手段是很高超的。

　　讀《楚辭》者的境界有高下之分，南朝文學批評家劉勰在《文心雕龍》中說：“才高者佩服《楚辭》的宏遠編裁，貪巧的人獵取艷麗的辭藻，吟詠者銜取山川的描寫，小孩子就拾取些香草之類的描寫。”意思是，讀者如果僅僅從《楚辭》裡看到艷辭、山川、香草的奇異，那隻能說舍本逐末了。《楚辭》之本在於其表現出來的正直和質實，那是屈原崇高的精神境界和高尚的人文情懷所凝聚而成的。這才是《楚辭》真正的藝術生命力。

　　在遭到不公正待遇的時候，有人勸屈原離開楚國。憑他的才華和聲望，列國君王都求之不得。諸侯爭雄的戰國時代，人才的跨國流動再正常不過了。許多有識之士在本國得不到重用，便去其他國家謀發展。朝秦暮楚是當時人才市場的一大特色。

　　耿耿丹心的屈原卻是“去國不忍”。報國未遂，遠離楚宮，仍“眷顧楚國，系心懷王”，不願離開生他養他的故土。屈原的偉大，在於他可以出走而堅決不走。“鳥飛返故鄉，狐死必首丘”的愛國情懷，他一生秉持。

　　《楚辭》的文字不好讀懂，需要看注釋，主要有三部。一部是東漢王逸的《楚辭章句》﹔一部是南北宋之交洪興祖的《楚辭補注》，補誰的注？補王逸的﹔再一部是南宋朱熹的《楚辭集注》。王逸的注偏重名物訓詁，就是解釋字詞。洪興祖的補注也著眼於此。他們對《楚辭》中的草木鳥獸、神話傳說作了詳盡的注釋，旁征博引，尋根探本，成就斐然。

　　朱熹基本上採取了他們的注釋成果，但把文字大大地簡化了。比如《離騷》中“紉秋蘭以為佩”一句，洪興祖引用了《本草》注、《水經》、《詩經》疏、《文選》注等大量文本，多達600多字，隻解釋了一個“蘭”字。而朱熹的注只是說：“蘭，亦香草，至秋乃芳。”然后引了一段《本草》，字數不到洪興祖補注的1/10，言簡意賅，讀起來又清楚又省時。

　　朱熹最下功夫的地方是對作品思想內容和藝術技巧的分析，往往能把《楚辭》文學特色說得很到位，有利於讀者的理解。今天讀《楚辭》，離不開朱熹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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