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昆明，總能在不經意間碰到一些與西南聯大有關的人和事。

十月的一天上午，為了赴約見一個朋友，我來到了翠湖畔的文化巷。這裡被老昆明人稱作荨麻巷，后改稱倉麻巷，在抗日戰爭時期是當時西南聯大師生經常出沒與活動的地方。中國現代教育史上一些著名大師如沈從文、冰心、李公朴、錢鐘書、老舍、金岳霖、林徽因幾乎都常來常往這一帶。由於這附近還有雲南師范大學（西南聯大舊址所在）、雲南大學、昆明工學院等，文化氛圍濃郁，於是昆明人又干脆把這條小巷子改名為“文化巷”。

在等朋友的時候，我隨意走進了一家不起眼的小書店，偶然一瞥之間，看見了“姚荷生”的名字。這是一個被許多人忽視、也越來越被忘記的人。然而，當我對他有所了解后，立刻肅然起敬，牢牢記住了他的名字。

我對姚荷生先生的敬佩源於兩點：第一，在抗日烽火連天的歲月，他一個沿海來的外省人竟然能不畏艱險如此深入地到中緬邊境地區考察﹔第二，他在那樣一個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年代，作為一個剛走出校門、非茶學專業的大學畢業生，竟然有心關注到了雲南邊疆的茶葉生產經營，留下了寶貴的調查記錄。

1915年，姚荷生出生於江蘇省鎮江市的丹徒縣姚家橋鎮，其時，家道中落。大概是因為出生在夏天，所以家中長輩就給他取了“荷生”這樣充滿詩意的名字。

讓家人及鄰居們都很贊的是，姚荷生打小就很聰明。只是他生“性好動，喜浪游，又多幻想”，課余飯后最愛聽三國水滸等故事。

到六年級畢業時，他以第五名的成績被鎮江中學錄取了，成為姚家橋鎮姚氏家族中第一個進入省立中學讀書的學生。然而，家裡每況愈下的經濟狀況很難供他繼續上學，姚爸爸在眾親友勸說下，典當了家裡值錢的東西，才讓小荷生得以繼續完成學業。此時的他，已經不滿足於課堂所學，反而“每於課間，偷閱筆記野史，於遠國異人之俗，詭異環奇之事，心注神迷”，老師發現后屢次呵責於他，但姚荷生卻依然故我，而且並沒有耽擱他正常課業學習。

高中會考時，本來准備自己掙錢謀生，已經接受了家鄉姚家橋小學教師聘書的他，又心有不甘地參加了這一年的會考。沒想到，他再次一鳴驚人，其會考成績竟然名列全省第二，靠優異的成績贏得了江蘇省教育廳頒發的獎學金，從而使他能夠考大學深造。

1934年，他有幸被清華大學錄取，進入生物系就讀。1937年，抗戰爆發，清華大學與北京大學從北平遷往長沙。南京被日寇攻陷后，1938年4月，被迫再遷至昆明的清華大學，與北京大學、南開大學一道成立了“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姚荷生畢業后，被留在清華大學農業研究所工作，為著名植物病理學家戴芳瀾先生當助手。

西南聯大校舍舊址。

就在這一年冬，著名愛國華僑、“南洋萬金油大王”胡文虎向當時的雲南省政府提了一個建議，希望能開發雲南邊疆，進一步打通滇緬線，並表態願意提供資金支持。

於是，雲南省建設廳組織了一個邊疆實業考察團到西雙版納進行調查，希望在滇的中央有關研究單位派人參加。受到學校的指派，任務就這樣落到了姚荷生身上。

如此一個對別人來說是吃苦受罪的差事，對姚荷生來說卻是千載難逢、探秘雲南的大好機會。因為那個大名鼎鼎的明代旅行家徐霞客正是他的老鄉，一直是他心中的偶像。

他非常渴望自己能像徐霞客那樣暢游“三迤大地”，並直言不諱地說：“我生平最喜歡旅行，因此很崇拜徐霞客，尤其喜歡讀他的游記。我把它當作探奇搜幽的指南，也常常把我自己游后的印象和他細細對比。霞客在雲南的時間很久，游蹤也最廣，所以霞客游記也總不離我的手邊。但是從元江向南，那時還是夷人的世界，霞客先生未能進去，從此以后，我的足跡要踏到他的游蹤以外了。”為此，他感到有幾分驕傲。

1938年12月16日，一個寒風凜冽的冬日，姚荷生與考察團的同伴們坐上滇越鐵路的小火車從昆明出發了。在抵達石屏車站后，沒有了火車、汽車之類的現代化交通手段，他們一行不得不“雇了三十匹騾馬，十八匹馱行裝，其余的每人分騎一匹”，開始了終生難忘的滇南邊地之旅。雖然姚荷生在石屏聽說了雲南狀元袁嘉谷的大名，但他當時並不知道袁家有兄弟還是一個著名普洱茶商號的股東。他可能也不清楚，在即將要去的西雙版納，有相當多的石屏商人早已在那裡從事茶葉加工經營，普洱茶界大名鼎鼎的同慶號、乾利貞宋聘號、福元昌號和同興號，一起組成了昔日西雙版納易武普洱茶山的四大著名商號，名噪一時。

他們的主要考察線路是這樣的：昆明---石屏---元江---墨江---磨黑---寧洱---思茅---景洪---佛海---勐遮---橄欖壩---攸樂山。巧合的是，這條路線正是后來被有關專家學者命名的滇藏“茶馬古道”之重要組成部分。而這些地方，無論是石屏、墨江、寧洱、思茅，還是景洪、攸樂山、勐海，作為后輩的我也都一一去過，所見與姚荷生先生80多年前的考察成果形成了鮮明對比、參照。

應該說，在那樣一個極不太平的年代，姚荷生一行很幸運，作為有官方背景的考察活動，一路上都有雲南省政府的關照。為了確保安全，石屏縣政府臨時派了四個民兵來送他們到元江，加上省政府派的四個衛兵，一共有八支長槍，考察隊員們還隨身帶有手槍。   

姚荷生清楚地記得：“在晨寒料峭、濃霧迷漫中，我們離開了石屏。這二十多個人，三十匹馬，排成一條長蛇，蜿蜒在路上，倒是一個很好看的旅行隊”。

一行人騎著馬，在當地馬鍋頭帶領下，翻山越嶺，曉行夜宿，往滇南進發。對這種每天騎馬，登山涉水的生活，姚荷生自然是第一次體驗，感到既新奇又有趣，想到前方有“出名的瘴癘區域，那裡有殺人祭神的野人，美女如花的白夷”，一路上興致勃勃，情不自禁地與同伴們扯著破鑼似的嗓子唱起歌來。

騎馬過程中，姚荷生發現雲南的馬與內地的馬匹明顯不同，體格都很小，體力也很差，走起路來慢得和老牛一樣。對別人來說，長時間地在雲南山間騎馬是一種痛苦，但姚荷生卻樂此不疲，他甚至不聽馬鍋頭的勸阻，上山騎馬、下山也騎馬，即使從馬背上摔下來，他也不在乎。

當他們一行來到距離磨黑鎮不遠的把邊坡時，姚荷生見到了他一生中所見最大的一支雲南馬幫隊伍。這是專門到磨黑馱運鹽巴的大馬幫，因為山路狹窄，姚荷生所在的小馬幫隊伍隻好停在一旁讓他們先走，大約等候了一小時才過完。他大約數了一下，這支大馬幫約有900多匹馬、上百頭牛。

經過2個多月的長途跋涉，考察團一行終於在次年的初春抵達了神秘的車裡（今西雙版納，下同）。在回望這段馬幫之旅時，盡管難掩心中的興奮，但仍然對所付出的艱辛而心有余悸，他說：“如果沿途沒有耽擱，大約一個月也就可以到了。在這數十天中，兩千裡的征途上，我們冒了不少的險，受了無限的苦。有時爬上千仞的高山，滑下萬尺的深谷﹔有時從馬上跌下來，泥裡滾過去。我們要涉過急流湍水，穿過毒霧瘴煙。我們接受了風雨的欺凌，容忍了飢渴的抱怨。我們常常走過虎豹的巢穴，又要時時聽候盜匪的襲擊。人人都說蜀道難行，其實滇道還要艱難幾倍。不到雲南的人，不知道在中國旅行是如何的困難，沒有旅行過迤南的人，也不能知道滇道的艱難到怎樣的程度。”

在考察兩個月之后，同伴們紛紛踏上歸程，好奇心仍未得到滿足的他，想深入了解邊地的各少數民族風俗，他不顧朋友們的勸誡，毅然獨自留在了“車裡”（“西雙版納”的舊稱，下同），“宿夷家，衣其服，甘其食，聽傳說於鄉老，問民俗於土酋，耳目所及，筆之於書”，在那裡生活了近一年。期間雖然不幸幾度染上了瘧疾，但依靠美國傳教士等朋友的幫助治療，得以幸免於難。

景洪之夜與傣族紡織女。

第一次深入西雙版納等地的姚荷生，對所見到的一切倍感興奮，並深深愛上了這片神奇的熱土。他把這裡視為“南天的樂園”，清晨散步在檳榔林下或竹林邊，一邊享受最新鮮的空氣，一邊傾聽著雞鳴犬吠與村姑舂米的“咚咚”聲，午后“飽啖一兩個菠蘿，然后一枕黃粱”，午睡醒來走到瀾滄江裡，與傣族男女一起沐浴、打打水仗，夜裡隨意走訪幾戶傣家人，還時不時地跑到寨子裡“約騷”（與傣族姑娘約會）……

雖然，此次邊地行，他並非專門考察雲南普洱茶，但他依然一路對滇南各地的普洱茶給予了特別關注。在我印象裡，當年西南聯大中確有不少師生喜歡在昆明喝茶、泡茶館，但能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末像姚荷生那樣親自深入到寧洱、思茅、西雙版納這些重要的普洱茶產地體驗考察並記錄在案的，大概隻有他一個。

今天人們若從昆明到西雙版納州首府景洪，可以選乘飛機、坐動車或汽車，最快的飛行時間隻需要四五十分鐘即可抵達。而當年，姚荷生所在的考察隊卻艱難跋涉了兩個多月。途中，考察隊所遭遇的各種艱難險阻是今天的人們所難以想象的，如姚荷生所言：“登山涉水，櫛風沐雨，艱辛備嘗。中間過匪區，經虎窟，歷瘴鄉渡弱水，出生入死者屢矣。”

他最先見到的一處茶園，是在墨江縣邦曉村人工種植的，主人為縣建設局長李先生。這個茶園佔地一千余畝，計劃種植30萬株茶樹苗，到他們抵達時已經栽培了20萬株，品種隻有一個，就是從景東縣引來做沱茶的，不過姚荷生不喜歡這種茶。

來到往昔茶葉貿易興隆一時的寧洱城（舊普洱府所在地）、思茅城，姚荷生親眼看到了這兩地因為“佛海（今勐海，下同）茶葉貿易”崛起而衰落的不堪景象，當地因為瘴氣、瘧疾的侵襲，百姓們死的死、逃的逃，匪盜橫行，地方官吏不顧百姓死活，隻想著如何販賣鴉片、搜刮民財。

這種沒落的景象在考察隊抵達景洪后，一掃而光。在他眼裡，景洪堪比“十二版納的南京”，佛海便是車裡的“上海”。他直言，佛海就是“茶的都市”。地處亞熱帶的車裡從氣候、植物、動物到民族、建筑、宗教等都讓姚荷生耳目一新，恍如身處異域。

著名的勐海茶廠（原佛海茶廠）。

出乎其意料的是，他在佛海縣城目睹了與寧洱、思茅截然不同的茶業興旺景象。

通過調查，姚荷生獲得了許多有關雲南普洱茶的知識，諸如“六大茶山”“改土歸流”“普洱府”“佛海”等。他了解到，“從前西雙版納出產的茶葉先運到思茅普洱，制成緊茶，所以稱為普洱茶。西藏人由西康阿登子經大理來普洱購買。”大約是1918年，一家叫做“雲和祥”的商號在佛海開始制造緊茶，經緬甸、印度直接運到西藏邊界轉賣給西藏人，賺了不少錢。各地商人因此聞風而來，許多茶庄先后成立。到姚荷生抵達時，在佛海約有大小茶葉商號十多家，其中最大的一家是“洪盛祥”，在印度和西藏都設有分號，把茶葉直接運到西藏銷售。其他小商號則聯合起來，把做好的普洱茶先通過馬幫“運到緬甸的景棟，再經仰光運至印度，賣給印度商人，由他們轉銷西藏。”

據當時的統計，“茶都”佛海“每年茶葉的輸出額為六千至七千擔，值百余萬元，但是花在緬印境內的運費就去了四十萬元（銀幣）左右”。他注意到，當時西雙版納普洱茶的最大主顧是西藏人，市場主要集中在佛海。

細心的姚荷生還認真記下了佛海等地的普洱茶加工方法：“先採下青葉，用沸水煮泡，並在當天晚上炒揉。炒法是將鍋燒熱，火不可過大，把葉子四五斤倒入鍋內，用竹鏟反復拌攪，葉則漸漸菱縮，約經十分鐘即取出，加以搓揉。次日用大竹篩晒干，不時翻撥。待完全干燥，然后壓成緊茶。”請注意：這裡姚荷生記錄了與現在通過鐵鍋炒茶來進行鮮葉殺青的不同方法，那時是先用“沸水煮泡”。

從茶農、茶商那裡，他還得知，因為採茶時期的不同，佛海的茶有春茶、二水茶、谷花茶等分類，后來在記敘時對每一類都做了詳細的說明。比如，在解釋“二水茶”時，他特別指明“為春茶採完后，停止一月而后發生之嫩葉，其中隻分粗細兩種”﹔在解釋“谷花茶”時，他強調這是指“二水茶採后又經一個月之久而發出之新葉，因此時適值谷開花時期故名。其時為九月至十月尾。”

上述這些對佛海茶產業狀況的詳實考察記述，說明了早在1938年姚荷生這個來自江蘇的外省人對雲南普洱茶已經了解得很具體。

以徐霞客為偶像，勇於且樂於探險、探秘的姚荷生，不滿足於在佛海的所見所聞。他又走進了位列普洱茶六大茶山之首的攸樂山（今基諾山，下同），並干脆住在攸樂山的寨子裡，受到了“攸樂人”（今基諾族人，下同）的熱情款待。

對今天內地的許多人來說，遠在雲南西雙版納基諾山的我國人口較少民族-----基諾族（舊稱攸樂人）依然充滿了神秘色彩，知之甚少。而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能從江蘇鎮江不遠千裡，敢於走進西雙版納密林深處攸樂山的人可謂鳳毛麟角。

雲霧繚繞基諾山（攸樂山）

基諾山中的古茶樹。

但姚荷生一點也不害怕。他聽說“他們的祖先是隨諸葛武侯南征的兵士，武侯班師，把一部分兵士丟落在這裡，他們就是那些被丟落的兵的后裔”，所以很想去看看那裡的孔明山、孔明城，親眼目睹一下攸樂山上住著的這個“很特異的種族”------“漢人稱他們為攸樂人，夷人稱他們為攸角（意即奴隸的攸人），他們自稱為丟落人。”

攸樂人當時分住在攸樂山上的二十八寨，每寨有“老叭、老賢”等頭人，最高的頭人是二位“總叭”，受橄欖壩傣族土司的管轄。他們沒有姓氏，也沒有宗族，行一夫一妻制，婚姻完全由青年人自主，住房也和“擺夷”（傣族的舊稱）的式樣大同小異。

“攸樂山是車裡境內一座最高最大的山脈，主峰叫作孔明山，它的海拔我們估計約有一千五百公尺，山上的森林很茂盛……攸樂是普洱六大茶山之一，而且是最有名、最重要的一個。以前進貢皇室的普洱茶，就是這山上的出產。”姚荷生這樣寫到。

如此優越的生態環境自然為產好茶打下了最重要的基礎。

讓姚荷生印象很深的是：“攸樂人主要的食糧是米，其次是玉蜀黍，一天三餐，肴菜自然是說不上的。他們最大的嗜好是嚼檳榔和喝酒。米和檳榔都是向夷人買的，這筆錢的來源是茶葉。全山每年產茶約五百馱，每馱八十斤，照市價計算，約值現金五千元”，“這裡的茶樹都是人工種植的，行與行間、棵與棵間都有一定的距離，有些老茶樹，據說已有幾十歲，枝上披滿綠色和灰色的地衣。”

知道這裡出產上好茶葉，姚荷生便想買一些帶走。攸樂人聽說他“想買點好茶葉，紛紛地把家藏的上等春茶送來，這家半斤，那家四兩，湊足了二十斤，每斤隻要現銀二角五分，可是色香味都屬上乘，在普洱或昆明都不容易購到的。”這個記述表明，直到1938年，攸樂山的茶在雲南普洱茶界地位仍然很崇高。

值得一提的是，姚荷生在西雙版納的考察中，還注意到了當地的傣族等少數民族並不像人們想象得那樣身處茶葉產區就愛喝茶。他說：“十二版納雖然遍地有茶樹，可是夷人並不愛品茶。口渴了就到水罐旁舀一瓢冷水喝喝。”相反，除了愛吃糯米飯、米干，“夷人很愛喝酒，就是小姐們，喝上一二十杯，也毫無醉容”。

一年的時光匆匆而過，姚荷生已經“像眷戀故鄉似的戀愛著它了”，“車裡的一人一屋，一花一木，都這樣的可愛”，以致於他不忍離去。他坦承：“雖只是短短的一年，但在我生命中卻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烙印。”他的“茶山之旅”就此劃上了句號，但留給后人的教益與思考卻是永遠的。

在姚荷生先生此行80多年后的今天，雲南以普洱茶為代表的茶產業已經發展成了上千億元的支柱產業，茶文化研究也如火如荼。這也從一個側面証明：雲南茶產業、茶文化能有今日之成就，既非空穴來風，也絕非一日之功，更並非一蹴而就的神話，它是有著深厚歷史與文化傳承基礎的。

對姚荷生而言，行走雲南邊地，尤其是跟隨馬幫，騎馬行走在普洱、西雙版納的一段旅程令他終生難忘，獲益匪淺。而他這次考察所收獲的人類學、民族學調查成果以及對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西雙版納普洱茶發展狀況的實地考察記錄，也為今天的人們從事人類學、民族學研究以及雲南茶文化、茶產業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珍貴史料，僅憑這一點，歷史尤其是雲南人就應當銘記姚荷生的名字以及他所做出的貢獻，也應當向培養他的西南聯大致敬！

（謹以此文紀念西南聯大在昆明辦學84周年  所有圖片均為本文作者拍攝）

來源： “鳥語茶香”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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