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健身房裡的中年人：不喜歡練腿一起喝茶侃大山

2020年06月17日08:31 來源：中國青年報

原標題：這個健身房裡的中年人：不喜歡練腿一起喝茶侃大山

從眼前的任何一個元素來看，浙江湖州“腕力王”都是一家“古董”健身房：器械上掉了漆生了鏽，板凳的皮墊經過20年的磨損，黃色海綿顯露出來。沒有空調，潮濕悶熱的梅雨季，一台綠色的落地扇賣力地“搖頭”——那是老板娘當年的嫁妝。

來健身的幾乎都是50后、60后的男人。78歲的湯根元是這群人裡年齡最大的，能臥推240斤重量，胸肌會抖動。這裡練法簡單，西褲皮帶、牛仔褲、皮鞋是常見的運動裝備。“就是鐵，你們年輕人叫‘擼鐵’‘硬核’。”53歲的周中華習慣穿緊身衣，因為肌肉發達，他很難買到適合大臂維度的上衣。

除了鍛煉，他們更多時候圍著一張方桌抽煙、喝茶、吹牛侃大山，一耗就是兩三個小時。一個不鏽鋼小碗裡裝著幾百個煙屁股。

他們大多經歷了上個世紀90年代的下崗潮，后來，有的打零工﹔有的成了個體戶，現在家產上億﹔也有的經歷被騙、破產、離異。

“不追求肌肉，不喜歡練腿，不追求維度。”張立勛是這家店的老板，也是唯一的工作人員，兼任店裡的教練、保潔員、保安、出納，他總結著會員們的鍛煉目標，“健康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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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腕力王”健身房隱藏在湖州市蓮花庄游泳館二樓，門臉兒是一張靠牆的方桌和6把椅子，正對著樓梯口，牆上貼的一張巨幅海報算是唯一的裝飾。

方桌是20年前張立勛自己做的——在一個淘汰的麻將桌面下焊接了架子。桌面已辨別不出顏色，上面散落著十來部手機、電動車和轎車的鑰匙、幾萬元的手表、茶漬黢黑的茶缸。6把椅子形態各異，有的扶手掉了一半，有的“腿腳”不穩容易倒，還有一把“軟座”，但是極容易吸煙灰，隔一小段時間張立勛便用抹布擦一把。

這促狹的6平方米也是健身房的吸煙區、茶水間和休息室。男人們在這裡擦汗休息，吐著煙圈用湖州方言聊天，嗓門兒大得一樓都能聽見。“到這裡是練嘴皮子的，練煙的。”有人調侃。

李健是最近在方桌前分享喜事的會員。他今年48歲，做了近20年的酒生意，10年前開始健身，現在一個星期到健身房四五次。

“昨天晚上7點10分，我女兒收到研究生錄取通知書。”李健向路過方桌的人遞煙，“2019年這一年是我的人生巔峰，我買了一套房，買了一輛車，女兒考上研究生，從小到大的三件大事全部完成。”李健說。

“一輛近100萬元的奔馳S350，一棟別墅。”旁邊的男人補充道。

疫情壓縮了市場對酒的需求，李健坦言“沒有壓力是假的，做生意主要看自己心態怎麼調整”。他敏銳地觀察著市場裡的風吹草動，比如近年來啤酒銷量持續下滑，他認為這和外來務工人口減少有明顯的相關性。“碗裝泡面的銷量也在下滑。”這是支撐他觀點的論據之一。

“外面的聊天和這裡不一樣，外面主要是生意，是客戶。”除了必要的應酬，李健每天都會來健身房。

這個方桌也承載著很多悲傷。58歲的老金是健身房的老主顧，第一次踏入“腕力王”已經是十五六年前的事。2009年1月，老金的愛人因癌症去世，女兒同年參加高考。

女兒到了婚嫁的年齡，他比女兒還著急。老金現在有時間就給女兒做一桌子大餐，也會發到朋友圈秀下廚藝。健身房的朋友知道，“他給女兒做的菜很多，但兩個人話很少。”

父女倆有時會爭吵，但大部分時候他先道歉，“女兒性格內向，聽不得重話”。他也想過，如果生病去世的是自己，女兒現在可能會幸福一些。

愛人去世后的三四年，老金停掉了健身。現在他是健身房最勤奮的會員之一，每天下班后簡單吃份快餐便來鍛煉。男人們對他了解最多的是——死了老婆。他們也用自己的方式關心他——聚餐一定要叫上他，每天多問一句，吃飯了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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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這裡健身的男人們不吃營養餐，不信蛋白粉，不算碳水化合物與蛋白質的攝入比。他們堅信，肌肉隻能是“練出來的”，沒有捷徑。張立勛每天用“蒸蛋器”在店裡蒸雞蛋，提供給健身餓了的人。每隻熟雞蛋1.5元。

“一起吃飯”仍是男人們最重要的事。每隔一段時間，張立勛在200多人的會員群裡發群通知，寫清吃飯的時間和地點，餐費實行AA制。“最少能有四五桌，人多的時候十來桌”。

這家健身房被大家公認為這群人的“黏合劑”。

男人們大多有著相同的經歷：初中或高中畢業后，在深夜排著長隊參加招工考試，然后進入化肥廠、絲綢廠或是食品廠等地方工作——那些都曾是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令人眼紅的單位。

他們也做過時代裡最潮的青年。穿“褲腿寬一尺一”的喇叭褲、學“快三”舞步、到杭州、福建等地淘二手衣服、花1毛5分錢在錄影廳看一集電視劇。剛參加工作的年輕人大約有21元的月薪。

“那時下班回家后換上西裝就出門了，大多是為了吸引年輕女性的注意。”55歲的季偉回憶。

上世紀90年代初期，有的開始停薪留職，有的被迫廠內待業。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國企下崗職工問題成為了日益凸顯的經濟現象。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胡鞍鋼曾在《中國城鎮失業與社會保障》一文中指出，“中國的就業崗位正在經歷著一個創造性摧毀的過程，摧毀與創造並存，但創造的速度遠遠落后於摧毀的速度。”

2001年，38歲的張立勛離開了工作20年的化肥廠。單位以每年800元的工資“買斷”他的工齡，拿著1.6萬元，他不得不面對失業的現實。轉年，張立勛的愛人也下崗了。

那時的張立勛不懂什麼叫“中年危機”。他隻知道，前一年8萬元的購房款裡還有借款，女兒中考與重點高中隻差3分，每年1.08萬元的“買分錢”還沒著落。

“工作很難找”，開健身房是他為數不多的選擇。張立勛曾是這座小城第一批“健美隊”的成員，因為迷戀電影裡李小龍、史泰龍的形象開始健身。健身地點最初在湖州市總工會臨時搭建的棚子裡，雨天常漏雨，晴天時，鐵片砸到地上揚起一片灰。健身知識來源於一本名為《健與美》的雜志。上個世紀90年代，他拿過省裡、市裡的腕力王大賽冠軍，健身房的名字也因此而來。

和張立勛一起經歷下崗潮的男人們，有的開起了大貨車，從湖州去往2000公裡外的地方﹔有的干起了個體，開餐館、商店﹔也有的開始四處打零工、做銷售、當保安。

沒想到，這個健身房一開就是20年。張立勛預想的是，健身房從中午12點開始營業。但附近水產店老板作息黑白顛倒——白天睡覺，晚上7點起床，9點左右去杭州進貨，凌晨1-6點將貨物賣給小商販。他們習慣在早晨7點左右來鍛煉。

張立勛將店裡的鑰匙配了幾把，方便他們自由出入健身房。

“為了生活在拼老命。”健身房裡每天的“早班”會員之一程宏說，“像我們這種年紀談理想不現實了，就希望退休工資高一點，生活舒服一點，多活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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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腕力王”的年卡費用是700元，20年間隻漲了100元。健身房裡還是“老掉牙”的設備，這裡沒有跑步機、橢圓儀、動感單車那些“新鮮”玩意兒。部分器材是當年張立勛自己做的，他最得意的作品是劃船機。

“出門左拐就是操場，塑膠跑道，在那跑步不好嗎？”張立勛會建議會員到樓下進行有氧運動。但事實上，會員的有氧運動並不夠量，與發達的胸肌和肱二頭肌不匹配的是隆起的肚子。他們不逃避這“身材缺陷”，赤裸著上身鍛煉時，會拍著肚子調侃道“不該長肉的地方長了肉”，揚言要堅持跳繩1個月。

“腕力王”裡也沒有“高強度間歇性訓練”等時髦的練法，牆上貼的“初練程序表”是張立勛做的，200個字寫清3天的訓練計劃，“啞鈴”“杠鈴”“推”“舉”是出現頻率最高的字眼。旁邊還有一張“來賓須知”，落款日期是2002年8月18日。

有的會員自己也開了健身房，但幾乎沒有做長久的。來健身的男人們習慣稱“腕力王”之外的健身房為“高端會所”，那些地方裝修高檔，有空調、淋浴房、嶄新的健身設備，還可以請私人教練。

這裡的大多數人有過去高端健身房鍛煉的經歷，但沒多久又回到了這裡。

“商業化”是男人們最反感的地方。“從進健身房開始就被推課啊產品啊，很煩的”“私教很瘦，我都想教他練一練”。他們“看透了那些健身房的商業模式”——靠私人教練賣課，一節三四百元，賣年卡，總價3000元到5000元，讓人覺得劃算。

張立勛不得不承認的是，新開的健身房硬件條件好，他流失了大部分年輕會員。“腕力王”沒有空調和淋浴室，這在冬夏是短板。但他也不看好那些健身房，“健身的人就那麼多，現在開了那麼多家，光房租就要幾十萬元，大部分都是賠錢”。事實也驗証了他說的，新的健身房開了不久倒閉，倒閉后再有一家新的重啟。

但來“腕力王”健身的人並不隻圖它“便宜”。有人算過一筆賬：如果開車來健身，每天停車費5元，耗掉“軟中華”香煙半包，以一年健身200天來算，要花掉7000元。

中年男人們更喜歡這裡的方便和自由。這裡不講究裝備，西褲皮帶、格子襯衫、2元一副的粗線勞保手套隨處可見，有的從早市上買完菜到這裡，直接脫了上衣，穿著平角內褲練上幾組。中場或鍛煉結束后，男人們在這裡吸煙，不用擔心家人的反對和約束。

“你去別的健身房，穿著皮鞋，就有點違和感吧？”49歲的王旭陽說，“雖然我們是中年人，也不那麼講究，但是人要合群。”在他看來，那些高檔健身房多的是戴著耳機的年輕人，或是“小年輕在那裡談情說愛”。

“很拘束，不自由，至少你光膀子鍛煉不合適。”季偉形容在高檔健身房裡健身的感受。他在一家駕校做教練，來“腕力王”健身5年，是出勤率最高的會員之一。“比如在教學過程中遇到不開心，到這裡來發泄一下，鍛煉完就忘了。”

張立勛在健身房放了一個冰箱。不過冰箱沒通電，藍牙小音箱、印著“某某銀行”的一次性紙杯、花露水都被他放在裡面。他每天從樓下老年健身活動室打開水，裝在6個塑料暖壺裡，對會員們進行無限量供應。牆上的瓷磚上粘著幾排挂鉤，男人們的毛巾、衣服、頭盔通常挂在那裡。

“張教練還是比較實在的，這麼多年堅持下來也很了不起。”小方桌前，男人們吸著煙達成“共識”。“但是他有一個問題，他還是活在自己的年代裡，他看不到這種歷史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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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歲的梅文章一度是在時代前面領跑的人。他曾在一家礦產公司做鉗工，上個世紀80年代主動下海做絲綢生意。

他坦言，那時做生意容易，他靠“信息差”將絲綢做一次轉手就能掙到幾萬元。上世紀90年代初，他最多一天賺過30萬元。“不膨脹是不可能的”，他戴200克的金項鏈，手上的戒指像扳指一樣大，“大哥大”第一個月的話費近6000元。

重創是在1993年到來的。一次絲綢出口的生意，對方欠下500多萬元的貨款銷聲匿跡，梅文章辛苦積累的家底抖落一空。40多歲的他決定重新開始。“錢少的時候你求穩有什麼用？一點用沒有。”

現今，他的絲綢公司還在運轉，但是效益已大不如從前。互聯網讓信息更透明，賺“信息差”早已失效。他覺得自己的優勢是在“時間差”，有資本進行墊付，讓賣家和買家不得不從他手中進行中轉。

他為兒子買下幾家面包房，盤算著成本與生意，這是他幫孩子們做的投資。自己的生意他已經不在意了，“順其自然讓它發展消亡”。

有“網紅捐款就捐了1億元，靠互聯網創業的人賺了更多錢。”梅文章說，過了50歲，他對自己的能力范圍有了更清晰的認識。他坦言，自己已經趕不上這個屬於兒子和兒媳婦的時代了，但沒有失落感，“我隻和我這代人比”。

78歲的湯根元還在追趕時代。70歲那年他承包了300畝茶山，簽了30年合同，他現在每天騎1小時電瓶車上山查看。健身房裡，湯根元通常赤裸著上身，露出發達的胸肌和粗壯的手臂，西褲的皮帶上挂著大串鑰匙。他是這裡最年長的人，也是其他男人們的目標——“到了那個歲數，比老湯練得好就行”。

但更多人都是被時代推著往前走。

1994年，周中華下崗開起了客運班車，從湖州市區開往鎮上。幾年后，隨著私家車的增多，客運班車的效益大不如前。他轉而去開出租車，一直到2013年。打車軟件盛行，加之共享單車、電動車的出現，讓這座“一腳油門滑過一條街”的小城對出租車的需求更低，出租車的“黃金時代”似乎結束了。

隨后，周中華轉型到駕校當教練。他回憶，10年前是駕校教練最風光的時候，每月工資一兩萬元，學員“送的香煙抽不完”。眼下，駕校多了，他們的收入大不如從前。2016年，周中華選擇去開洒水車，工作不那麼辛苦，收入也相對體面。

張立勛是少有的20年沒有變動過職業的人，他覺得“小富即安”。前幾年，他為剛工作的女兒買了車，他付了房款的百分之六十，房本是女兒的名字。“一輩子攢的錢都給了女兒。”他覺得這幾乎是所有家長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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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歲退休那年，湯根元被騙去了600多萬元，對方以四分利息的名義向他借錢，最后一分未還。“就是太貪圖眼前利益。”湯根元總結道，他不無迷信地給自己寬心，“那筆錢原本就不在自己的命裡。”

“這都是靠‘時運’的。”一旁的中年男人表示，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自己的朋友曾在絲綢廠工作，每月工資100元，朋友的哥哥在石油公司，一個月30元。后來，弟弟下崗了，去做電工，哥哥年薪上百萬元。中年男人再次強調，“這就是時運。”

梅文章不這麼認為，“我們文化水平不高，講不出什麼大理論，都靠自己的思考，人家能做，你為什麼不能做？”

47歲的孫明東是這裡的“年輕人”，也是少見的“異鄉人”。他通常會在中午12點半前到達“腕力王”，下午2點前離開。他和妻子、兒子經營著一家燒烤店，三個人是店裡全部員工。工作時間從“上午11點一睜眼，到第二天凌晨兩三點”。

孫明東說自己“運氣很差”，經歷過兩次下崗。第一次在1993年，單位給他每月140元買斷他兩年的工齡。緊接著，20歲的孫明東進入另一家企業的車隊，4年后，車隊解散，他拿到1萬元補貼。后來做生意，賠了十幾萬元。他給別人開貨車，從老家長春運雞蛋到上海，每月賺2600元。

2009年，36歲的孫明東辭了貨車司機的工作來湖州開燒烤攤，他想著掙到2萬元就回家。不到兩個月，2萬元的目標達成。還清了欠債，他帶著愛人坐了30個小時的硬座又回到了湖州。

最初幾年，他們沒有店面，在醫院外面架著一個攤子。孫明東印象最深的一次，夏季暴雨，兩位客人在遮雨布下吃著燒烤，他和愛人站在大雨中等，“分不清臉上是汗水還是雨水”。

“我這人挺能吃苦的，生活也挺開心的。像昨天晚上，肩上的毛巾濕了三條都不止，真的很累，那個‘享受’是真說不出來。”他從來沒想過“退休”的事，他前年在湖州買了一套房子，首付40萬元，每月要還4000元房貸。每到月底，他習慣把支付寶和微信賬戶的存款“清零”，燒烤店的淨收入被他存入定期賬戶，他形容“就像把桶裡的水倒進水缸，一桶一桶地攢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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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方桌旁的談話並不總是和氣的。氣氛尷尬時，張立勛就變成了“話題轉換器”。會員們喜歡開他的玩笑，他大多時候沉默，偶爾回懟幾句，但很少發火。

“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張立勛說，隻要玩笑不太過分，他大多能接受。

張立勛習慣每天中午12點准時開門，飯盒裡帶著愛人做的晚飯。他每天至少有10個小時待在健身房。趕上下雨天，來健身的人少，他會下樓到老年活動中心去打會兒台球。他的社會關系也幾乎圍繞著健身房。

來健身的人有老板、公務員、教練、醫生、退休教師等，建立起了“有人情味”的熟人社會，大家覺得在這裡很平等。

在這裡，“開口求人”偶爾會得到回應。季偉在駕校做教練，每年有學員人數的任務，張立勛把他的招生廣告牌釘在了健身房最顯眼的地方。這裡偶爾出現辦月卡或次卡的高中生和剛工作的年輕人，他們是季偉的潛在用戶。有人為女兒銀行的存款業務犯愁。在這裡招呼一聲，會員裡“不是最有錢的人”二話沒說，轉了95萬元到對方卡上，借條都沒要。

但也有身家幾千萬元的大老板，幾萬塊都不借，“大老板”有自己的理由，“做生意多了，受騙多了，更難相信人了。”還有人把健身房會員們的聯系方式給了另一家健身房，他一直稱自己是“腕力王”最鐵的會員。

孫明東坦言，過了40歲，自己開始“規劃”自己的朋友，而“年輕的時候不會想這些”。“年輕時候端起酒杯都是朋友，現在就需要明白，哪些人是需要你耗時間的，哪些人是值得深交的。”

2014年，孫明東租下了店面，他的燒烤攤升級為燒烤店。他發現，客人不是等來的，必須去擴大自己的交友圈。他按自己的興趣，加入了一個都是年輕人的戶外圈子。偶爾和大家一起去爬山、野營。

“比如說你開個燒烤店，人家去吃燒烤，你開個珠寶店，人家去買珠寶，你開個花圈店的，人家去買個花圈嗎？這不現實，”孫明東說，經營不同的生意，就要接觸不一樣的圈子。“人家圈子接受你就可以。”

孫明東現在有自己的一套“交友法則”——不搭理在自己面前說好聽話的人。

“最亮的是人心，最黑的也是人心。”這是70歲的梅文章總結的人生經驗之一。他說自己真正的朋友也就三四個，大多是50歲之后認識的，“價值觀相似，沒有利益和生意往來”。

54歲的楊紅衛經歷過公司破產，幾千萬元家產歸零。2000年，他經營的粽子生意打到了上海市場，平均每天銷售5萬個，淨利潤1萬元。那時湖州的房子每平方米1000元出頭。他沒買房置地，而是為公司做了跨越式的發展目標，跑步進入速凍食品市場。幾年后，公司宣告破產。他形容自己“曾一無所有地離開了湖州，又一無所有地回來”。他本想借錢東山再起，但曾經幫助過的親戚沒有一人借錢給他。

“理解，因為他們也不知道我到底還能不能再做起來。”楊紅衛說，現在還會和這些親戚有聯系，但再不會有金錢往來了。

2010年，楊紅衛跑去新疆從事建筑業，一待就是5年。事業不溫不火，回到健身房，有人問，“還准備再東山再起嗎？”他答道，老了，現在看兒子輩了。

但一次聚餐中，酒過三巡，他不無激動地提起了當年的風光往事。他也第一次提到，如果有合適的廠房，他還想再試試，他說自己一直在觀察和分析國內粽子的市場，對自己的工藝很有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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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腕力王”的中年男人們自稱已“步入老年”，子女參加工作后，他們隨時准備著升級為“祖父”輩。

他們認識張立勛時大多三四十歲，那時看著練健美的張立勛“穿著背心，露著好看的肌肉”過馬路倒垃圾，都心生羨慕。“年輕男人誰不想有一身肌肉？”老金說。

周中華和張立勛都是上世紀80年代湖州最早參加“健美隊”的一批。周中華那時喜歡去澡堂子，因為能“秀肌肉，凹造型”。像大部分人一樣，成家之后忙於生計，暫停了健身的習慣，年過50歲后又回到了這裡。除了健身，周中華還喜歡喝酒。他自嘲喝得“滿地找牙”，一次摔掉了門牙，幾次喝丟了假牙。

現今，來鍛煉的大多數中年人稱“鍛煉是為了健康”“不再追求維度和肌肉塊頭”。也有人坦言，年紀大了，肌肉生長慢，臥推重量也從200斤下調到140斤。此外，中年男人們不再喜歡練腿。有過健身經歷的人明白，腿上擁有大肌肉群，增加腿部訓練有助於增加整體肌肉質量，也能燃燒更多卡路裡。

“平均一個月練一次腿。”周中華說，前幾天的一次負重深蹲練習，讓他幾天都緩不過來，“太累”。他們也給吸煙找了一個借口——年紀大了，練一會兒就得歇半個小時。

“我覺得大家從健身裡找到一種年輕態，甚至還想和年輕人比一比，不死心。”王旭陽說，“一是在視覺上，至少不大腹便便﹔二是當你在生活圈裡跟同齡人比，體現出了優勢﹔第三就是包括對異性的吸引力。”

78歲的老湯是身材管理上的模范。會員們發現，但凡有人指出他身材哪裡不好，老湯一定會加強鍛煉。

但更多人將這裡作為暫時歇腳放鬆的地方。孫明東說了一句大家有點忌諱的話，他就想練好身體，照顧好老婆兒子，最好將來死到老婆后面。“我老婆太善良，怕她被人欺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