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是精神科護士，我們守護“心”

精神疾病還稱精神殘疾，患者的生活自理能力往往會喪失或衰退，圖為北京大學第六醫院護士幫助患者梳理頭發。（受訪者供圖）

護理學創始人南丁格爾曾說：“護理既是門科學又是門藝術。”這句話用在精神科護士身上再貼切不過。

精神病患者存在各類精神症狀，重度精神病患者沒有自知力，甚至連最基本的生理需要也表述不清，因此格外需要護理人員無微不至的關懷。

耐心、細心、良好的專業素養，甚至健壯的體魄都是精神科護士必須具備的素質，也是他們每天都在經歷的考驗。

駱蕾：精神科護士需要有細致的觀察力及高度的責任心

駱蕾所在的北京大學第六醫院（以下簡稱“六院”）睡眠醫學科是特需開放病房，大多睡眠障礙患者會伴有情緒障礙，少數還會有精神病性症狀。作為病房護士長，駱蕾的工作主要有兩部分：病房管理和護理質控。

駱蕾向中青報·中青網記者介紹，睡眠科護士的日常工作中有一部分屬於常規治療，比如給患者打針、輸液等﹔還有一些護理工作是精神科特有的，比如護理風險評估技術、溝通技巧，以及對患者進行有效的康復護理。

護士們的崗位分工非常細致，每個房間都有責任護士。責任護士除常規治療，為了建立良好護患關系，更好地了解患者病情，他們大部分時間是在病房裡與患者交談。“隻有交談才能隨時了解患者心中所想，及時觀察病情的動態變化。主班護士會根據各責任護士反映的情況，真實、准確地完成交班記錄，讓各班護士知曉每一位患者的護理要點，從而有效防止風險發生，保証患者及病室的安全”。

去年11月，駱蕾所在的睡眠醫學科收治了一位78歲的老奶奶。她被診斷為緘默狀態，當時是由老伴用輪椅推入病房的。患者表情愁苦，沒有任何主動言語。據老伴介紹，老奶奶已經近兩周沒有好好進食，連喝水都很難。駱蕾對患者初步評估后，將其安排在靠近護士站的重點房間。查體發現老奶奶骶尾部、膝關節有兩處褥瘡結痂，周圍皮膚發紅，於是立即告知了家屬及醫生。駱蕾向科室護士提出護理重點后，大家集思廣益，叮囑家屬買來了氣墊床、褥瘡藥物、尿墊等物品。還讓家屬買了牛奶、果汁等。護士們每小時給她翻身一次﹔每天進行兩次營養加餐，24小時記出入量，由護士親自協助進食，嚴防噎食﹔叮囑護工上、下午各為老奶奶進行半小時雙腿按摩﹔保証室內溫度，注意為老奶奶保暖等。

最開始給她喂食時，由於老奶奶伴有精神病症狀，總認為食物有毒，牙關緊閉，拒絕進食。護士們隻好一邊哄勸，一邊用喂食器喂食，還要隨時觀察她的下咽情況，以防嗆咳。

經過醫生的有效治療以及護士的細心照料，一周后，老奶奶可以發出簡單的聲音，吃飯也配合了許多。兩周后，她可以在攙扶下緩慢行走，而且能跟護士們簡單交流，會說“謝謝”“辛苦你們了”。25天后，老奶奶出院時完全可以自己行走，體重長了近10斤。

睡眠醫學科病房的大多數患者有自知力，多是自願住院治療。護士們的主要工作是與他們交流，了解病情變化。護士們經常用專業知識為患者們減輕心理壓力，樹立信心。

“常年患有精神疾病，會不同程度影響患者的社會功能，康復護理對於患者來說非常關鍵。通過帶患者做正念療法、康復游戲等活動，可以幫助他們恢復認知功能，從而改善他們的社會功能。”駱蕾說。

很多患者最初對康復活動有些抗拒，但是駱蕾制定了詳細的康復計劃表，貼於患者床頭，督促患者參與。駱蕾自己每天也堅持用45分鐘帶患者進行正念練習。

正念練習是一種心理干預療法，幫助患者提高專注力，達到靜心的作用。久而久之，患者在治療中慢慢領悟到堅持練習的重要性，到后來不用督促，就會主動參加各項活動。

到今年8月，駱蕾從事精神科護理行業就滿20年了。在她看來，做一個合格的精神科護士，除了有愛心、耐心，還要有高度的責任心。“很多精神病患者在症狀的控制下不願意配合治療，甚至出現自殺、自傷、沖動、外走等狀況。精神科護士需要有細致的觀察力及高度的責任心，才能保証患者的安全，保証治療、護理有效進行”。

栗雪琪：精神科護士沒有不挨打、不挨罵的，我們很在乎社會認同

栗雪琪畢業之后便來到北大六院精神科，已經工作了近兩年。剛開始工作時，帶教老師給她打了預防針：“精神科護士沒有不挨打，沒有不挨罵的。”

精神科患者在情緒失控時會做出一些不理智的事情，鬧脾氣、朝護士扔拖鞋都是常有的事。“對於這種症狀下的攻擊行為，隻能去正確看待。”栗雪琪說。

在栗雪琪看來，與患者家屬的溝通才是更大的挑戰。“患者家屬往往對治療結果期待過高，對精神疾病的認知也常有偏差，所以當患者出現病情反復時，就會對治療方案產生質疑，指指點點，不願意配合，對醫生和護士也不夠信任，這樣就會干擾到正常的治療秩序”。

“大家對精神科醫生和護士的職業認同也存在很大誤解。一說六院就覺得那裡都是精神病，對此我們內心還是挺有波瀾的。”雖然內心有一些委屈，但是栗雪琪知道不能把這種情緒帶到工作中，“內心得強大起來”。

時間久了，栗雪琪也生出了“免疫力”，不再會為一點小事感到委屈。與患者的關系也在發生變化，不再是為了“純粹的治病”，她會跟患者聊天，真正去關心對方，去詢問“有沒有適應病房的環境”“有沒有交到新朋友”。與患者的心理距離拉近后，患者就會很放鬆，願意分享自己的困擾。“當你能夠給予患者的東西超過他自己所掌握的知識時，他就會信任你”。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六院設立了專門的觀察病房，新入院的患者要先在觀察病房隔離，兩周后，再根據根據病情轉去其他病房。“疫情期間收治的患者，一般來說病情都比較嚴重。”她向記者坦言，在這段特殊時期，她的內心也會有擔心和恐懼。“因為收進來的患者可能會因為感冒或其他原因出現發燒現象，某些精神疾病在急性期，患者出現應激反應時，體溫也會上升”。

這些擔心和恐懼都需要醫護人員自己去克服。現在，栗雪琪已經從最初的“護理小白”成長為一名優秀的護士。看到患者從急性期到情況越來越穩定，看到精神障礙患者出院時像其他病人一樣跟她說“你們辛苦了”“謝謝你們這段時間的照顧”時，她就會覺得“這個職業很有意義”。

栗雪琪呼吁社區加強精神疾病的科普力度，減少大眾對精神疾病的誤解和偏差，消除對精神障礙患者的歧視，培養對精神科醫護人員的職業認同感。

“我們還是蠻在乎社會認同的。”栗雪琪說。

高連勝：在精神科做護士，每個人壓力都很大，快樂地工作不會累

在接受記者採訪的前一天，高連勝剛接診了一位新冠病毒抗體陽性的患者，雖然不是近距離接觸，按照防控規定還不需要隔離，但是為了安全起見，高連勝決定這段時間先在醫院裡“對付”幾天。“家裡有老人孩子，我就跟他們說單位事情多，免得他們害怕”。

高連勝自己倒不擔心被感染，他樂呵呵地對記者說：“當年我得過‘非典’，在醫院住了好長時間，抵抗力強。”

高連勝從1992年開始在六院做護理工作，他戲稱自己是“老革命，什麼都見過了”。“精神病房裡什麼樣的患者都有，各種意想不到的事情都可能發生。患者從病房裡逃跑，我們跟著追，順著被他踢壞的玻璃窗爬出去把他帶回病房繼續治療”。

“什麼都見過了”之后，高連勝現在覺得無論發生什麼“都很平常”。“困難的事情很多很多，當時不知道怎麼過來的，但是過去了也就忘了。”高連勝說。

也許是因為從業多年，經驗豐富﹔也許是不經意流露出的樂觀和自信會讓身邊的人也深受感染，高連勝的患者都很信任他，很聽他的話。他說：“跟患者打交道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技巧，要耐心地溝通。”

剛開始工作的時候，高連勝的心態並沒有這麼平和樂觀。他坦言，最初那幾年，他時不時地就要跟自己作思想斗爭，經常“不想干了”。“工作太累，夜班特別頻繁。而且那時候社會上對男護士都不太理解，一個大小伙子去做護士說出來很沒面子，連搞對象都很難”。

每次思想斗爭后，高連勝都還是回到了患者身邊。慢慢地，他發現自己愛上了這份工作。“當看到患者依賴你、家屬認同你的時候﹔當老患者跟你說好久沒見到你，看到你特別高興恨不得過來抱你的時候，就會覺得心裡很暖，覺得這份工作很有意義”。

高連勝戲稱自己打針打得特別好，也特別善於和患者談心，在耐心和細心方面都不啻於女護士。記者從其他護士口中了解到，精神科醫院的男護士其實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護士夜間值班通常兩人一組，其中一人一定是男護士，因為精神病患者發病時，需要約束控制。對此，高連勝卻很謙虛，他說：“我們的女護士一點都不遜色，到需要的時候什麼都不考慮就往上沖，所以挨打也是家常便飯。”

高連勝坦言，在精神科做護士，每個人壓力都很大。壓力一方面來自病房，一些患者會想方設法地尋死，因此，醫院在設施上一再改進，防止此類事件發生，值班護士也必須格外用心，需要經常查看每個患者的情況﹔壓力另一方面也來自患者和家屬對醫護人員的不理解，這個時候就隻有耐心地、反復地解釋和溝通。“多點耐心，多解釋解釋，把事情解決了”。

高連勝有自己排解壓力的方法。感覺壓力大的時候，他就約上幾個好朋友，下班后一起喝喝酒聊聊天。疫情期間不能聚集，他就和幾個同事下班之后喝杯水聊一會兒，然后再回家。再上班的時候，他就又覺得自己充滿了樂觀和自信。

疫情期間，有些患者和家屬對醫院採取的預約挂號、測量體溫、掃行程碼、填寫流調表、限流等防控措施不理解，有的態度蠻橫甚至惡語相對。高連勝一方面要耐心勸導患者和家屬，使他們配合醫院規定﹔另一方面還要安慰受委屈的年輕護士，讓他們安心工作。

從春節到現在，高連勝一天都沒休息過，原本可以輪休的他也沒選擇輪休。“上班我也沒覺得太累。我跟同事說，當你在快樂地工作時，你就不覺得累”。

在採訪的最后，高連勝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這份工作能讓他堅守到現在，最主要是因為他能從中獲得成就感。“如果能夠通過我個人的言行，讓更多的年輕人也能熱愛這份工作，更好地完成這份工作，起到傳幫帶的作用，我覺得也是一種成就”。（記者 夏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