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訪臨工集散中心：“馬路臨工”的自救與突圍

疫情期間，臨工們在合肥凌大塘臨工集散中心等活。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王海涵/攝

馬路臨工潮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轉型的一個側影。20世紀初，由於交通便利，合肥包河區凌大塘附近逐漸形成民工聚集地，高峰時，每天有五六千名臨工聚集，工人每天“打游擊”找工作。疫情之下，他們的就業觀念正悄然發生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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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合肥，就干了四五天活兒，沒事的時候就來中心候著，最近零活兒不太好找啊！”48歲的裝卸工劉福軍穿著藍色工裝服，坐在板凳上，等包工頭的到來。“往年這時候，早上5點多，黑壓壓一片等活兒的人，7點多，百分之九十的人就被‘拉’走了，一個月干上20天，穩穩地掙上五六千元……”

“來了8天，干了4天雜活兒，一天200元。去年這個時候，從過年到3月底，掙了將近1萬塊。”一旁等活兒的梁萬裡插了一嘴。他來自安徽淮北，之前在南京一家工廠上班，覺得約束較大，就選擇來合肥當臨工，今年，他也遭遇了“求職”煩惱。

這一幕發生在合肥市凌大塘臨工集散中心(以下簡稱“中心”)彩鋼棚下。這裡是安徽首家服務“馬路臨工”的公益性組織，登記在冊臨工約3700人，三分之二的臨工年齡在40歲以上，學歷基本是初中及以下。很多人家裡有田地，農活之余出來找事做。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到訪當日，天下著淅淅瀝瀝的小雨，棚下隻有十幾位臨工在等活，有人打著牌消磨時光，有人無聊地刷著手機。

2019年的數據顯示出另外一番光景：中心臨工平均每天“就業率”超過72%，所有人全年就業總收入超3000萬元。

突如其來的疫情，無疑打亂了臨工的掙錢計劃，同時也悄然改變了他們的就業觀念，給這個成立了6年的中心帶來了新的挑戰。

臨工隻回來一半，倒逼出“臨工共享”

劉福軍來合肥打工已經20年了，之前給私人老板干活，20元一天。2014年，經朋友介紹來到中心，主要工作是裝卸貨、扛水泥黃沙。這幾天，他發現工友都和他一樣——“愁！”

同樣的難題擺在了中心工作人員面前。“目前，中心隻有一半臨工回到了合肥。我們專設了防疫服務站，臨工需要測溫登記、簽署健康承諾書，我們提供安全証明。”中心辦公室主任吳國軍介紹說，往年，3月是臨工市場旺季，但目前招臨工的企業不多。

中心黨支部書記宋凡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中心2月3日就復工了。大伙兒一直沒閑著，宣傳防疫政策，服務臨工工作。“首先受到沖擊的是服務方式，以往臨工聚集，面對面服務，現在大多在家，這倒逼我們改變服務方式，採取微信群、電話等線上方式對接臨工，了解他們的身體狀況和工作訴求。”

考慮到很多建筑類企業沒復工，零散、隨機性的活少了許多，該中心嘗試“臨工共享”模式，聯系了200多家用工單位，了解臨工就業工種、原合作方、工資標准等信息，開始點對點、一站式接臨工上班。這些企業包括制造類工廠、保安公司、保潔公司等。宋凡說，目前通過“臨工共享”，解決了近2000人次就業。

在宋凡看來，臨工市場本身就是勞動力的“共享”，只是以前沒有出現“跨行業”共享的情況。不過，他認為，這種模式隻能是應急情況下的權宜之計，適用范圍是一些對技術要求不高的崗位，幫助企業解決突發的用工難題。由於不同工種、崗位之間價格訴求不同，工人技能水平也不盡相同，未來隨著社會分工細化，技術專業化要求越來越高。因此，長遠來看，這種共享模式普遍推廣的空間並不大。

3月13日，中心終於迎來復工后第一批用工對接，大家都鬆了一口氣。

以前“挑”著干，現在“求”著干

近一個月來，在和用工方、臨工的交流中，宋凡和同事感受到從未有過的變化。

這些天，宋凡經常接到臨工電話，表示想去制造企業流水線工作。“以前，談到去制造業工廠干長期工，他們都會挑，工資低了不干。現在不敢挑了，怕崗位沒了啊！”

吳國軍也注意到這一現象。疫情以前，談到去工廠工作，很多臨工都是“搖頭不願意”。“工廠管理較嚴格，不是日結工資，十幾塊錢一小時的工資，臨工‘看不上’，他們寧願等，都要等日結日清的工作，現在不一樣了，有工作干就不錯了。”

他介紹，就在前幾天，中心對接高新區一家生產口罩的工廠，輸送了幾個40歲左右的工人，從事簡易的整理、裝袋工作，大伙都表示很滿意，願意繼續干。

裝修工老陳向記者解釋，臨工大多是家裡唯一的勞動力，希望有事時能走得開，尤其農忙時要回家務農，但是廠裡不太自由，還要“打卡”，請假也麻煩，因此，不想去工廠裡做長期工。

宋凡給記者算了一筆賬，臨工分為大工和小工。像鋼筋工、泥瓦匠、架子工這樣的大工，一天能賺三四百元左右，一個月干20天，就能收入7千元。小工是做卸貨、搬運等輔助工作，一天160元到220元不等。在工廠做一個月長期工，收入約四五千元，因此，長期工並不受大多數民工青睞。

合肥俊建神鐵商貿有限公司一直在該中心招聘臨時電焊工、輔助小工，但很難招到長期學徒。招聘負責人陳俊介紹，之前一直希望招長期工，短期電焊工的工資一般在一天300至400元。

“最近發現，焊工的報價明顯降低了，一般在270元一天，也有不少年輕小伙子願意去做學徒工。此外，願意按月結算費用的小工明顯多了。”陳俊表示。

“如果有機會，也試試去工廠裡干個半個月20天，干一天總比閑一天好，掙一點兒算一點兒。”老陳向記者坦言。

“當下，反而是小工感到憂慮，因為沒有過硬技術在手，很容易被市場淘汰。”宋凡認為，疫情過后，隨著就業形勢變化，臨工接受現代企業管理的意識會增強，他們會主動順應市場，甚至會主動尋求技能提升，這將會是疫情帶來的最大改變。

“如果競爭力不行，就面臨待崗，無論大工、小工，都要有誠懇的工作態度，追求精益求精，不能挑三揀四，珍惜每次干活兒的機會，更要有職業化的思維、意識和習慣，適應單位和企業的規矩、標准，才能贏得更多用工單位的信任。”宋凡補充說。

轉變就業觀念，疫情成了“催化劑”

長期以來，宋凡和他的同事一直呼吁臨工改變就業觀念，倡導短工變長工，小工變技術工，擺脫“不穩定”工作狀態。“湊巧，疫情反倒成了‘催化劑’，讓我們看到了可喜的轉變。”

“中心臨工一般輸送至建筑類輔助工種、家政服務類工作，隻有少部分技術能手輸送到生產制造類企業。”他告訴記者，這幾年來，隻要一有機會，工作人員就會苦口婆心勸說臨工適應就業形勢變化，主動謀變。

為何宋凡等人一直如此執著？

實際上，馬路臨工潮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轉型的一個側影。上世紀90年代中期，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城市大建設又擴大了用工需求，馬路臨工潮隨之出現。20世紀初，由於交通便利，合肥包河區凌大塘附近逐漸形成民工聚集地，高峰時，每天有五六千名臨工聚集，工人每天“打游擊”找工作。

“臨工之間鄰裡帶鄉親、哥哥帶弟弟、親戚帶朋友，人越聚越多，形成了臨工勞務市場。”宋凡至今難忘，凌晨四五點，民工兄弟們拿著榔頭、錘子、水桶等工具，成群結隊站在馬路邊，伸著脖子張望，期盼用工方到來的情景。

與此同時，與臨工相關的閉環產業鏈“自發”形成。“小包工頭”出現了，相應配套服務誕生了，有人做起了“拉人”的面包車生意，賣早餐、勞動用品的商販多了起來。同時，交通安全隱患、勞資風險隱患等問題逐漸暴露，也給城市管理帶來考驗。

“這些場景和痛點讓我們覺得很心酸，也更加堅定我們的工作目標，用包容和耐心，解決他們生活中的難點。”宋凡說，2014年，中心正式成立，開始對臨工群體和用工對接過程進行規范化管理。

近年來，該中心推行四大業務舉措，尤其在招工秩序維護、交通勸導和軟硬件完善上下功夫。搭建彩鋼棚，引導臨工、包工方“退路進室”……硬件條件和網絡服務不斷升級。

不過近年來，經濟轉型升級、產業結構調整，創新創業的氛圍日趨濃厚，又給中心工作帶來了新的挑戰。“用工單位的崗位和技術要求與臨工的實際不匹配。此外，工廠對年齡、技術、管理要求日益嚴格，隻能靠勞動力吃飯的臨工很難進去，如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必須幫臨工調整就業觀念、思路。”

2015年開始，中心摸索開展臨工大講堂，將臨工分工種、分批次，請專家進行就業思路、觀點指導、宣講。“哪怕聽進去一句話對他們都有幫助，影響一個人發生改變，就有可能示范、帶動更多人改變。”

“真是摸著石頭過河，很多臨工不理解。”宋凡回憶，提到培訓和宣講，有臨工掉頭就走，他們覺得聽一場培訓，會影響掙錢，還不如去工地上干兩小時活兒來得實在。

但中心從來沒有放棄，幾年來，有人順應潮流，轉變成技術工人或者“小包工頭”，過上穩定的生活。“這次疫情過后，臨工兄弟們的思想觀念和就業意識還會有巨大改變，危機過后，可能就蘊藏‘重生’的機遇！”宋凡堅信。

疫情影響下的未來：讓他們不再是城市的過客

記者了解到，臨工一個月滿打滿算，拿到手的錢也許能超過合肥市的平均工資，但他們普遍干著臟、累、苦的活兒。他們合租在一些老舊小區或城中村，早餐為了省錢，大多數人選擇吃餅或饃，因為要干重活兒，有時會很“奢侈”地買上一個雞蛋。

一組數據顯示：2019年合肥市的GDP達9409.4億元，同比增長7.6%，在省會城市中躋身前十﹔同時，2019年合肥建筑業增加值1457.3億元，總量佔全市GDP份額達15.5%。這組數字背后，就有馬路臨工兄弟們起早貪黑的貢獻。他們是城市的建設者和貢獻者，是城市發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宋凡認為，疫情催生了改變，更帶來新思考——今后，如何讓臨工真正在城市裡扎根、生存，提升他們的社會認同？

“疫情的影響將助力、加速集散中心服務精准升級，隻有幫助臨工調整就業方向、轉變技術能力、促進就業匹配度，自身素質硬起來，才能找到穩定、可持續性的工作。”在他看來，職業教育和技能培訓至關重要。為此，中心已經連續3年舉辦“臨工工匠技能大賽”，並積極助力政府相關幫扶政策落地。

此外，中心所在的常青街道、凌大塘社區也給予了經費支持，並對接相關活動。每月10號，是中心的“零工服務日”，工作人員幫助臨工免費辦理人身意外險，免費代辦體檢等。

2016年年底，中心成立黨支部，常態化開展黨建活動，進一步提升臨工獲得感、安全感、幸福感和尊重感。中心還成立“匠之心”志願服務隊，很多臨工師傅上午出去打臨工，下午就回來進社區服務。

每到年底，中心都會舉辦臨工文化節，讓臨工展示才藝，並表彰先進。有一次，有個臨工獲得了二等獎，現場將2000元獎金捐出一半，給中心當活動經費。有一年文化節，兩個臨工表演拉二胡，因排練時間有限，上台以后，大伙各拉各的，很不熟練，有一個人安全帽掉了，又用手扶一下，繼續拉，這是屬於他們的舞台。

宋凡呼吁，針對馬路臨工這個群體，希望政府部門出台就業培訓、后勤保障、身心安全等方面的配套措施或政策法規。“合肥就有十來個集散點，規模大小不一，我們計劃梳理他們的就業、工種、分配、生活等方面的信息，出台‘馬路臨工藍皮書’，供政府部門決策參考。”

“馬路臨工不是‘外鄉人’，不是這座城市的過客，讓他們感受到更多溫暖，幫助他們安居樂業，是我們的終極目標。”宋凡說。

(王海涵 王磊  彭羽妍、包育曉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