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裝花紋上的審美、情感與政治

圖一：中國常見的長線條花紋

圖二：三星堆銅大立人像禮衣上的龍紋

圖三：馬山戰國楚墓出土衣物的圖案單元

中國傳統服裝用過的花紋數不勝數：日月星辰、珍禽瑞獸、花鳥虫魚、山水人物，圖形文字……與中國畫的留白思維相反，古代常用花紋往往充滿整塊布匹，清朝尤甚。這種局面的形成可能有兩個原因：其一，在古代，花紋越濃密，造價越高，就越能彰顯穿著者的身份﹔其二，古人向往美好生活，滿眼花紋會讓人獲得心靈的滿足。

圖必有意，意必吉祥，祖先對服裝花紋的巧思匠心，不隻為了視覺享受，更寄托著豐富的情感和美好的願望。

早期曲線花紋多用繪染繡，漢代織出“五星出東方利中國”

中國歷史上出現的花紋，最常採用的是方型、圓形，或者由長曲線條構成的圖形，而很少採用三角形。中國人自古就有天圓地方的觀念，這一觀念來自古老的哲學，也體現在各種藝術形式中，比如城池的規劃、建筑的造型，甚至錢幣的形狀。同樣，布匹上的花紋，圓形和方形也是主流。

從遠古開始，長線條就作為花紋獨立存在，比如雲紋、雷紋、回紋、黻紋、萬字紋等。長曲線條的花紋，是古代蛇類的抽象表達，同時也有長遠和長久的美好寓意（圖一）。

在古代，織、繪、染、繡都是制作花紋的方法，不同的方式會形成不同的風格。距今約六千年，中國的紡織就開始超越保暖遮羞的單純需求，發展出藝術表達功能，服裝面料上開始出現各種花紋。由於繪、染、繡等方式更加自由，所以早期的曲線花紋多用這三種方式實現。

1986年，四川三星堆出土的銅大立人像，通高260.8厘米，人高180厘米，鑄造時間在夏商之際。銅像上的龍紋禮衣，用曲線勾勒出生動花紋（圖二）。現代專家的觀點認為，這些花紋若是描繪了實際情況，真正的衣服應該採用的是刺繡工藝。

1982年1月，在湖北省荊州市江陵地區發現戰國中晚期（約公元前340年~前278年）的馬山一號楚墓，出土衣物共30余件。這批文物上所展示的花紋，已經變得相對復雜。其中最令人驚嘆的是其中一件刺繡的龍鳳虎花紋（圖三），鳳鳥的頭上戴著巨大的花冠，並用翅膀或腳壓住兩條龍和一隻虎，構圖非常精巧。

圖案表達的當然是文化，比如龍鳳虎，現代專家認為其與楚地的文化背景有莫大關聯。古楚地的圖騰雖然有鳳、龍、虎、鹿等說法，但目前比較公認的是鳳圖騰一說。《山海經》中道：“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北極天櫃，海水北注焉。有神，九首人面鳥身，名曰九鳳。”在古代傳說中，鳳是楚國先祖祝融的化身，因此楚地一直存在強烈的鳳鳥崇拜現象。在馬山出土的繡品當中，鳳的出現明顯多於龍，似乎印証了這種崇拜。

以紡織方式呈現曲線花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從沒有圖案，到能織出直線圖形，再到能織出曲線花紋，經過了漫長歲月。功夫不負有心人，到了漢代，紡織水平出現了一次大飛躍，不但曲線花紋，甚至文字也開始出現在織品當中。

目前出土了很多織有文字的漢代織錦，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95年10月在新疆尼雅遺址發現的一塊長18.5厘米、寬12.5厘米的蜀錦護臂，它后來成為首批禁止出國（境）展覽文物。

這塊織錦方寸雖小，內涵卻極豐富。其花紋由赤黃綠藍白5種顏色構成，包含有日月、祥雲、牝牡珍禽、虎紋獸、獨角獸、茱萸花等形象，而最令人驚異的是上面的8個漢字——五星出東方利中國。“五星”指的是歲星（金星）、熒惑星（火星）、填星（土星）、太白星（金星）和辰星（水星）。司馬遷在《史記·天宮書》中講到：“五星分天之中，積於東方，中國利。”這句話的意思是，當五星齊聚於東方的時候，利於中國出兵。

說來也巧，在劉邦攻入秦都咸陽的第二年五月，確實出現過一次五大行星會聚的天象。這一現象受到朝廷的高度重視，將漢王朝的興盛與五星聚會的天象聯系到一起，於是“漢之興，五星聚於東井”也就成為漢代社會帶有神秘色彩的思想信念，當然其中也蘊含著祖先強烈而美好的願望。

紡織奇跡《璇璣圖》，創新品牌“陵陽公樣”

通過紡織實現漢字的結構和筆畫，在漢代還只是開始，接下來，就到了見証奇跡的時候。

南北朝時期，有一位才女名叫蘇蕙，字若蘭，生於官宦家庭。她“智識精明，儀容秀麗，謙默自守，不求顯揚”（武則天《織錦回文記》），16歲的時候嫁給了竇滔。竇滔是前秦皇帝苻堅的名臣，人很帥，能文能武，擔任過很多重要職務，並且都做出了政績。然而，在他從政過程中曾經攤上一件事情，被苻堅貶到敦煌。這期間，竇滔與蘇若蘭分居兩地，不通音訊。時間一長，蘇若蘭受不了孤苦伶仃的生活，於是以她特有的方式拋出了橄欖枝——成就了古代的一個紡織奇跡。

蘇若蘭的方法是，織了一塊8寸見方的錦，由29行、29列一共841個文字構成。東晉時期的8寸相當於現在的20厘米，把29個漢字鋪開，再留邊縫和字縫，每個字的長寬隻有0.5厘米左右。那時的漢字又是繁體字，筆畫又多又密，要織得每一筆都清晰可辨，前無古人后無來者。

更加令人驚嘆的是，蘇若蘭織就的這841個字“縱橫反復，皆為文章。才情之妙，超古邁今，名《璇璣圖》”（武則天《織錦回文記》）。蘇若蘭自稱織進去了200多首詩，經后人研究，到目前為止宣稱已經發現其中蘊含的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等詩，共計7958首。這個數字是否准確，非專業研究者很難求証。竇滔手捧這件絕品，內心的感動是可想而知的，於是兩人重歸於好，還更加恩愛。

漢代及以前的花紋雖然已經很發達，但構圖大多相當於按行復制，同一行中的單元區分並不明顯，要仔細端詳才能得到線索。漢代以后，布匹上的花紋逐漸向團形演變，這期間經歷了一個引進借鑒再創新的過程。

從三國開始，中國陷入長期混亂，五胡亂華，力者為王。多民族逐鹿中原的同時，多種文化碰撞融合。從漢代打通的絲綢之路，在向外輸出的同時，也將西方的宗教、生活方式，以及各種商品傳入中國。

由波斯傳入中國的花紋，在構圖上最具特點的就是聯珠團窠花紋，簡稱聯珠紋。這種花紋是由多粒小珠圍成圓形邊界，再把動物或花卉安排在圓圈之內。聯珠紋蘊含著復雜的宗教意義，與波斯古老的星相意識有關。中國人雖然缺乏對波斯國教的熱情，但不介意用異域風情來豐富絲綢的視覺之美。而在幾百年的引進和借鑒之后，便有了精彩的創新之作——陵陽公樣。

陵陽公名叫竇師綸，是唐太宗李世民的表兄弟，也是唐朝官員，擔任過益州大行台，相當蜀地的軍政一把手。但他名留青史，不是因為在政治或軍事上的表現突出，而是得益於他的繪畫藝術特長。竇師綸在擔任大行台期間，為蜀錦設計花紋。按照唐朝畫家張彥遠的說法，“高祖太宗時，內庫瑞錦、對雉、斗羊、翔鳳、游麟之狀，創自師綸，至今傳之”（張彥遠《歷代名畫記》）。

由於竇師綸被封為陵陽公，他設計的花紋就被稱為陵陽公樣。現代學者根據出土文物進行研究，認為最典型的陵陽公樣，是由花環構成團窠，團窠內布置珍禽瑞獸和花草，並且有一部分珍禽瑞獸會成對出現。

四川在歷史上絲綢業非常發達，尤其是從三國到宋初的近千年之間，一直都是全國織錦中心。陵陽公樣融合了異域風情，並且章彩奇麗，廣為消費者喜愛，流行數百年之久。可以說，陵陽公樣作為唐代著名花紋品牌，唐代蜀錦之所以能獨領風騷，自然有很多是陵陽公樣的功勞。

花紋上的政治：武則天賜繡袍，明清揚棄為“補服”

對服裝花紋的發展，蘇若蘭和竇師綸當然不是終點，武則天就對蘇若蘭的回文有所繼承，也在陵陽公樣的基礎上作出創新。

天授二年二月，也就是公元691年春天，武則天當上皇帝的第二年，她對大臣們進行了一輪賞賜。經過前一年的殘酷斗爭，各方勢力基本擺平，局面開始穩定。這個時候已經看清誰更忠誠，誰有功勞，所以就有了賞賜的必要性。

武則天是女人，有女人的思維，這次賞賜的是繡袍。在武則天之前，也曾有帝王用布匹或者錦袍獎勵部下，但武則天的不同之處在於，賞賜的是繡袍——刺繡更為靈活，可以在袍上自由表達自己的想法。的是8個字的回文，表達的是其政治主張和對大臣的勉勵。

到下一年，武則天決定再行賞賜。這次賞賜的是新上任的都督和刺史，顯然都是武則天新提拔的，對他們的期望更大。而這次繡制的內容也有所增加：首先繡一座山，然后繞山再繡16字回文“德政唯明，職令思平，清慎忠勤，榮進躬親”。雖然這16個字沒達到《璇璣圖》多種讀法皆可成詩的水平，但以此表示對部下的鼓勵、稱頌、警示或期望，對籠絡人心、密切君臣關系、教育臣民效忠君王、鞏固封建統治，還是具有很大的意義。

公元694年，武則天再次決定賞賜所有三品以上文武官員。首先，繡袍上的文字，字數多少、文字內容，每個人都不一樣，相當於進入了個性定制模式。比如著名神探狄仁杰，也是深得武則天欣賞的大臣，據《能改齋漫錄》裡提到，武則天也給他賞賜過繡袍，繡袍上繡的是“敷政術、守清勤、升顯位、勵相臣”。

其次，這次賞賜的繡袍不僅文字不同，連圖案也不一樣。比如，諸王是盤龍和鹿，宰相是鳳池，尚書是對雁，左右將軍是對麒麟，左右武衛是對虎，左右監門衛則與古代建筑的大門設計相通，用的是對獅子，其他職位也都是用了成對的珍禽瑞獸。

這意味著，武則天在服裝等級制方面作了創新。此前的等級，主要通過章紋的數量、銙帶的銙數，或者服裝顏色進行區分。而十二章紋嚴格來說，只是少數人在少數場合的穿著，所以唐朝或之前官員的服裝，雖然有品色的不同，但身上並沒有花紋出現。所以說，武則天的設計是一種創新。

不過，只是用這樣的繡袍賞賜群臣，並沒有將其納入日常活動和穿著規范，所以這種創新在唐朝只是一段插曲。到了明清之際，這種創意的優點被人發現，因此大行其道，演變成了官員的補服。

首先，武則天的創意對尚書和左右將軍有了簡單區分，尚書用鳳池，左右將軍用麒麟。沿著這種思路，有了明清時文官穿禽、武官穿獸的總體分別。其次，個性定制畢竟不適合大規模制作，所以武則天的做法在明清得到了揚棄。具體做法是把按等級設計的禽獸花紋先行繡制在尺寸相同的面料上做成補子，待有賜封之時，隻要發標准化的補子，再由官員自行縫補在衣服的前胸后背即可，節省了官服制作的時間。 （李任飛  作者系百家講壇《中國衣裳》系列講座主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