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捺不住想出游？最春天的上巳節了解下

唐代畫家張萱《虢國夫人游春圖》，描繪了盛唐時貴族游春的閑情逸態。現存北宋摹本，藏於遼寧省博物館。

游春踏青，賞花探景，是中國古人閑適生活的永恆主題，躬逢盛世的唐人尤其如此，白居易有詩言，“逢春不游樂，但恐是痴人”。尤其是每年上巳節（農歷三月三）前后，更會出現一波出游高峰。杜甫詩句“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寫的就是長安仕女在上巳節結伴出游，在水濱尋樂的場景。

今天，上巳節已經不再是必過的時令佳節，但在宋代之前，一直是人們生活中的重要節日。古人認為，農歷陽春三四月間，陽氣雖在緩緩上升，但陰氣並未完全消退，陰陽相持不下之時，正是人體容易患病、導致疾疫流行的時節，需要勤洗手、多洗浴，以祛病消災。早在春秋時期，鄭國等國就組織百姓於“三月桃花水下之時”，在水畔手持蘭草祛邪，用熏香、草藥沐浴全身，洗去一冬污垢，祓除疾病不祥，祈求健康平安，是為“祓禊”儀式，有著濃厚的原始宗教祭祀色彩。

春和景明，萬物生長，再肅穆庄嚴的祭祀活動，也壓不住人們內心延續生命的渴望與悸動。青年男女“祓禊”沐浴之后，眼前春光良辰美景，身邊伊人在水一方，自然會三五成群隊游春逗樂，對歌起舞。眉目傳情心有靈犀之際，便可私定心意，許下白首之約。連禮儀經典文獻《周禮》都對此網開一面，表示“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以上順天時、下合人心。

由此，水邊“祓禊”沐浴與男女相會游春，共同成為上巳節的重要源頭和節日內容。秦漢時，上巳節“祓禊”祭祀的色彩逐漸消失，突出了賞春游樂的意味。到了魏晉，上巳節逐步固定在每年農歷三月三日，文人墨客成為節日活動的主角。他們往往在這天舉辦吟詩作賦的風雅集會，為上巳節更添人文情懷。

東晉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的上巳節，一場雅集因為《蘭亭集序》而千古流傳。那天，王羲之、謝安等42名文人士大夫在蘭亭“修禊事”，將清流激湍“引以為流觴曲水”。眾人在水邊依次列坐，將盛滿酒的杯子放在彎曲的流水上。酒杯隨水而動，停在誰面前，誰就要即興賦詩一首，若作不出，便罰酒三杯。

他們感觸自然，切磋文學，談玄論理，體味生命，借山水澆灌胸中塊壘。蘭亭上巳集會不僅是文人的節日聚會，更是一次東晉世家大族對司馬皇室政治立場的集體表達。他們在內憂外患交加、廟堂江湖失據下的自我超脫、豁達胸襟，讓后世文人心馳神往。

到了唐朝，上巳節發展到鼎盛階段，成為朝廷和民間最為重視的節日之一。宴飲出游是唐代上巳節活動的中心內容，皇帝不但在這一天親自賜宴，還要賞賜群臣錢財供他們參加節日期間的各種游宴活動。宰相等高官可得五百貫，翰林學士等中低級官員也可得一百貫。

有了朝廷的“過節費”支持，上巳節游宴規模愈加擴大。據唐代筆記史料《劇談錄》記載，上巳游宴時，長安所在的京兆府“大陳筵席”，長安縣和萬年縣都“以雄盛相較，錦繡珍玩，無所不施”，以致“每歲傾動皇州，以為盛觀”。

皇帝賜宴多在曲江池邊，參加宴會者主要是高級官員、宮廷文人。他們“幸得歡娛承湛露，心同草樹樂春天”，喜悅之情溢於言表。唐代上巳節是普天同慶、官民同樂，長安城“傾都人物”，士農工商也都能到曲江一睹天子聖顏和百官風採。有富商大賈甚至可以“縛棚相接，至於杏園”，挨著御宴大擺私家宴席，一直連到距離曲江很遠的杏園。

不赴宴的普通百姓亦可“於江頭禊飲，踐踏青草，謂之曰踏青履”，盡情享受愜意的人生。曲江邊上草長鶯飛，人們折柳採花，乃至使得“好花皆折盡，明日恐無春”。踏青之時也有驚喜，“相尋不見者，此地皆相遇”，散落天涯、多年未見的舊時好友都能在人潮之中偶遇，令人不勝唏噓。

曲江之外，長安地勢最高處的樂游原，也是踏青游宴好去處。樂游原就是當年李商隱“向晚意不適，驅車登古原”中的“古原”所在。因“其地最高，四望寬敞”，太平公主曾在樂游原上出資修建涼亭供人游賞。“每三月上巳”，長安城裡“仕女游戲就此，祓禊登高”，文人才子也“樂飲歌詩”。作出的好詩篇“翼日傳於都市”，第二天就能傳遍長安。

唐代上巳節除了游宴，還增加了彩舟競渡的活動，“三月三日天清明，楊花繞江啼曉鶯……鼓聲三下紅旗開，兩龍躍出浮水來”。兩岸觀眾助興喝彩、人聲鼎沸，“江上人呼霹靂聲，竿頭彩挂虹霓暈”，上巳競渡的盛況如在眼前。

除了鑼鼓喧天的緊張競渡，安靜輕鬆的泛舟也是很多人的選項。曲江賜宴結束后，皇帝會率宰相、翰林學士等官員一同登上早已准備好的彩舟，聽教坊聲樂，賞太平春色。白居易曾和好友“去歲暮春上巳，共泛洛水中流”。皇甫冉和義興李明府的后亭泛舟更是愜意，“更使輕橈徐轉去，微風落日水增波”。劉長卿在上巳日與鮑侍郎泛舟耶溪，回想當年蘭亭“永和春色千年在”，借問漁家“前洲幾路入煙花”。常建曾於“永和三日蕩輕舟”，去尋舊友李九，眼見“故人家在桃花岸，直到門前溪水流”。

由於和寒食節、清明節日期相近，很多這兩個節日的活動，比如拔河、蕩秋千、放風箏、斗百草、射箭投石等，也被融入到上巳節習俗中，這使得上巳節幾乎成為唐代春天的一個全民娛樂性節日。盛唐財富的充裕、社會的開放、生活的達觀、精神的洒脫，在上巳節的各項習俗活動中展現得淋漓盡致。

有人借宴飲踏青追求快意縱情，喜看“公子王孫恣游玩，沙陽水曲情無厭”，亦有人依然保持淡然閑適的心境，觀照生命，感悟時光。年節的到來意味著歲月的流逝，白居易曾感慨“暮春風景初三日，流逝光陰半百年”﹔殷堯藩“無心修禊事，獨步到禪齋”，用禪房花木的幽靜蕩平內心波瀾﹔劉得仁在上巳日徘徊於“游人過盡衡門掩”之處，“獨自憑欄到日斜”。

若是羈旅他鄉，笙歌鼎沸的上巳日更會讓人思鄉懷友，追憶往昔。宋之問在桂州遙想“故園今日應愁思”，不知“曲水何能更祓除”。沈佺期獨坐驩州思念家鄉，慨嘆“無人對爐酒，寧緩去鄉憂”。孟浩然寄語好友王九迥，“不知王逸少，何處會群賢”，知己不能佳節相聚，深以為憾。王駕抱病，無法與故人游宴唱和，嘆息“一觴一詠無詩侶，病倚山窗憶故人”。元稹於病中遙寄白居易，“當年此日花前醉，今日花前病裡銷。獨倚破帘閑悵望，可憐虛度好春朝”。魂牽夢縈間，物是人非，五味雜陳。

無論是門外的繁華熱鬧，還是門內的靜思獨處，共同構成唐代上巳節的節日畫卷。宋代以后，理學興盛，文化漸趨內斂，上巳節過於張揚的節日氛圍，尤其是男女共同出游的習俗底色，日漸與整體文化氣氛不合。加上上巳節與寒食節、清明節日期過於接近，有時候甚至互相重合，三節便逐漸出現合並混同的趨勢。

祭祖追遠的清明節是不可取代的剛性需求，而游宴玩樂的上巳節則是可有可無的彈性需求。在清明節於祭掃之外發展出踏青出游的習俗后，上巳節更失去了最后的存在價值，逐漸被清明兼並。到宋代，發源於春秋、興起於兩漢魏晉、在隋唐達到鼎盛的上巳節，就已經成為舊時的文化記憶。文人們在三月三日，隻能慨嘆“曲水成空，麗人何處，往事暮雲萬葉”。 （吳鵬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