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流一物：銅鏡說，中國大寧

　　文物：“中國大寧”鎏金銅鏡

　　墓葬年代：西漢后期

　　出土地點：湖南省長沙市伍家嶺

　　保存地點：中國國家博物館

　　東漢“中國人民”銅鏡，武漢博物館藏。

　　“中國大寧”銅鏡銘文局部。無獨有偶，廣西的一面東漢銅鏡上也曾寫出“中國大寧”。

　　明月掌上寒，團團復皎皎。鏡子是個神奇的東西。人攬鏡自照，可看著鏡中老翁，又憶起舊朱顏來，生出年華流逝的感嘆﹔扣下鏡面不再去看，它卻用背面示以四方、天下，替遠人訴說“見日之光，長毋相忘”，此中盡是時空的羈絆。

　　四千年前齊家文化的銅鏡背面便飾有七角星紋，大概聖人觀象制器，以圓鏡“光象日月”，早有深意。“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古往今來，芸芸眾生都以鏡借日月光自照，個體與眾生、自我與天下的諸多節點，便因此聯結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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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件古代日用器僅有使用功能嗎？漢代銅鏡的回答方式極其巧妙。

　　鏡子原本的作用是照形。借助光的反射，平滑的鏡面能映照使用者的形貌，達到自我觀看的目的，因此被視為古代銅鏡的正面。而在鏡子的背面，除了輔助照形的結構外，通常飾有浮雕圖像。這些圖像便成為人們日常觀看的另一種對象。

　　西漢時，中國人沿用已久的銅鏡發生形式上的嬗變，裝飾紋樣別開境界，文字也不時被措置其間。銘文與紋飾一同制作，構成了圖像的整體。它們如同器物訴說的話語，使我們聽到了銅鏡被賦予的復雜意義。

　　認識銅鏡，在翻轉之間。今人更多留心鏡背。

　　湖南長沙自戰國以來即富產佳鏡。1951年秋至1952年春，長沙北郊的考古工作並不起眼，發掘中獲得的一面鎏金銅鏡卻登上歷史的前台。銅鏡出自西漢后期一座規格居墓群上等的墓葬，主人應生活於長沙國或新莽時的填蠻郡，姓名不詳。今天看來，在數量巨豐的漢鏡中，這面鏡子制作精良，但採用的是當時流行的圖像模板，內容和風格本不足以稱奇。其之所以贏得世人矚目，緣於銘文中不同一般的“中國大寧”四字。

　　我們的觀察不妨從銘文開始。該鏡銘文布於外圈，篆體陽鑄，順時針排列，鄰字上下相接，共計52字：“聖人之作鏡兮，取氣於五行。生於道康兮，咸有文章。光象日月，其質清剛。以視玉容兮，辟去不祥。中國大寧，子孫益昌。黃裳元吉，有紀綱。”

　　漢代銅鏡的銘文多作吉語，頗具模式化特點。這段話恰恰概括了當時人造鏡的普遍思維，容納了關於銅鏡多重功能的解釋。光亮、堅硬的鏡子非但可以“視玉容”，而且能夠“辟去不祥”。何謂“辟去不祥”，后文提到，不僅是使用者家庭美好，還包括“中國大寧”，乃至萬物合序“有紀綱”。這等寶器，即便死亡也不能令主人割舍愛戀。

　　類似的祝福我們時常能從漢鏡上找到，引人注意的是“中國”的用法。

　　與西周何尊銘文裡的“宅茲中國”不同，這裡的“中國”指漢帝國，地域已不局限在洛陽或狹義的中原。《史記》《漢書》皆有“中國一統”的說法，長沙雖遠居南土，當然也屬於中國。

　　另外，武漢博物館收藏的一面東漢銅鏡寫有“青蓋作鏡四夷服，多賀中國人民富，雲雨時節五谷熟。”這段話猶如“中國大寧”的擴寫，強調制鏡與天下、以及百姓吉利之間的聯系，其“中國人民”在類似的鏡銘裡一般寫作“國家人民”。

　　“中國”“國家”等概念的趨同，緣於漢代長期穩定、四海人心空前聚攏。正因為如此，在漢鏡流布的同時，它們所承載的共同夢想也行之千裡。

　　那麼，銅鏡又何以具備超出實用性范疇的魔力呢？

　　據“中國大寧”銅鏡的銘文，賦予其超自然力量的，是來自“五行”的“氣”。至此，我們將目光向鏡子的中心移動。不難發現，陰陽五行觀念以具象的方式反映在圖像裡。紋飾位於銘文帶內側，以“博局紋”作為主體框架。博局，即博戲之局，原本有內外兩重方框，這裡為適合鏡子的形狀而作內方外圓的格局。中心的鏡鈕呈半球狀，原本指示四方的鈕座花瓣為了配合方框而轉向四隅。方框外側的一圈圓軌不見於真實博局，但串聯了博局紋的四個圓點，較為醒目。

　　其他圖案都以繁密的陽鑄細線構成，將十多個神靈和雲氣巧妙地穿插於以上圖案的空隙。有的神靈相貌十分怪異，例如，靠近鏡鈕的異獸身體就呈綿長的雲氣形。仔細端詳之下，青龍、朱雀、玄武、白虎皆備。這四個神常見於漢鏡，銘文也屢有提及，代表五行理論下的四方、四時。

　　就銅鏡紋飾的整體而言，由象征天地的式盤產生的博局紋，也呈現了陰陽循環。正如尹灣漢墓鏡銘所言，“刻治六博中兼方”“應隨四時合五行”。除了曲道代表的四維八荒，博局中心的圓鈕還寓意天地之中，它們一起組成了生生不息的世界。

　　在西漢后期到東漢前期的銅鏡紋飾裡，博局和四神的組合自成一格，今人一般稱為四神博局紋或四靈博局紋。漢代人普遍相信陰陽五行是萬物法則，順之則昌，因此與之相應的圖像當然也非俗物。四神博局紋絕不單純是審美或游戲的工具，而是足以祈求吉祥的媒介。

　　同一時期，類似的視覺模式不僅見於器物，還反映在建筑上。西漢末年，都城長安南郊出現過一組平面略呈正方形的殿堂，有的環以圓形壕溝，顯示出強烈的形式寓意。在四面諸門，還配以帶有四神圖案的瓦當。這些建筑包含國家施行典禮和祭祀的建筑——明堂和辟雍，與國計民生關系密切。有趣的是，一些四神博局紋鏡的銘文也曾提到“新興辟雍建明堂”。

　　明堂、辟雍，是由中央朝廷建造的，那銅鏡由誰設計？

　　前述銘文提到銅鏡的設計者為“聖人”“青蓋”。“青蓋”代稱皇帝，因鏡銘用字常有通假，常見的“青羊”或與之相通。此外，新莽之后以“尚方作鏡”起首的銘文也很流行。尚方，屬宮廷匠作。由此推斷，某些銅鏡圖像的基本結構很可能首創於朝廷，經過廣泛傳播，漸成各地區沿用和效仿的范式。強調陰陽調和、天人感應的四神博局紋，發端於帝國意志，契合於民眾心聲，即其中典型的一種。在漢代人手中，無形的理想以圖、文雙重形式顯現，融匯為會說話的圖像。

　　銅鏡的圖像固然誘人，最后，我們仍不應忘記它的正面。在以銅鏡照形的時代，假如離開了原始功能，鏡背的圖像有可能隨即失去觀者。

　　“中國大寧”銅鏡的銘文中，“光象日月，其質清剛”描述的恰是一面佳鏡的基本品質。漢代的昭明鏡上有相近的表述：“納清質以昭明，光輝象夫日月。”夸張的文辭並非虛妄，而是往往與漢鏡令人驚艷的工藝和屬性相匹配，構筑起天道與人力間的第一道橋梁。

　　昭明鏡西漢中期就已流傳，銘文常借物寄情，以明鏡自比，訴說相思。而在“中國大寧”的字裡行間，語氣變繾綣為避祛不祥的激昂。人們對鏡子優良性能的炫耀，似乎和對鏡子靈力的自信聯系在一起。藏道於器，一面銅鏡折射了宇宙和國家，更反映了億萬人不同而又相似的心境。

　　歲月推移，鏡面鏽蝕，歷史塵封了古代銅鏡的日用功能和哲學內涵，但辟邪迎祥的美好願望仍溫暖人心。　（王磊  作者系揚州大學美術與設計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