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我們搬新家了,住在8樓,有空您過來看看。”搬家那天,已結婚13年的劉正堂鼓起勇氣給遠在四川的岳父打了個電話,邀請從未來過他家的岳父過來走走。電話那頭,他的岳父連連答應。
劉正堂所說的新家,在雲南省昭通市靖安易地扶貧搬遷安置區。2019年12月18日,在外奔波了十幾年的劉正堂終於告別了30平米的出租房,帶著妻兒住進了兩室一廳一廚一衛的小區房。
“我做夢也沒想到,這輩子還能徹底離開兩紅岩。”劉正堂說,他的老家在昭通市彝良縣中鳴鎮麻窩村民委員會兩紅岩村民小組,那個出門就得爬坡下坎的“山卡卡(方言,指兩山之間比較平坦的地方)”,他生活了20多年。迫於生計,從2004年開始,他就在外過起了居無定所的生活。
“1999年,我高中畢業考取了西南林學院(現西南林業大學),但因家庭條件差等原因,最終隻能放棄。”劉正堂說,大學沒上成,在家種了幾年地后,便與其他兄妹一樣,來到沿海開啟了打工的生涯。
劉正堂介紹,2005年,他在福建一家工廠打工時,遇到了現在的妻子江群芳。“談了一年戀愛后准備結婚,但准岳父卻不同意。”
“當時我的家庭條件差,岳父不想讓女兒跟著我吃一輩子的苦,所以一直反對這樁婚事。”劉正堂說,岳父看著女兒不聽勸阻,執意要跟他結婚,便給他倆撂下了狠話:“你倆要是結婚,我一輩子也不會踏進你們家門檻。”
劉正堂家的老房子一角。(供圖)
“他說到做到,現在大的兒子都十二歲了,岳父一直沒來過。”劉正堂說,對於岳父撂下的“狠話”,他們一家也能理解,畢竟當時的家境十分糟糕,老家經歷了40年風雨的老房子,屋頂瓦片透著光,簡陋而危險﹔在昭通的出租屋,隻有30平米,根本住不下。
“做父母的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過上好日子,我們不敢怪岳父。”劉正堂說,他跟妻子江群芳結婚時連酒席都沒辦,這事兒他一直內疚到今天。
但劉正堂內疚的事,在江群芳看來並不重要。“我看中的是他的為人處事,並不在乎跟著他吃了多少苦,隻要兩人和和睦睦,再多的苦都是甜的。”江群芳說,他們也一直堅信,隻要努力,好日子總會來的。
2012年,劉正堂跟妻子結束了異鄉的生活,帶著6歲的兒子回到了雲南昭通,在市裡一水果批發市場旁花1500元租了一個30平米的房間,一家三口擠在裡面過起了拮據的生活。“后來嫌貴,就搬到了隻需600元一年的頂樓加蓋房,這一住就是7年。”劉正堂說。
為了能給家人創造一個更好的生活條件,劉正堂在水果批發市場蹬起了三輪車。“每天起早貪黑,活兒多的時候,一天能掙一百多元,沒活兒的時候,一分錢也掙不到。”劉正堂說,妻子也在市裡的一家服裝店打工,一個月隻有1500元的收入。雖然很努力,但他們每年都得借錢用,年年入不敷出,最終被認定為建檔立卡貧困戶。
2018年,昭通吹響了“挪窮窩、斷窮根”的建設號角,在昭陽區靖安鎮選址建設跨縣安置區,劉正堂成為異地扶貧搬遷的對象。
劉正堂住的小區一角。(人民網 虎遵會 攝)
2019年12月18日,劉正堂舉家搬到了距離昭通市區隻有20多公裡的靖安,住上了兩室一廳一廚一衛的小區房。與他一同搬家的,還有來自大關、永善、昭陽等6縣(區)的近千戶建檔立卡貧困戶。
告別大山,如何才能讓搬遷群眾有活兒干、有錢賺,當地黨委政府積極擇優選擇企業落戶當地,在安置區打造“扶貧車間”,讓搬遷群眾搬得出、穩得住、能致富。在扶貧挂包干部的推薦下,劉正堂也到安置區就業創業扶貧工作站提供的公益性崗位上班。
劉正堂說,告別了大山的束縛,他們一家也算是開啟了新的生活。“現在我每月能拿到1400元的補助,妻子江群芳則跟老鄉合伙,在安置區開了個佔地600-700平方米的家具店,自己當起了老板。”
劉正堂帶著兩個孩子。(人民網 虎遵會 攝)
“要不是黨的好政策,真不敢想這輩子還能離開麻窩村,住上小區房。”劉正堂說,居無定所的日子早就過夠了,能住上這麼好的房子,也算是對得起岳父和妻兒了,也有足夠的勇氣邀請岳父來家“認門”了,相信以后的日子會越過越紅火。
說完,劉正堂又拿起電話,聯系剛搬遷過來的群眾,落實他們的務工需求。忙活幾分鐘后,劉正堂才挂斷電話,回頭說:“這幾個剛來的,我已跟扶貧車間聯系好了,明天就可以帶他們過去上班,確保每個搬遷過來的群眾都能有活兒干,有錢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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