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流一物:铜镜说,中国大宁

2020年04月03日09:56  来源:中国青年报
 
原标题:铜镜说,中国大宁

  文物:“中国大宁”鎏金铜镜

  墓葬年代:西汉后期

  出土地点:湖南省长沙市伍家岭

  保存地点:中国国家博物馆

  东汉“中国人民”铜镜,武汉博物馆藏。

  “中国大宁”铜镜铭文局部。无独有偶,广西的一面东汉铜镜上也曾写出“中国大宁”。

  明月掌上寒,团团复皎皎。镜子是个神奇的东西。人揽镜自照,可看着镜中老翁,又忆起旧朱颜来,生出年华流逝的感叹;扣下镜面不再去看,它却用背面示以四方、天下,替远人诉说“见日之光,长毋相忘”,此中尽是时空的羁绊。

  四千年前齐家文化的铜镜背面便饰有七角星纹,大概圣人观象制器,以圆镜“光象日月”,早有深意。“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古往今来,芸芸众生都以镜借日月光自照,个体与众生、自我与天下的诸多节点,便因此联结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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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件古代日用器仅有使用功能吗?汉代铜镜的回答方式极其巧妙。

  镜子原本的作用是照形。借助光的反射,平滑的镜面能映照使用者的形貌,达到自我观看的目的,因此被视为古代铜镜的正面。而在镜子的背面,除了辅助照形的结构外,通常饰有浮雕图像。这些图像便成为人们日常观看的另一种对象。

  西汉时,中国人沿用已久的铜镜发生形式上的嬗变,装饰纹样别开境界,文字也不时被措置其间。铭文与纹饰一同制作,构成了图像的整体。它们如同器物诉说的话语,使我们听到了铜镜被赋予的复杂意义。

  认识铜镜,在翻转之间。今人更多留心镜背。

  湖南长沙自战国以来即富产佳镜。1951年秋至1952年春,长沙北郊的考古工作并不起眼,发掘中获得的一面鎏金铜镜却登上历史的前台。铜镜出自西汉后期一座规格居墓群上等的墓葬,主人应生活于长沙国或新莽时的填蛮郡,姓名不详。今天看来,在数量巨丰的汉镜中,这面镜子制作精良,但采用的是当时流行的图像模板,内容和风格本不足以称奇。其之所以赢得世人瞩目,缘于铭文中不同一般的“中国大宁”四字。

  我们的观察不妨从铭文开始。该镜铭文布于外圈,篆体阳铸,顺时针排列,邻字上下相接,共计52字:“圣人之作镜兮,取气于五行。生于道康兮,咸有文章。光象日月,其质清刚。以视玉容兮,辟去不祥。中国大宁,子孙益昌。黄裳元吉,有纪纲。”

  汉代铜镜的铭文多作吉语,颇具模式化特点。这段话恰恰概括了当时人造镜的普遍思维,容纳了关于铜镜多重功能的解释。光亮、坚硬的镜子非但可以“视玉容”,而且能够“辟去不祥”。何谓“辟去不祥”,后文提到,不仅是使用者家庭美好,还包括“中国大宁”,乃至万物合序“有纪纲”。这等宝器,即便死亡也不能令主人割舍爱恋。

  类似的祝福我们时常能从汉镜上找到,引人注意的是“中国”的用法。

  与西周何尊铭文里的“宅兹中国”不同,这里的“中国”指汉帝国,地域已不局限在洛阳或狭义的中原。《史记》《汉书》皆有“中国一统”的说法,长沙虽远居南土,当然也属于中国。

  另外,武汉博物馆收藏的一面东汉铜镜写有“青盖作镜四夷服,多贺中国人民富,云雨时节五谷熟。”这段话犹如“中国大宁”的扩写,强调制镜与天下、以及百姓吉利之间的联系,其“中国人民”在类似的镜铭里一般写作“国家人民”。

  “中国”“国家”等概念的趋同,缘于汉代长期稳定、四海人心空前聚拢。正因为如此,在汉镜流布的同时,它们所承载的共同梦想也行之千里。

  那么,铜镜又何以具备超出实用性范畴的魔力呢?

  据“中国大宁”铜镜的铭文,赋予其超自然力量的,是来自“五行”的“气”。至此,我们将目光向镜子的中心移动。不难发现,阴阳五行观念以具象的方式反映在图像里。纹饰位于铭文带内侧,以“博局纹”作为主体框架。博局,即博戏之局,原本有内外两重方框,这里为适合镜子的形状而作内方外圆的格局。中心的镜钮呈半球状,原本指示四方的钮座花瓣为了配合方框而转向四隅。方框外侧的一圈圆轨不见于真实博局,但串联了博局纹的四个圆点,较为醒目。

  其他图案都以繁密的阳铸细线构成,将十多个神灵和云气巧妙地穿插于以上图案的空隙。有的神灵相貌十分怪异,例如,靠近镜钮的异兽身体就呈绵长的云气形。仔细端详之下,青龙、朱雀、玄武、白虎皆备。这四个神常见于汉镜,铭文也屡有提及,代表五行理论下的四方、四时。

  就铜镜纹饰的整体而言,由象征天地的式盘产生的博局纹,也呈现了阴阳循环。正如尹湾汉墓镜铭所言,“刻治六博中兼方”“应随四时合五行”。除了曲道代表的四维八荒,博局中心的圆钮还寓意天地之中,它们一起组成了生生不息的世界。

  在西汉后期到东汉前期的铜镜纹饰里,博局和四神的组合自成一格,今人一般称为四神博局纹或四灵博局纹。汉代人普遍相信阴阳五行是万物法则,顺之则昌,因此与之相应的图像当然也非俗物。四神博局纹绝不单纯是审美或游戏的工具,而是足以祈求吉祥的媒介。

  同一时期,类似的视觉模式不仅见于器物,还反映在建筑上。西汉末年,都城长安南郊出现过一组平面略呈正方形的殿堂,有的环以圆形壕沟,显示出强烈的形式寓意。在四面诸门,还配以带有四神图案的瓦当。这些建筑包含国家施行典礼和祭祀的建筑——明堂和辟雍,与国计民生关系密切。有趣的是,一些四神博局纹镜的铭文也曾提到“新兴辟雍建明堂”。

  明堂、辟雍,是由中央朝廷建造的,那铜镜由谁设计?

  前述铭文提到铜镜的设计者为“圣人”“青盖”。“青盖”代称皇帝,因镜铭用字常有通假,常见的“青羊”或与之相通。此外,新莽之后以“尚方作镜”起首的铭文也很流行。尚方,属宫廷匠作。由此推断,某些铜镜图像的基本结构很可能首创于朝廷,经过广泛传播,渐成各地区沿用和效仿的范式。强调阴阳调和、天人感应的四神博局纹,发端于帝国意志,契合于民众心声,即其中典型的一种。在汉代人手中,无形的理想以图、文双重形式显现,融汇为会说话的图像。

  铜镜的图像固然诱人,最后,我们仍不应忘记它的正面。在以铜镜照形的时代,假如离开了原始功能,镜背的图像有可能随即失去观者。

  “中国大宁”铜镜的铭文中,“光象日月,其质清刚”描述的恰是一面佳镜的基本品质。汉代的昭明镜上有相近的表述:“纳清质以昭明,光辉象夫日月。”夸张的文辞并非虚妄,而是往往与汉镜令人惊艳的工艺和属性相匹配,构筑起天道与人力间的第一道桥梁。

  昭明镜西汉中期就已流传,铭文常借物寄情,以明镜自比,诉说相思。而在“中国大宁”的字里行间,语气变缱绻为避祛不祥的激昂。人们对镜子优良性能的炫耀,似乎和对镜子灵力的自信联系在一起。藏道于器,一面铜镜折射了宇宙和国家,更反映了亿万人不同而又相似的心境。

  岁月推移,镜面锈蚀,历史尘封了古代铜镜的日用功能和哲学内涵,但辟邪迎祥的美好愿望仍温暖人心。 (王磊  作者系扬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讲师)

 

(责编:木胜玉、朱红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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