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家版本館中央總館展出的明刻本《大唐西域記》。　中國國家版本館中央總館供圖

　　在中國國家版本館中央總館“斯文在茲——中華古代文明版本展”展出的宋、明兩套12卷全本《大唐西域記》，記錄了唐代中國主動學習域外文化的探尋之旅。

　　習近平主席指出：“中國唐代玄奘西行取經，歷盡磨難，體現的是中國人學習域外文化的堅韌精神。”千年前的玄奘西行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和現實影響，超越了對佛學知識的探求，彰顯了中國古人對異域文明的向往和對理想主義的渴求。正如玄奘述錄“隨所游至，略書梗概，舉其聞見，記諸慕化”，《大唐西域記》為絲綢之路上中外文化的交流與融合留下重要見証。

　　回響千年的絲路跫音

　　古絲綢之路綿亙萬裡，延續千年，貫通起中外文化交往，留下眾多歷史名人的足跡，用腳步丈量世界的玄奘法師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

　　唐代貞觀初年，玄奘西行取經，歷時十數年，行程5萬裡。歸國后，由玄奘口述親身游歷西域的見聞，經其弟子辯機筆錄，於貞觀二十年（公元646年）成書《大唐西域記》。全書共12卷、10萬多字，按照玄奘行程順序，記述了他親身游歷的110個及路途傳聞所知的28個城邦、地區和國家的概況，翔實記載了當時被稱為“西域”的中國西部、南亞、中亞和西亞等廣大地區的面積、都城、地理、農業、商業、風俗、文藝、語言、文字、貨幣等情況。如還原成當下的國家地域，這些地區覆蓋了南亞的印度、巴基斯坦、尼泊爾、孟加拉國、斯裡蘭卡等國，也包括中亞的烏茲別克斯坦、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國，還有西亞的伊朗、阿富汗等國，以及地中海以東、中南半島、印度尼西亞等。

　　《大唐西域記》是記載公元7世紀上述國家和地區情況最系統、最詳細的版本，拓寬了當時中國人的眼界，反映了絲路之上世界文化的交流與融合，也為后世保存了珍貴史料，為考古發掘提供寶貴線索。對照《大唐西域記》的記載，規模龐大的那爛陀寺遺址和藝術瑰寶阿旃陀石窟等著名文化古跡得以發掘和復原。可以說，《大唐西域記》的問世對中國乃至世界文化都有著突出貢獻。

　　化身千百的版本傳續

　　在重視典籍保護的中國，《大唐西域記》得到較好的收藏與傳承：唐、宋、元、明、清史學目錄和歷代藏經皆著錄其書，清代編《四庫全書》也有收錄。目前所知的《大唐西域記》古寫本多達數十種，現存較早的寫本為新疆吐峪溝石窟出土的寫本殘卷，此外還有敦煌寫本殘卷、福州藏本和金藏本等。年代最早的刻本有北宋崇寧二年福州等覺禪院刊刻的版本，僅存卷四。中國國家版本館中央總館現展出兩種版本，其一為宋刻本（12卷），原書經折裝，字跡疏朗﹔其二是明刻本（12卷），此版本為線裝本，每半葉10行，大字每行20字，版心從上至下鐫刻書名、卷次和頁碼。

　　進入當代，《大唐西域記》出現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版本。197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章巽校點版﹔1981年，中華書局影印向達輯古本三種，包括敦煌本、福州藏本和金藏本﹔1985年，中華書局出版由季羨林等校注的版本，1991年依據該版本最新校注和今譯本翻譯成印地文版，由外文出版社出版，並於2015年再版。

　　《大唐西域記》以其獨特的魅力廣泛流傳，影響力超越了時代與疆域。從19世紀開始，伴隨東方學和宗教比較學逐漸興起，《大唐西域記》成為世界各國學者格外關注的中國文化典籍之一，被譯成俄文、英文、法文、日文等多種文字。1845年，俄羅斯學者瓦西裡耶夫將其譯為俄文，該版本未出版，稿本目前收藏於俄羅斯科學院檔案館。19世紀50年代，法國漢學家儒蓮翻譯的法文版在巴黎出版，以小開本、低價格向社會普及，轟動歐洲歷史和考古學界。在儒蓮法譯版基礎上，英國漢學家塞繆爾·畢爾於1884年翻譯出版了兩卷英譯版。近20年后，英國著名東方學家托馬斯·瓦特斯重譯出版《大唐西域記》，並附有大量注釋和考証，具有較高的學術研究價值。

　　《大唐西域記》在歐洲獲得高度評價后，再次吸引了日本學界的關注。1911年，日本學者羽田亨以高麗版為底本，參考宋明版大藏經及日本藏古寫本，出版了京大本。1912年，堀謙德的《解說西域記》刊行。回顧歷史，《大唐西域記》100多年來的傳播具有著世界意義。

　　版本是中華文明的載體和媒介，見証了中華文明以開放包容之姿與其他文明交流互鑒的歷史。問世至今1300多年，《大唐西域記》歷久彌新，愈加散發版本記史的恆久魅力與聯結文明交流的新鮮活力。當下，我們重溫《大唐西域記》，令這一珍貴典籍煥發新的生命力，發揮出更大的當代版本價值，有助於講好文明交往、交流、交融的動人故事，讓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絲路精神從歷史走進現實，續寫人類文明交流互鑒的佳話。（作者單位：中國國家版本館中央總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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