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犯罪是重要的社會問題。我國古代從刑事責任年齡、處罰制度等方面對未成年人犯罪進行規制，其中恤幼原則貫穿於古代未成年人犯罪立法及裁判的始終，體現了古代規制未成年人犯罪的立法技藝與水平。這對當下治理刑事犯罪低齡化，以及預防未成年人犯罪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

　　刑事責任年齡

　　據《禮記·曲禮》記載：“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周禮·秋官·司刺》提出“三赦”：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對於“幼弱”等，可赦免罪過。一般認為，這是古代最早的有關刑事責任年齡的規定。漢代鄭玄對此注曰：“幼弱、老耄，若今律令年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他皆不坐。”即根據漢代的律令，八歲以下者，除非是殺人，否則即使犯罪也不受刑罰。戰國《法經》中規定：“罪人年十五以下，罪高三減，罪卑一減。”對於年齡未滿十五歲的犯罪人，根據犯罪的性質和情節的輕重，減輕處罰。漢代關於刑事責任年齡的規定主要見於詔令之中。如漢惠帝曾頒布詔令規定：“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滿十歲，有罪當刑者，皆完之。”

　　唐代立法技術臻於成熟，其對刑事責任年齡進行了明確分類，作出了嚴謹、細致的規定，並為后代所繼承、借鑒。《唐律疏議·名例律》規定：“諸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廢疾，犯流罪以下，收贖。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篤疾，犯反、逆、殺人應死者，上請﹔盜及傷人者，亦收贖。余皆勿論。九十以上，七歲以下，雖有死罪，不加刑﹔即有教令，坐其教令者。”此即將未成年人刑事責任年齡細分為十五歲以下、十歲以下和七歲以下三個年齡段，根據犯罪的輕重，減輕責任的程度也有一定區別。

　　宋代沿襲了《唐律疏議》中的規定，《大明律》沿用了唐宋的收贖制度。同時，元明兩代也延續了唐代審查刑事責任年齡的規定。

　　總體而言，古代關於未成年人刑事責任年齡的規定在唐代之前略有差異，在唐代之后基本固定並沿用至清末，具有相對的固定性和延續性。刑事責任年齡的劃分體現了中華法系的經驗與智慧，反映了封建統治階級的“仁政”思想以及歷代立法對未成年人的特殊保護。

　　刑事處罰

　　古代主張“明德慎罰”，強調德刑並用，反對專任刑罰。對於未成年人犯罪的處罰，一方面，強調預防和報應並重﹔另一方面，注重改造為主，處罰為輔，結合具體情況對未成年罪犯免除或減輕刑罰。

　　免除刑罰。對於特定情況的未成年人犯罪，免除其刑罰，並通過宗族、社會等對其進行教化。如西周的“三赦”之法規定“非手殺人，他皆不坐”。

　　減輕刑罰。其一，減免死刑。如漢成帝時期規定：“年未滿七歲，賊斗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其二，適用上請和收贖制度。上請制度，指司法官吏不得擅自審理而必須奏請皇帝裁決的制度，一般適用於皇室宗親、貴族等犯罪，是一種封建等級特權制度。此外，也適用於事關重大但情節可以原宥的案件。如《宋刑統》規定，“十歲以下……犯反逆、殺人應死者上請”，此即考慮到犯罪人不滿十歲，基於恤幼原則予以特殊對待。收贖制度，指用財物贖免刑罰，主要適用於輕罪（一般為笞、杖、徒）。如《唐律疏議·名例律》規定，“十五以下……犯流罪以下，收贖”“十歲以下……盜及傷人者，亦收贖”。

　　適用原則

　　針對未成年人犯罪，無論是定罪量刑還是刑罰執行，主要適用以下原則。

　　預防原則。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后，儒家思想就成為中華法系的指導思想，並在此基礎上逐漸形成了外儒內法、儒法合流的治理格局。而“化民之道，固在政教，不在刑威也”，古代對於未成年人犯罪重在預防、教化，主要從“學校—宗族—社會”三個維度展開。在學校方面，通過教育，普及法律知識。在宗族方面，正如《呂氏春秋》所載，“一家之教化，即朝廷之教化”，族規、家規的宣傳教化是預防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方式。在社會方面，通過公示法律、公開宣判、公開行刑等方式，進行法律宣傳，以震懾、警戒未成年人，防止其違法犯罪。

　　恤幼原則。對於未成年人犯罪，古代法律採取了寬宥、體恤未成年人的恤幼原則，對未成年人進行傾斜性保護。具體體現在刑事責任年齡、刑罰以及訊問等方面。如《唐律疏議》結合具體情況對未成年人犯罪進行處罰，輕重有別，避免了機械化、簡單化，兼顧“內聖外王”與“德政禮教”，樹立了立法標杆。此外，考慮到未成年人的身心承受能力，在訊問方面也對其予以保護，如《唐律疏議》規定對十五歲以下的未成年人“並不合拷訊”，如果司法人員違法，則“以故失論”。

　　憫囚原則。憫囚制度基本成型於秦漢。漢景帝曾詔令“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者未乳，師、朱（亦作‘侏’）儒當鞠（亦作‘鞫’）系者，頌系之”。其中“頌系之”，即寬容拘系，對八歲以下未成年罪犯當關押者，不戴械具，以減輕其身體負擔。《唐六典》也規定：“杖笞與公坐徒及年八十、十歲、廢疾、懷孕、侏儒之類皆訟（亦作‘頌’）系以待斷。”即體現了布德恤刑的思想，以及恩威並施的憫囚原則。（朱會良 作者單位：山東省日照經濟技術開發區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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