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南省檔案館 供圖

1945年，中國醫藥研究所、雲南藥物改進所研究考証《滇南本草》，編印了《滇南本草圖譜》（以下簡稱《圖譜》），這是中國首次利用現代植物學對傳統本草進行科學研究，是我國本草醫藥文獻考証的開山之作。《圖譜》誕生於抗戰烽火中，成書過程艱辛而曲折，具有重要的科學和文獻價值，也蘊藏著深厚的人文內涵。

《滇南本草》：薪火相傳的文明之光

雲南藥用植物種類豐富，中醫藥歷史文化底蘊豐厚。蘭茂《滇南本草》成書於明正統元年（1436年），早於李時珍的《本草綱目》140余年，是我國現存最早、最完整的地方性本草。《滇南本草》來源於實踐，是一部體系完整、內容詳實的本草學著作和醫藥文獻，兼具實用性和文獻價值。《滇南本草》對后世影響深遠，后人對它的修訂、抄印和研究一直未曾中斷，讓這份古老的文獻在歷史長河中始終煥發著郁郁生機和璀璨的文明光輝。

《滇南本草》在流傳過程中，先后形成了10余種抄本和刻本，其內容也不斷被其他著作吸納和引用。1848年，清代植物學家吳其濬所著的《植物名實圖考》（以下簡稱《圖考》）刊印行世，《圖考》記載植物1700余種，圖文並茂，考據翔實，是傳統本草學向近代植物學過渡的重要著作。吳其濬“宦跡半天下”，得以考察和認識祖國豐富的植物資源，他擔任雲南巡撫、雲貴總督期間，致力於收集和研究當地植物，《圖考》收錄雲南植物370種，引用《滇南本草》近70次。

隨著近代植物學的發展，人們對雲南植物有了更明晰的認知，植物學家秦仁昌如此描述雲南植物的豐富程度：“非唯獨冠全國各省，抑且為全世界植物種類最富饒之一區。”雲南是植物學家夢寐以求的樂園，近代以來，到雲南採集和考察植物的中西方學者絡繹不絕。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國立西南聯合大學遷到雲南昆明辦學。清華大學生物系教授、植物學家吳韞珍隨校遷到昆明后，就廢寢忘食地投入到植物研究中，他以《滇南本草》和《圖考》為基礎文獻，結合實物與標本，考証當地的草藥和花卉。

吳征鎰是吳韞珍的學生，畢業留校后擔任吳韞珍的助教。吳征鎰隨“湘黔滇旅行團”步行抵達昆明后，就參與到吳韞珍對雲南植物的研究考証工作中。

“科學孤島”上的堅守者

1941年，為解決大后方缺醫少藥的困境，國民政府教育部下令組建“中國醫藥研究所”（以下簡稱“研究所”），由北平研究院生理學研究所（1938年遷到雲南昆明）所長經利彬主持其事，並兼任醫藥研究所所長。經利彬邀請吳韞珍創辦藥用植物研究組，作為該所的先行者。研究所設在昆明市西北郊大普吉陳家營一間狹窄的土主廟裡，器材、圖書都十分緊缺。當時，吳韞珍貧病交加，吳征鎰生活也十分困窘，隨老師一同到醫藥研究所兼職。1941年6月，吳韞珍不幸病逝，吳征鎰繼承老師遺志，承擔起他在西南聯大的教學任務和研究所待開展的《圖譜》編寫工作。

1942年8月，雲南省建設廳與中國醫藥研究所合組“雲南藥物改進所”（以下簡稱“改進所”），所長由省建設廳廳長兼任，副所長由經利彬兼任，改進所經費由建設廳與研究所共同負擔，技術推進及業務工作由研究所承擔。改進所辦公地址設在東升街省建設廳附近，具體業務則在市郊陳家營的研究所內開展。

改進所宗旨是研究、改進、推廣雲南本地藥物，計劃開展調查採集野生藥用植物、推廣種植藥用植物、編制藥用植物圖譜等工作。抗戰時期，經濟蕭條，改進所經費和人員有限，調查採集和推廣種植藥用植物進展均不如預期。改進所成立之前，吳韞珍、吳征鎰對雲南藥用植物的研究已經卓有成效，改進所組建后，編寫《圖譜》工作得以持續推進。

《圖譜》的編印條件十分簡陋，不僅空間狹小，器材和圖書也十分缺乏，打字機是從聯大生物系標本室借的，書籍文獻則向聯大生物系、雲南農林植物研究所和清華大學農業研究所等機構借閱。

改進所遭受的困境，是當時中國科學界的縮影。1943年3月，英國科學史家李約瑟到訪雲南昆明，考察大后方的中國科技。當時的中國戰火紛飛，科學文化事業舉步維艱，科學界與海外聯絡中斷，成了“孤島”，李約瑟在日記中寫道：“他們的大學及政府的實驗室全遭摧毀，科學圖書館或被焚毀，或撤退到西部，從1941年起他們全部被封鎖，完全隔絕。”讓李約瑟感慨的是，不論處境如何艱難，中國學者始終未曾中斷科學事業，並克服困難創造了豐碩的科研成果，他眼中的昆明是“戰時中國的科研重鎮”。

改進所是“科學孤島”上的堅守者，他們推進的事業是戰時中國科研成果的重要組成部分。李約瑟參觀改進所時，吳征鎰等人在艱苦環境裡辛勤工作的情形給他留下深刻印象：“實驗室設在古老的廟宇裡，在大廳裡，巨大的觀音塑像下面安放著印刷機，他們正在印刷科學簡報。”李約瑟看到的“科學簡報”，實則是正在印制中的《圖譜》。

本草考証的開山之作

《圖譜》的作者署名四人：經利彬、吳征鎰、匡可任、蔡德惠。經利彬時任中國醫藥研究所所長、雲南藥物改進所副所長，承擔了《圖譜》中藥用植物的藥理分析工作，這項研究在國內尚屬空白。經利彬囿於行政事務，《圖譜》主要由吳征鎰、匡可任、蔡德惠等“自寫、自畫、自印”完成。當時，三人都才20多歲。

吳征鎰在改進所是兼職，卻主管植物組，且自1938年起，就已經與吳韞珍合力研究雲南藥用植物，是編制《圖譜》的核心成員，承擔了大部分的研究考証工作。抗戰期間，吳征鎰曾多次到大理、麗江、保山、德宏等地調查採集，對雲南植物富源有深刻了解，加之編制《圖譜》的經歷，讓他堅定了將研究雲南植物進而研究全國植物作為終身志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吳征鎰成為著名植物學家、工程院院士。

匡可任曾留學日本，主攻林學，日本侵華后，他毅然回國，先后在戰區教師貴州服務團、騰沖中學任職，在雲南農林植物研究所工作期間，他認識了吳韞珍、吳征鎰，因與師生二人志趣相投，遂轉入改進所工作。匡可任曾到開遠、文山、西疇、麻栗坡、硯山等地採集植物，他採集的標本為編制《圖譜》提供了實物參考。匡可任精於植物形態學，精研石印和繪圖技藝，設計了《圖譜》版式，繪制了部分形態圖。

蔡德惠就讀於西南聯大生物系，畢業后擔任吳征鎰的助教，全程參與了《圖譜》的編制工作，繪制了10幅植物形態圖，並撰寫了植物形態描述和圖版說明。1945年《圖譜》完成不久，蔡德惠突染重疾，不治身亡，時年約22歲。

1943年李約瑟到訪改進所時，《圖譜》已經編寫完成並開始刻印。《圖譜》的印制進展並不順利，據雲南省檔案館館藏檔案《雲南藥物改進所概況》（1943年）記述，原因是“紙張及印刷費昂貴”，須另請專款才能繼續印刷。直到1945年4月，《圖譜》方才印制完成。

《圖譜》考証了《滇南本草》中記載的金鐵鎖、常山、白芷、臭靈丹等25種藥用植物，藥物說明包括釋名、《滇南本草》原文、基於現代植物解剖學的形態描述、考証、分布、藥理、圖版說明等，其中有吳韞珍、吳征鎰共同發現的新屬——金鐵鎖屬。25種植物均繪制了詳細的實物外形圖和花、實、葉、根的解剖圖。《圖譜》開創了本草文獻結合植物分類學的先例，吳征鎰稱其為我國“植物考據學”的濫觴之作。

不朽的人文豐碑

改進所的計劃是逐集編寫印制《圖譜》，以持續深入研究《滇南本草》。遺憾的是，第一集剛印出，中國醫藥研究所就奉令解散了，人員隨之遣散，改進所也無法再維持，《圖譜》后續編印計劃被迫終止。

醫藥研究所解散時，《圖譜》大部分呈交教育部，之后下落不明，導致該書未能公開發行流通。長期以來，學界和公眾對這本書的知曉度並不高，能目睹原書的人更是稀少。研究所解散之際，雲南省建設廳接收了研究所余下的部分圖書資料，其中有《圖譜》原件一式兩份，這份珍貴的檔案文獻館藏於雲南省檔案館，為后人了解和體認那段歷史留存了珍貴史料。

在《圖譜》編制過程中，吳韞珍與蔡德惠先后病逝，為該書增添了濃厚的悲痛色彩。《圖譜》成書時，吳征鎰在附志裡專文記述了吳韞珍對該書的貢獻。

時至今日，《圖譜》的原創人員均已作古，但他們的精神仍舊長存人間，並未隨時間的流逝而消失、黯淡。生命會終止、消亡，但精神的力量卻會一直發揚傳承下去，凝聚成一座不朽的人文豐碑，激勵后人不斷前行。（胡正剛  作者單位：雲南省檔案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