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用型高校的提出和發展有其歷史沿革。1998年我國學術界首次提出“應用型本科”概念，2001年教育部在長春召開“應用型本科人才培養模式研討會”，首次在政策層面提出“應用型本科教育”概念，這標志著應用型高校從學術討論進入政策實施階段，此后各地開展實踐探索。

　　2015年教育部、國家發展改革委、財政部三部委聯合印發《關於引導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應用型轉變的指導意見》，明確推動600余所地方本科高校轉型。直到2017年，教育部關於“十三五”時期高等學校設置工作的意見明確提出研究型、應用型和職業技能型三大高校類型。2025年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中強調，按照研究型、應用型、技能型等基本辦學定位，分類推進高校改革發展。

　　作為介於研究型高校和技能型高校之間的高校類型，應用型高校本質是建立在普通教育基礎上的本科層次的應用型專業性教育。應用型高校的核心特征：一是應用型，主張以“應用”為核心理念，追求知識運行效率與價值的最大化，學科結構側重應用導向，專業教育側重行業需求，教學過程側重實踐訓練，人才培養側重技術實踐。二是地方性，地方性是應用型高校的衍生屬性，即辦學定位錨定所在區域、服務面向聚焦地方需求、資源獲取依托地方供給，通過深度嵌入地方制度環境，與區域經濟社會形成協同發展、同頻共振的關系，所以其辦學理念帶有鮮明的地域烙印。

　　然而在現有高教分類框架下，處在研究型高校和技能型高校“中間地帶”的應用型高校，其生存環境與發展態勢並不樂觀。與研究型高校相比，應用型高校建校時間短，在辦學基礎、師資力量、資金投入、社會資源獲取等方面都比較薄弱，兩者根本不在一個量級上。與技能型高校相比，應用型高校的“親產業性”、服務地方能力和畢業生就業質量等方面還有待提高。面對前后夾擊，應用型高校陷入了“高不成低不就”的尷尬境地，從而迫使其處在了高等教育體系的“中部塌陷”位置。

　　造成應用型高校的“塌陷”現狀是多方博弈的結果。究其根源，主要在兩個方面：

　　一是政策失衡。研究型高校長期受“985”“211”“雙一流”等專項支持，技能型高校也有“國家示范院校”建設工程、“雙高計劃”等政策扶持，而對應用型高校的關注明顯不足，精准扶持的政策更是少之又少，應用型高校僅獲基礎性保障，缺乏專項發展路徑，但對其考核的指標，往往又更加適用於研究型高校。

　　二是高校定位游離。對比研究型、技能型高校，應用型高校要直面行業、產業、崗位、職業、市場等要素，它是不斷變化的，是最難辦的大學類型，比如在新一輪審核評估中，很多應用型高校都希望定位於學術型人才的培養，似乎這樣顯得自己的層次更高，實際上其學科專業課程對學術型人才的支撐遠遠不夠。這必然導致它在辦學定位上的游離、不確定，有時模仿研究型高校導致“學術漂移”，有時仿效技能型高校向下兼容，生態位重疊。

　　應用型高校要實現從“塌陷”到“崛起”的蝶變，需要匯聚行政干預、市場介入和應用型高校類型特質最大合力。

　　一是構建政策支持體系。政府要在明確應用型高校身份的基礎上，搭建從點到面、從短期到長期、從局部到全局，依次遞進、逐步提升的一體化政策框架，為應用型高校發展提供穩定的政策環境。首先，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中確立應用型高校類型定位，賦予其制度自信﹔其次，要在短期內加大對應用型高校的財政投入，提高應用型高校的生均撥款，嚴格保証政府對應用型高校的經費投入按一定的年比例增長提高，或設立應用型高校“雙一流”計劃等專項計劃，而在長遠規劃裡，要下放專業設置、教師聘用自主權，建立政校企定期協商機制等，給予應用型高校自由寬鬆的發展空間。

　　二是優化市場資源配置。市場在助力應用型高校建設的過程中，要處理好做大蛋糕和切好蛋糕的關系，做大蛋糕就是做大經濟體量，為應用型高校的發展崛起奠定基石，切好蛋糕就是有限介入，防止應用型高校內部要素過度市場化。首先，借勢產業升級，擴大應用型人才需求基本盤，這也為應用型高校群體的崛起提供堅實的基礎。其次，規范市場介入，由於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有盲目性與片面性，容易產生“馬太效應”，因此要引導資本投向教育投資、科技成果轉化、國際教育服務等非核心領域。

　　三是強化應用型類型特質。應用型高校要在堅持應用型辦學方向的基礎上，彰顯教育類型特質，走內涵發展、特色發展和融合發展之路。首先要走內涵發展之路，重構課程體系、強化應用科研、優化師資結構，提升人才培養質量﹔其次要走特色發展之路，要找准獨特生態位，堅持“不是第一就是唯一”的原則，以特色求生存、以特色求發展，錯位辦學、錯層培養，不斷凝練特色、堅持特色﹔最后，要走融合發展之路，要瞄准地方、貼近地方、融入地方，深化產教融合機制，構建“校地互動、校城共生”發展模式。（賈文勝  作者系嘉興南湖學院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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